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薛雪所著的《一瓢诗话》有一则：“花蕊夫人‘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如其得知，又将何如？落句云：‘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这一质问，对战乱年代、兵燹之后只配“贡献”烈女坟和贞节牌坊的弱女子而言，何等解气！如今信息传递高度发达，“得知”比起旧时深宫，容易不知多少倍，但依然是问题。

　　在这方面，人存在先天和后天的局限。面对同一事件，人们求“知”的途径、范围、所持立场与视角，千差万别。“事实”是庞大的象，而人往往是只摸到很小一部分的瞎子。新闻学中有个著名例子：某教授为了把上述弊病直观地展示出来，导演一短剧——上课至半途，教室冲进几位“歹徒”，殴打、抢掠，砸烂桌椅，然后呼啸而去。教授待学生惊魂稍定，布置作业：报道刚才发生的事件。事后，学生各自完成的稿子中，对凶徒有几人，其性别、身高、模样、动作、语言、神情，持何种武器，怎样行凶，打了谁，伤势如何，被害者的遭遇与感受等诸多细节，存在大大小小的差异。好在，“有人进教室抢劫”这一基本事实没受歪曲，这就是“最大公约数”。别以为做到这一条轻而易举，弄不好，会被写成桃色事件、行为艺术乃至商业噱头。

　　可见，人要厘清云里雾里的事实，可行的只有笨办法：一是抛弃先入之见，深入地，多侧面地调查；二是对照各方面的资讯，梳理对立、矛盾的陈述，从疑点挖掘真相；三是沉淀——新闻唯新，为了赶独家、头条，疏漏在所难免，要看清真相，有时只能靠长期跟踪。绝对的“真”难觅，只能接近；因为人性本身就如“罗生门”一样复杂——但是，至少，我们不能指鹿为马。

　　欲达此目标，须置入大前提：排除特别利益者的干扰、屏蔽，此事难度比深宫的女流之辈知道大军举降旗大得多。单举一个久远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一记者采访了一位常年在首都华盛顿露宿的黑人女士。女士是个失业的流浪者，她外表整洁、谈吐高雅，对流浪生涯并无怨言；相反，她强调这是自己的选择。可惜记者不识好歹，在她侃侃而谈幕天席地如何自在的间隙，插了一句：“请问您去哪里上洗手间？”结果，记者捅了娄子，被气红脸的女流浪者责为“侵犯隐私”。这一访谈播出后，记者被炒了鱿鱼。流浪女人就此走红一阵。

　　接下来的三十年，“怎样正确地说话”成为美国政客们最大的心病。再讲一例，20年前美国某小学，老师讲解美国印第安人的历史，对白种人祖先屠杀印第安人的罪行作了沉痛检讨，最后下结论：“其实，印第安人一点也不野蛮，他们和我们一样优秀。”这一说法遭到批判，因为含有以下“不正确”：一，前提是‘我们优秀’，再以‘我们’即‘白人’为标准，去比较和裁决，得出‘人家和我们一般优秀’的结论。二，即使印第安人“不像”白人那样“优秀”，白人就有权利实行种族灭绝吗？

　　到了2019年7月，加州柏克莱市议会一议员提出议案：官方文件中一律废除“性别”。“兄弟”“姐妹”不用，称“Sibling”(同胞，包括兄弟姐妹)，男警察、女警察不用，用“Police officer”(包括全部)，窨井（Manhole）、人造（Manmade）、人力（Manpower）这些词带“man”（男性），须实行“去男性化”。

　　由此可见，真正客观真实地去描述某些人与事，并非易事。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得知”与真实之间，仍有一段距离——这并非因为我们不想去了解真相，而是因为既定的潜意识和思维习惯，在真相之上构成了一层保护膜；而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一次次地打破这层保护膜。

（本文刊发于2019年9月7日《今晚报》副刊）

　　作者刘荒田简介：广东省台山人，1980年从家乡移居美国。在旧金山一边打工，一边笔耕。2011年退休以后，开始在中美两国轮流居住。

　　已出版散文随笔集35种。2009年以《刘荒田美国笔记》一书获首届“中山杯”全球华侨文学奖散文类“最佳作品奖”。2013年，获北美《世界华人周刊》、华人网络电视台所颁“2012年度世界华文成就奖”，2015年获“新移民文学笔会”“创作成就奖”。2011年，以散文《一起老去是如此美妙》获新疆“爱情亲情散文大赛”第一名。获《山东文学》杂志2015年度“优秀作品奖（散文第一名）。小品文集《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入围2019年“花地文学榜”年度散文。

　　2017和2018年两年均进入三大文摘杂志（《读者》、《青年文摘》、《特别关注》）“最受欢迎的报纸作者”前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