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渡過地拉瓦河

       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通常集中于孔孟思想，而忽略了日常生活所表现的现实文化。
       中国有全球25%的人口，但只有7%的耕地，平均一个农民，只有1500平方公尺的土地。用这么少的土地，来养活一家人，在风调雨顺的时候，还可勉强得到温饱，若遇上天灾人祸，就只能饥寒交迫，等着饿死了。故此中国人普遍有强烈的危机感和恐惧，深怕辛苦累积的一点点东西，被人骗走，令自己落得个一无所有，一家陷入困境。
       因此当有人大声疾呼，提倡大家起来做一件事，众人首先就怀疑他的动机，为免有所损失，于是提出条件：不能有私人目的（不许求利）；不能出风头（不许求名）；不能独行独断（不许求权）；功成还要身退（就算事情做成，也不许得到任何好处）。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文化，也就是儒家所指的小人。小人，细民也，并非不屑之人。毛泽东说中国人有“小农意识”，以现代社会学的术语，就是“小农文化”。“小农文化”，就是“小人文化”。中国有没有“小人文化”呢？有！“中国大，则小人多”。中国人凡事照传统进行，不加思考，所以这样的文化形成后，就没有人去研究对中国人的团结，有什么影响。虽然北美华裔，已不在生活在“小农社会”。但“小农文化”的遗风，还处处可见。
       道家的中心思想，是不忠君而爱民，“道德经”一书反映了中国农民的价值观，认为“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大功告成，就应该隐退，这是天道的规律。这样的价值观，是中国文化令人伤心欲绝的一面，其起因是妒忌。中国的文化，孕育于几千年的贫穷。在富裕社会里，有很多的机会，一人有成，别人会说以后定会轮到我。但在贫穷社会里，一人有成，是非常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一般不知何时候才能有如此幸运的机会，对照自己的一事无成，对有成就的人，就恨不得宰而烹之。中国历史上很多杰出的人才，都给人陷害而死。中国的大地上，布满了冤死的英灵。所以功成身退，能避免因功成所带来的灾难。世俗如此，可悲可悲！
       西方文化并不鼓励人功成身退。美国革命战争时，曾有一人功成身退，他叫高华（John Glover），是麻省一个渔夫。他在北美十三州宣布独立，并组织革命军（Continental Army）时参军。革命军的统帅是华盛顿。最先建军时，有二万人，但节节败退，到1776年冬天，退到地拉瓦河畔（Delaware），只剩下二千人，军队面临瓦解，美国革命到了最艰苦的时刻。在河的对面，是一个叫千顿（Trenton）的小镇。在那儿英军派了一千二百名普鲁士雇佣兵驻防。华盛顿决定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圣诞节，趁普鲁士兵在圣诞前夕晚间大事庆祝，第二天还未睡醒时突击，掠夺弹粮。美国人称该次战役为华盛顿渡过地拉瓦（Washington crossing the Delaware），是美国革命战争的转捩点。
       该次战役之后，美国革命军节节胜利，英国终于允许美国独立。当日策划和指挥军队渡河的，正是渔夫出身的高华。战争结束时，他因军功已升至将军。但他功成身退，仍回到麻省做渔夫。在地拉瓦河之役，华盛顿的主要将领，还有诺斯（Henry Knox）和咸美顿（Alexander Hamilton）。诺斯是书店老板，但喜欢研究军事策略。咸美顿则是会计师出身。战后，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诺斯是国防部长，咸美顿是财政部长。如果华盛顿、诺斯、咸美顿都像高华一样功成身退，美国开国时的总统、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等艰巨的责任，由谁来负责呢？假如他们三人当时功成身退的话，也就没有今天的美国了。
       肯尼迪总统曾说：“功成只是路程的一半。”（Getting there is only half the journey）。其实一宗伟业，功成时，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功成后若所有当事人都身退，种种事务谁去主理呢？昔日英国格林威尔（Oliver Cromwell）领导革命，法国戴高乐领导对抗德国，先后都功成身退，但后来又再复出，皆因没人能主持大局。所以功成不必身退，也不可身退。
       我们反对功成身退，有其绝对的道理。我们必须义正辞严，把中国人骂醒。骂者爱也，爱之越深，骂之越切。加拿大有200多个族裔，我是华裔，当然深爱同族裔的人。别的族裔给我钱，我还不骂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