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作家，只会写叙事和说理的文章，只可算是学者。但我自小研究历史。历史观使我了解到这是海外华人民智初开，也是产生伟大作家的时代。

自宋以来，即有华人在海外生活，他们不参与当地的政治，甚至连社会、文化都不参与。但现在参政已成为世界各地海外华人的潮流。有些海外华人作家，标榜不涉政治，但时代已至，无可奈何。

一个族群产生了政治意识，就会对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他们心中有爱，有恨，有怒，有话要说，他们对人文社会的智识，希望有更深刻的了解，对不同的意见，希望探讨。这就是当代海外华人的“时代精神”，也就是俗语所说的“时势”。作家，不论是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填词人、诗人，他们的观察，比一般人敏锐。他们所看到想到的，平常人都看不到。他们能为民请命，为不正义抱不平，发出良知的怒吼。这就是当代海外作家写作的意义。我们的时代，需要千百个海外华人作家。现在作品已不少，经典之作，也已陆续出现。莎士比亚、莫理哀、普希金、鲁迅出现在开始产生政治意识的时代。他们的时代与今日海外华人相似。他们领悟并表达了他们的时代，因此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对我们这个时代有很深的启发。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出生于英国雅芳河畔的斯特拉特福(Stratford upon Avon)。父亲是市议员和市长。他中学毕业就到伦敦做演员，后来成为剧作家和他所工作的环球戏院(Globe Theatre)的东主。那时正当伊利沙白一世时代，英国战胜了西班牙的舰队，国力上升，开始向海外殖民。资本家开始集资，购买机器，雇用工人生产，从中获利，资本主义开始出现。英文逐渐定形，取代了拉丁文的地位，有1/3的英国人能阅读，都希望见到自己语文的文学出现，整个社会充满了信心和乐观。莎士比亚的戏剧体现了对国家和平、繁荣、统一、强盛的赞颂和渴望，同时也谴责封建暴君，歌颂开明君主，他为同时代的人称为“时代之魂”。现在有揣测说他的作品是出自他人之手。这是另外作为专题研究的题材，但并不能贬低这些作品的价值。

鲁迅原名周树人，是“爱莲说”作者宋朝周敦颐的后人。他为清廷官派到日本留学。当时外国人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鲁迅选择了在仙台学医，希望能以医学改进中国人的身体。有一次学校放映幻灯片，有中国人被日本人杀头，而围观的中国人若无其事。他对旁观者的冷漠麻木，大为震惊，认为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比改进其健康更加重要，于是弃医习文。他在南京金陵中学教化学和生理学，并从事写作。后来做过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教授。

鲁迅回国后几年，便爆发了“新文化运动”。1915年1月，日本忽然向中国递交了一份二十一条约，要求全面参与中国的教育、实业、军队、警察、内政。如果中国接受，等于亡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总统袁世凯和日本进行了四个月的谈判。在谈判开始的一个月后，袁把二十一条的内容泄露给伦敦泰晤时报的记者。英美法都反对。最后，二十一条减为十二条，中国才不至于灭亡。

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积贫积弱，已到极点，于是起来寻求救国之道，发抒言论，各种刊物，应时而出，史称为“新文化运动”。他们批判中国的旧文化，要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促进中国文化的更新。他们批判国民性，对民族的陋习，进行反省。文言文是世界上口语和书写差距最大的文字，妨碍了教育的普及。“新文化运动”提倡抛弃文言文，改用白话文。

鲁迅

鲁迅是浙江绍兴人，有绍兴师爷一字定生死的刀笔。他用讽刺作为利器，把中国的旧文化和国民性剥了皮，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他对中国文化的革新，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对女性、孩子，受压迫和欺凌的大众，“哀其不幸而怒其不争”。他感情丰富、观察深刻、意境隽永，文笔准确犀利、力透纸背。有人认为他是现代亚洲最伟大的作家。

今天莎士比亚和鲁迅的时代，历史重演。海外华人作家，高行健、北岛、陈若曦、张翎和严歌苓等不少老中青三代，在写作领域发表出亮眼的作品，并且摆脱以往常见的一味写华人在海外的拼斗、发展及艰难的生涯，而是涉足更广泛的政治、人文、文化，内容广泛，充满创意。严歌苓和张翎的作品不少被拍成电影。高行健被誉为“无以伦比的罕见文学杰作”之“朝圣”小说《灵山》，更获得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当代不但海外华人作家茁壮成长，海外华人作家协会更是林立。各国的大中城市无不成立华人的笔会、读书会、作协等。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征文、出版合集，并找白先勇、瘂弦等作家、诗人演讲，活动的质素高、影响力大，会长陈浩泉为此出力不少。魁北克有华人诗会，《加拿大中国笔会》会长孙博，多伦多的《华人作家协会》前会长姚船和现今的会长池元泰，会员白梅、何睦等努力不懈，出版著作，活跃文坛，都是值得欣赏及发扬的好例子。

岁月流转，莎士比亚、鲁迅和今天的海外华人作家，生活在相似的大时代，这是充满机遇的时代，翼望海外华人作家，把握这千载难逢。机不可失的光明前景，写出激情震撼的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