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区唐人街的餐馆（Source: Hicker Stock Photography）

       俗道“民以食为天”，但作为七大工业国之一的枫叶国，讲到吃这回事，可说落于人后。他们在吃方面不花太多脑筋。看那洋太太煮饭，厨房有小天秤，盐半盎司、糖一盎司、牛油两盎司、犹如药剂师配药，吃她煮出来的东西，也像吃药般味道不佳。反观中国菜，有近万年的历史，有着历史的精炼，色香味俱全，已经到了艺术水准。中国菜非但好吃，且品种繁多，特别是广东人，什么都敢吃，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凡是筷子夹得起来的都敢吃个不亦乐乎。中国人吃得素, 而且药膳同途, 比西餐养生。

       两百年来，中国国力极弱，未能把炮艇开进密西西比河和泰晤士河，中国文化，到处给人看不起。但是饮食文化，却能脱颖而出，风行全世界。单是大多市和周边地区，就有七百多间唐餐馆，集中在中区唐人街。这儿有400多个店铺，其中80 多个是餐馆, 养活了一大批企枱。

中区唐人街的企枱 （Source: Haibao.com）

       吃是唐餐馆企枱乐事之一。有时我下午四、五点钟到一间餐馆，见到企枱和其他员工围桌吃饭，吃得热烈，而且连家中的伙食费都省了。这只是小乐。唐人街是我们的海外故土，保存着中国传统语言和文化。中国并非英语国家，因此作为移民族裔，有大量不懂英语的新移民。他们因为生计渺茫，或是故国政治不稳定，天灾人祸，万里飘蓬，背井离乡来到唐人街，公一份，婆一份做企枱，子女都能上大学，到了下一代，就完全归化了，成为专业人士。这是大乐。

       有人抨击唐人街是妨碍归化的地方，其实是助人归化。有的子女，归化到不懂中文，难以与父母沟通。有林姓父子，老子在温哥华唐人街做企枱，小子努力读书，成为渥太华上议院议员的助理。有一次，老子到渥太华看小子。小子在机场接到老子，就把钥匙给他，说：“你在这儿等一等，我去驾车来。”他回来竟然找不到老子，找来找去皆无踪影。他哭丧着脸回到家，惊见老子安坐家中看电视。如果加拿大有“最佳归化奖”，此小子必定金榜题名。

       我十九岁来加拿大读书，又在唐餐馆做企枱，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完成了学业。我当企枱最乐的事，是从一大碗馄饨汤救了人一命。某天半夜接近打烊时，有人喝到大醉，跌跌撞撞扑进店内，大叫：“来碗馄饨汤！”那汤很大碗，他醉得东倒西歪，刹那间把头倒伏在汤内。我见状连忙一个箭步，把他的头拉上来，并大叫经理。经理疾步过来，把冰块放进他的衬衣里，他打了个冷战，人就清醒过来。道了声谢就结账离去。

       我所知道最乐的事，是台湾驻美的一个公使。台湾当局要调他回去。他不想，因为唯一的儿子回台后，必须服两年兵役，再考留学试，极不容易。亲友问他留在美国可做什么。他说：“做华侨！”他在唐餐馆做企枱，学习餐馆行业，后来又做杂工。当地的外交官都认识他，然而他并不介意。后来他和太太开了有十多个座位的外卖店，再慢慢扩充，生意不错，现有三间餐馆，每间值一百万元。我为他的乐而乐。

       餐馆是重要的生活场所。客人在这儿喝茶, 吃不饱的点心，谈天说地，结识朋友，可说是另类娱乐场所。而企枱行业不乏俊才美女，因此常有传奇故事发生。我家朋友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是国民党的上校。逃到香港后，住在天主教的贫民屋。他的儿子在英文书院读到中三，没钱再读下去，到酒店做企枱。有天他招待一对美国夫妇。

       他们问，“你的英语为什么讲得这么好？”

       “我曾在英文书院读到中三。”

       “为什么不读下去呢？”

       “家中没钱。”

       “你想不想去美国？”

       “想，但没有能力。”

       那对夫妇替他找到全额奖学金，并担保他去了美国，继续学业，最终成才。

       有同学暑假在唐餐馆做企枱。老板说：“你明年再回来！”第二年，老板对他说：“你跟我的女儿结婚吧！我两间餐馆都给你。”

       金庸的第三任太太是明报附近“金舫酒吧”的企枱。金庸在那儿与她相识、相恋而结婚。

金庸与他的第三任太太

       尼克松在任副总统时曾到香港公干，在希尔顿酒店（Hong Kong Hilton）的酒吧认识了一名女企枱，国民党将军的女儿。尼克松当选总统后，还未上任，加州一个与他接近的商人就担保了这女企枱全家去了美国。尼克松和她后来没有再来往，因为“东窗事发”，给夫人知道了。

