父亲在过完他七十八岁的生日之后，记忆力一落千丈。我的弟弟哲娃打电话对我说，如果你有时间，就回来看看父亲，他已经不认识人了。他时常把我当成是你，可一摸到我脖子时，他就说，你不是叫花子，叫花子这里有块疤！

       我听了这话，眼泪都出来了。

       我去找我的领导。领导正喊我开会。一周两次的会，雷打不动，主要分析前半周的工作，安排后半周的工作。我说： “领导，我要请假。” 领导说： “你请假干什么？” 我说： “我要看我父亲。” 领导说：“上个月你不是回去了吗？” 我说： “我父亲认不到我了，我要回去。”领导说： “既然认不到你，回去也没多大用呀。” 我说： “我要回去。我心里慌。” 领导说： “这个月的业务分析材料谁来弄？” 我说： “我不管。我要回去。” 领导拿我没办法，只好批了我的假。

       我请了一个星期假。我回到了我的山村老家。那天太阳亮晃晃的，我满头大汗进了屋。弟弟不在。莲花和鼻涕虫也不在。弟媳妇说： “不知道你今天回来，要不，哲娃骑摩托到镇里接你一下。”

我说： “哲娃呢？” 弟媳妇说： “到山里砍树去了。” 我说： “ 莲花和鼻涕虫呢？” 弟媳妇说： “都读书去了。” 我说： “莲花初中快毕业了吧？” 弟媳妇说： “ 成绩差得要死。” 我说： “ 鼻涕虫应该好些吧？” 弟媳妇说： “这个学期数学考了八十分。” 我问： “爹呢？” 弟媳妇说： “他要跟哲娃上山，哲娃不要他去。他现在应该在仓屋场那边。他认不到人了。”

       仓屋场是我们村生产队时期的仓屋，旁边有一大块水泥晒谷坪。小时候，那里是我最快乐的地方，也是我最难忘的地方。我和村里的孩子们经常到那里爬屋梁，揭瓦片，找麻雀窝。有时，我们还会在晒谷坪里放电影。电影放起来很简单。在晒谷坪树一根竹竿，拉一根长线到仓屋楼上，再要光子岩把他爹那把手电筒偷来，对着仓屋楼上照。电影就算开始了。我们一帮子人爬的爬楼，翻的翻筋斗，跳的跳，唱的唱，打枪的打枪。解放军和敌人这个时候也就越来越明显了。做敌人的，都是些跟屁虫，或者是没有多大地位的。我的弟弟哲娃，那时还小，也跟在我屁股后面乱跳。我喊了几句，把右手变成一把手枪，对准我弟弟，就是一枪。我弟弟没有倒。他望着我呵呵地笑。我一下子就火了。他不但没倒，鼻涕还流得那么长，舌头竟然在舔。我一巴掌打过去，他倒了，哇哇大叫。不巧的是，父亲正好从山上下来，扛着一截树，从仓屋场路过。父亲看到哲娃在晒谷坪里打滚、呜噜呜噜哭，将肩上的树一甩，气冲冲地过来了。我看到形势不妙，立刻爬楼。我爬到屋梁上。父亲似乎很生气，也要爬上来。但是，屋柱子光溜溜的，父亲的腿只做了一个卡住的动作，就滑下去了。父亲更加生气了，他抽出背上撇的那把柴刀，对着仓屋柱子使劲地敲。我只能往屋檐方向挪。我挪得更快了。慌忙间，我从屋檐上掉了下来。父亲还在发火，冲过来，举起手，准备打。父亲发现我脖子上有血，一把掀开我的衣襟，我脖颈被地上的石头切去一大块肉。我躲过一劫。但是，我脖颈上却留下一块永远的伤疤。

       一切都是那么记忆犹新。仓屋场看上去已经没了过去的辉煌。仓楼早被拆了，几根柱子撑在那里，空荡荡的。

       我提着鸡蛋糕，向仓屋场走去。远远的，我看到了父亲。他坐在地上，手里扶着一根棍子。我叫了一声“爹———”

       父亲的耳朵还算可以。我喊到第三声时，他转过头来，看着我。我走过去，掏出一个鸡蛋糕给他。他没有接。

       我蹲下去，翻开我的衣襟，然后抓着父亲的手，去摸我脖颈后面那块隆起的伤疤。父亲眼睛眨了几下，说： “是叫花子吗？”

       我说： “爹，是我！ 我是叫花子！”

       我把一个鸡蛋糕送进父亲嘴里。他笑起来了。他用他那两颗不规则的门牙，慢慢地啃嚼。

       父亲在那个时候终于有了记忆。他似乎沉浸在幸福之中，像个孩子。

       我不知道，人为什么老到一定程度，就会可爱得像个孩子。我给父亲一张面额很大的钞票，他接过去，放在眼前眯了眯，然后笑嘻嘻地放进他的棉衣口袋里，最后还按了一按。

       我拉着父亲的手，准备回家。这时，旁边跳出来一只小青蛙。父亲变得更加有趣了。他挣开我的手，蹲下去，窝着手掌，去罩那只青蛙。我说： “爹，我们回去吧！”

       父亲昂起头，看着我。很久，他说了一句： “你是哪个？”

       我说： “爹，我是叫花子。”

       父亲说： “你是灰子？”

       我说： “爹，我是叫花子！”

       父亲说： “你是有贵？”

       我急忙蹲下去，翻开我的衣襟，抓起父亲的手，去摸我脖颈后面那个伤疤。父亲认出我来了。父亲说： “你是叫花子吧，只有我们叫花子，这地方才有这么大一个疤。”

       我说： “爹，我是叫花子。我们回家去吧。”

       我扶着父亲，迎着亮晃晃的太阳回家。

       父亲的记忆力真的不行了。在我陪伴他的五天时间里，父亲对我忽然亲近，忽然冷落，忽然恐慌。我只有通过不断地让他摸我脖颈后面那块伤疤，来唤醒他对我的记忆。

       父亲真的像个孩子，他完全没有以前那种威严，那种不与人轻易闲聊的个性了。我让父亲好好地摸了一阵我那块伤疤，然后，我和父亲就在屋当头的墙角边，玩起了“摆家家” “打山棋”。我们还做了两根钓竿，一起来到田埂上钓青蛙。父亲变得很高兴，像个孩子，更像我儿时候的弟弟哲娃。

       弟弟说： “你请了几天假？ 快到了吧？”

       我说： “今天是第六天，我明天就走。今天我和父亲再去钓一餐青蛙回来。”

       弟弟说： “他过一会儿，又认不到你了。”

       我说： “不会的，他只要摸一下我脖颈上的疤，就知道我是叫花子了。”

       我的侄女莲花和侄儿鼻涕虫都感到好奇，他们跟着我和父亲一起去钓青蛙。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候着禾田里的青蛙吃钓时，父亲猛然说了一句： “鼻涕虫，你钓不钓青蛙？”

       侄儿鼻涕虫大吃一惊，边跑边说： “我爷爷认出我来了！ 哈哈，我爷爷认出我来了！”

       又到了月收残暑的时候。昨天晚上，我弟弟打电话告诉我说，父亲几次不吃饭，他让他摸了一下他的脖颈，他以为是我，马上就吃饭了。

       我问弟弟，他怎么知道是我呢。

      弟弟说： “这段时间，我一直给别人扛树，扛了一个多月，肩膀上有一层厚厚的茧。爹以为是伤疤。”     

      作者简介：杨崇德，湖南小小说作家，共发表小小说作品800余篇，其中有两百余篇作品被《作家文摘》《读者》《小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

         ──选自《武陵“德孝廉”杯‧全国微小说精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