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社区领袖说：“我在华人社会做事，做了十件，人家骂我十一件。有时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替华人做事，究竟是为了什么？”听了此话，我感怀重重，深夜静思，不禁想起孔丘先生的“春秋责备贤者”和辛弃疾的名句：“看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身名裂。”

全世界做领袖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中国人更是挑剔个没完没了。骂来骂去，都是千篇一律；“他为公家做事，有私人目的。”“独行独断，做事没有经过公家通过，把团体作为个人的财产。”“只顾自己做，不理别人的看法。”“沽名钓誉。”“敛财。”“不择手段，所以成功了。”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并无具体人证物证。

中国的文化，孕育于几千年的贫穷。在贫穷的生活环境里面，缺少发展的机会。在富有社会里，一个人成功了，别人会说以后也会轮到我。但在贫穷社会，一个人成功了，别人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所以容易产生妒忌，一人有成，近者相忌，众人群起而攻之。

孙中山先生毕生为公，不置私产，也同样受到颠倒是非，蓄意的诬蔑。1905年，他创办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陶成章的“光复会”，在东京合并成为“同盟会”。数年之内，陶成章就发动倒孙运动，散布不实消息，说他“独行独断”，还吞并捐款，事为黄兴所摆平。到了1911年，陶又再闹事，这次还扩大到东南亚，但武昌起义爆发，才不了了之。

中国人有听信和传播流言的陋习，使流言更加流行。听信流言的人，反应不外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一定是得罪了人，才有人骂他。”“为什么别人没被骂，光是骂他呢？”他们不同情被骂的人，而倾向骂人的人。无他，中国人几千年生长在贫困的社会里，国贫则邪恶生，养成国人对人有极高度的戒心，随时随地要保护自己。故此流言一听就信。

流言好像眼镜蛇的毒牙，把中国人的团结精神麻痹了。叹，做人难，做热心人更难！目前多伦多有二百多个华人社团：宗亲会、同学会、同乡会、专业联会等等。理事中实际做事的人，大社团约有十多人，小社团只有几个人，其他大多数是挂名不做事，做事的人，常受到刻意成见的批评。自私自利不做事的人，有福了，没有人批评他们，乐得明哲保身。有某生物学博士常说：“人生的目的，就是赚钱、享受。”某数学博士毕生认为：“我理了自己就算！”这样的公开言论，没有人认不妥而责备他们，反而还认同是“至理名言”。

好些华人，在洋人团体里面，尽心尽力，但不愿参加华人团体，因为：“这么多的闲话，谁还敢去参加呢？”“我不怕出钱出力，但我没法忍受华人社会的闲言闲语！”有些有才华的人，给华人社会的闲话，吓至落荒而逃，离开华人社会，以致人才外流。我无甚才华，无处可逃，所以困在唐人街。我略有名气，自然就有人“枪打出头鸟”。2015年6月7日，《环球邮报》头版以醒目标题，报道加国保安情报局(Canadian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Service CSIS)怀疑陈国治厅长受外国政府影响，令到加国利益受损。这是侵犯人权的谣言。我发表了文章为陈氏辩护，竟然有人说我不打自招，是潜伏在加拿大的间谍。间谍应是隐身低调的，不可随便发表文章，假如文章还“不打自招”，我老早已被杀人灭口了。有俄国潜伏在英国的双面间谍，就是给克格勃(KGB)派人用有毒的雨伞刺杀灭口的。

这并非我所受到最严重的流言，有些已到了“公堂级”，可以“对簿公堂”。我本来想哀哀怨怨，好像阮玲玉一样，以“人言可畏”一死了之，但想起很多客户没人照顾，还是“茍且偷生”算了。

为了华人的团结，我们要提倡：“闲话勿讲，闲话勿听，闲话勿传。”有高僧弟子某天匆匆从外面跑进来，说道：“师傅，我有消息要告诉你。”高僧说：“这件事是真的吗？”“不知道，我在路上听说的。”“你是不是善意？”“不是。”“是不是重要？”“不是。”高僧说：“那就不要讲了！”我们对闲话，应该抱同样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