尼克松和香港女友 (Source: Big Pictures)

       语言、文化、环境的差异，使在加拿大生活成为新移民的挑战。然而他们都勇敢地面对一切，积极学习适应。他们不管在原居地职位多高，也只能屈就，先解决糊口问题，然后才从长计议。所以企枱是很多人过渡性的工作。有些年轻人重回校园，学成后转入自己的专业。有的生活稍微安定下来，就经营饮食杂货，达到了加拿大的生活水平，甚至成为拥有自住房子和两辆汽车的家庭。有企枱一边工作，一边考牌，成为投资顾问。有总经理从企枱做起，在食肆（Food Court） 拥有两间大排档，甚至拥有数间餐馆，或是大超市，每间值一百万。啊！唐餐馆的企枱，多少辛酸、多少曲折，令人惊叹！

       也有不能摆脱这个行业的，一生就此葬送在唐人街。有同姓小同乡，读完硕士后，得到全额奖学金读博士，但不合格，奖学金没了。为了生活，他马上找了企枱的工作， 打算生活安定下来，再谋出路。怎知工作时间很长，又累，每天回到家里，没气力再做其他事情。他一干就是六年。离开了专业六年，已经没法再回去了。

       中年移民很辛苦，不懂英语更苦。曾有一位先生对我说：“我初做企枱时，累到晚上睡不着。我来到加拿大，有苦自己知。”有总经理，移民后因为年龄、语言,和学历不被承认，干上了企枱，又累又受气。 他精神空虚，意志消沉，流连赌场以麻醉自己的劳苦。 朋友都说他以前不是这样的。赌博在企枱行业中是相当普遍的问题。他们有些是去赌场，但大部分是去唐人街的“大档”。起因是工作劳累，前途渺茫。也与他们的作息时间有关。他们下午都有两个小时的“落场”，但没有地方可去。为了消磨时间，他们跑到“大档”玩一手，乐极生悲，慢慢就养成赌癖。当然，华人社区也有不少正当的文娱活动，但多在周末，而企枱多在周一休息，无法参与。

       企枱任劳任怨，以服务他人为谋生之道，工资不多，而且受气。有些食客，点的东西要求不太咸，不太淡，不太肥，又不太瘦，百般挑剔。有企枱找到抄牌员的工作，大乐，说道：“好了，现在我的顾客永远是错的了。”

       餐馆是很难经营的行业，在各行业中倒闭率最高。根据不同的统计，第一年的倒闭率是60%到90%。一间餐馆的寿命，平均是五年。所以餐馆的工资，有时是在最低时薪之下，而且粮期时有不准。有些没有身份的小子和老奶，困在唐人街，拿着比最低时薪还低的工资，枫叶国的蓝天白云，空气阳光，都无法好好地享受。我的侄儿最先来加拿大时，在辛力加学院读英文。他在唐人街找到一份工作。那时最低时薪是七元，老板只给他两元，可怒也！有天他问老板可否多给他一点，老板指着店门，说道：“我的门开着，你可随时离开。”在商言商，本无不可，但言商到如此精明，可谓不枉此生。我协助侄儿拿到了全额奖学金，他发奋做人，拿到博士，现在发展得很不错。

非典时期加拿大总理克里靖(Jean Chretien)在东区唐人街进餐。左 为“多伦多东城华人商业协会”会长黄华棠 （Source: Canapress）

       华人社会的服务团体，应多推动劳工法律教育，对这些劳苦的人，是必要的必要，使他们可以依法讲法，有均等的机会去分享生产的成果。我的建议，必招唾骂。我“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知我者为吉之花，不知我者为凶之类。服务团体，还要在企枱“落场”的时候，多办文娱活动，使他们能读书看报，补习。还要办辅导服务，慰籍他们的劳苦，倾听他们的心声，为他们排难解忧，使他们对生活感到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能跳出企枱的“牢笼”。

       “法律援助中心” （Metro Toronto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Legal Clinic）的两次研究报告以外，少有人为企枱的劳苦说句公道话。我们华人于150多年前开始到加拿大定居，最早最大的行业是开矿，接着是筑铁路，往后的一百年，华人被摈弃于主流社会以外，只能自己开餐馆或洗衣店。企枱成为最大的行业。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科技行业成为华人最大的行业，现在是计算行业，即电脑和会计。

       我们是第一代华人专业人士，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加拿大读书。当时香港很穷，极少家庭能供子女出国留学，我们都在唐餐馆做企枱工读。当时流行一句话：“没做过企枱不能回香港。”没有唐餐馆企枱这个行业，就没有今天富裕繁荣的华人社会。我们建有“铁路华工纪念碑”，也应建“唐餐馆企枱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