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本来是指“国子监”的官学。西学东渐后，相对西学而言，“国学”泛指中国传统学术，包括经、史、子及文学。外国人称之为“汉学”（ Sinology ）。现代国学大师饶宗颐与季羡林有“南饶北季”之称，饶先生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书画家。他精通英、法、日、德四国文字，并通晓梵文和巴比伦的楔形文字。

世间难逢百岁人。2月6日饶先生以101岁高龄“骑鹤仙游”，仁者寿！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政治局委员汪洋、副总理刘延东、国家副主席李源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纷纷表示哀悼。

“南饶北季”：饶宗颐（右）和季羡林（左）

饶先生与我家同来自广东，而且讲同样的方言，是小同乡。他与先父林万任相交逾四十年。我年少时，常听父亲讲起饶先生的事迹。好些在传媒仍未发表过，可算是“独家”。饶先生出生潮州潮安富裕家庭，家中开了四家钱庄。他于潮州名牌金山中学就读，不到一年，觉得学不到什么，便退学聘老师家教。正规学校的规范化和灌输，埋没了个人的天赋，变为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毫无特色个性可言。自学的人，反能跳出藩篱，各就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尽情发挥。

1935年饶先生18岁，中山大学聘请他为广东通志馆艺文纂修。1949年，“史学南迁”，大批学者自中国大陆涌至香港，除饶先生外，还有钱穆、罗香林、简又文、左舜生等。饶先生起先在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任教。该书院后来和崇基、联合两书院合并成为香港中文大学。

饶先生因为喜欢逛“猫街”（ Cat Street ）而成就了一番光辉的学术事业。“猫街”，原名“摩罗街”，位于香港上环。一百年前，英国政府从印度聘请警察。他们聚居此街，并摆地摊，香港人叫印度人做“摩罗差”，所以该街被称 “摩罗街”，港人又认为有些摆地摊的货品是偷来的。偷来的东西叫老鼠货，卖老鼠货的人叫 “猫”，故此街别名“猫街”。后来则变成集中售卖古董的街道，除大量地摊外，街道两旁也有不少金碧辉煌的古董店。饶先生在此流连忘返，遇到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 F.S.Drake ）。林氏发现饶先生很有学问，聘请他到香港大学中文系做讲师。当时进中国和英国的大学教书，不需要正式学历。只要当局认为能够胜任，就可聘用。五十年前，才开始要有至少硕士学位。四十年前，只有硕士学位的教授，必须在教学的同时进修博士。现在则非有博士不可。在今天的学位制下，饶先生根本就没有出头的机会，学位制度扼杀了不少天才!

 摩罗街

林仰山是英国人，汉学家，长期居中国，任教于山东济南的齐鲁大学，能说流利国语和山东土语。抗战时，被日本人关在集中营。齐鲁大学创校于1864年，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的基督教会合办，英文名是山东基督教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是中国最早的西式大学，与燕京大学有“北燕南齐”之称。著名毕业生有老舍、顾颉刚、钱穆。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齐鲁大学撤销，所有院系并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林仰山移居香港，出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达12年。

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 （ F. S. Drake ）

1955年，香港李郑屋村发现了东汉古墓。林氏领导考古研究，并写成文献报告“深水埗东京街尾李郑屋徙置区东面古墓的考古发掘”。

香港大学中文系的创立，还有故事。创办人是港督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他年轻时，以官学生身份在广州学广东话，又学会了官话。他的任期是1925到1930。那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事缘1919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21条约，要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庸国。袁把内容故意泄露给“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以激发民愤，使日本不能得逞。以北京为首的大学生群情汹涌，于五月四日罢课游行。中国的思想界也受到极度震动，质问应以什么来救中国呢？他们否定了传统的封建思想，追求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这是一场思想和观念的革命。金文泰认为这是激进行动，必然导致中国的左倾，而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自由主义，演变成左倾激进主义，证明金文泰有先见之明。为了使新文化运动不能再香港蔓延，他成立了香港大学中文系，侧重古典文学，还聘请了前清遗老进士翰林赖纪熙为主任。为了掩饰创办的动机，中文系邀请了提倡“打倒孔家店”的胡适来演讲。最可笑的，演讲竟然安排在孔圣堂。这是不是英式幽默？

林仰山、饶宗颐等合编的《中国文选》

1962年饶先生获得称为汉学诺贝尔奖的“儒莲奖”（ Prix Stanislas Julien），由法兰西学院颁发（ Academie Francaise ），以法国名汉学家儒莲（ Stanislas Aignan Julien ）为名。我国语言学家王静如、哲学家冯友兰、敦煌学家潘重规、史学家廖伯源和杨保筠以及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皆曾荣获“儒莲奖”。外国得奖者包括：

一 理雅各（ James Legg ），苏格兰传教士，最先在马六甲主持 “英华书院”（ Anglo-Chinese College, 又名 Yin Wah College ）。这是全世界第一所用中、英文授课的学校。后理雅各跟学校搬到香港，住了三十年，把“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

一 斯坦因（ Aurel Stein ），英籍匈牙利犹太人，考古学家，发现敦煌石窟。

一 高本汉 （ Bernard Karlgren ），瑞典人，专研究古汉语，认为潮州话是最古老的中国方言。

一 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剑桥大学生化（ bio-chemistry ）教授，抗战时英国援华计划派他来 中国，写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史”。

1978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了小行星，编号10017。“国际天文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命名为“饶宗颐星”。

饶先生不论在学术上、人格上都有值得尊敬的地方。他谦逊待人，懂得很多而自认不足。广东省要修通志，请他做编辑委员。他说“我知道的不多，还是请林万任吧！”所以父亲就成为“广东通志”的编辑委员。饶先生有如历史上不少大师一样，有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之后，仍谦逊地说自己不知，正如苏格拉底说：“我一无所知。”贝多芬说：“我只学会了几个音符。”牛顿说：“我只是在智识的大海旁，拾到了几个贝壳。”爱因斯坦说：“我像小孩一样的幼稚。”

1990年“国际潮团联谊会”在巴黎开会。父亲是香港代表团的秘书，我是多伦多代表团的秘书。父亲和饶先生在巴黎市中心的Meridien酒店共住一房。饶先生见到我，很热情地要介绍我去香港的专上学院做讲师。但我因加拿大社会比较单纯，喜欢留在加拿大。虽然当年只是短暂的见面，但饶先生对后学的关怀和爱护，我念念不忘，他已成为我为人处世、努力进取的好榜样。

国学的范围广阔，有很多启发灵性、振奋民族精神的地方。为了增强民族自信，我们要尊重国学。为了使世人了解中国，我们更应该研究国学。这是饶宗颐先生所从事的工作，也是他为我们留下的遗产。我们怀念他，希望他的学术，能够得到承继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