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在国内F市的住处迎来一位稀客——蔡先生。他比我长15岁，年过八旬，按国内的惯例，我称他为蔡老。不过，他没叫我“小刘”。我也是退休老人了。

认识蔡老是一年前的笔会。开会时台上一位专家作毫无新意的报告，我听腻了，溜出会场，坐在榕树下读一位与会者送的诗集。他坐在对面的长椅上，对我点头微笑。我和他打招呼。自我介绍换来他的名片。啊，您是蔡老师！久仰久仰。

“仰”是客套，“久”却是真的。我知道他的名字，是上中学时从图书馆借来的一本诗选。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是众多入选者中一位。我中意集中的短诗《小河》，作者就是他，抄下来，连同名字。我把这一往事抖落出来，蔡老喜不自胜。友谊马上升温，聊得不亦乐乎。

蔡老高而瘦，站起来和我握手时，我想起个子与他相仿的老诗人纪弦，纪老以‘槟榔树”自况。彼树细高挺拔，蔡背驼肩塌，一看便知是被苦难摧残多年的。蔡老走路，我更看出问题：一歪一歪的，但不注意看不出，因为杖不离手。手杖是木做的，上了黄漆。我问是不是在黄山买的。他笑问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也在那里买了一支，用来登山，似乎才20块钱，不过那是十多年前。他说我也是。

会后和蔡老约齐外出，坐在旅馆附近的星巴克喝咖啡，还在附近的土特产店铺逛了一趟。夸他身体棒。他说，不算很好，但够韧——为肠胃癌做过六次手术。拉起衬衫让我看腹部的疤痕，问，像不像地图？我说，长江黄河都不缺。相对大笑。从谈话知道，他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以新诗评论崭露头角，多篇理论文章刊登在国家级刊物。1957年栽在“阳谋”中，去边远地区的农场改造了22年，1979年才获改正，进国家级刊物担任理论编辑，直到退休。随着思想交流的深入，我发现他是顽固的守旧派。他欣赏的新诗，止于臧克家者流的现实主义。我喜欢上他，倒不是因了他的学养和品味，而是他热情似火的个性，出其不意的幽默感。他极少透露政治立场，我起先以为他有城府，但慢慢省悟，是为了避免与我冲突。早在开笔会那阵，他在饭厅目睹我不假辞色地训斥一位讥笑改开的人物。

笔会结束，和蔡老一起去机场。我要替他拿拉杆箱。他不肯，说你也有行李箱。我说我一手拖一个没问题。他顽皮地说，算了，别看我拿拐杖，走起来你未必赶得上。果然，坐主办方的车到了机场，卸下行李，两人前往候机大厅的路上见识了：他左手拖拉杆箱，右手所握的拐杖有如船桨，往前一戳，一只脚跟进，拐杖马上再戳，另一只脚随着，两条腿展开竞赛似的，你追我赶。我非要小跑，不然被他拉下一截。到了不同候机口，我喘着粗气和他握别，相约尽快再见面。目送他远去时发现，夹杂在步态正常的登机者中，他的走姿格外抢眼，一下子超过前面的所有人不说，跳跃如舞蹈，怪不得好些人停下，对着老怪物指指点点。

约是约了，并没指望。除非我去他居住的Y市。然而，他突然飞抵广州，那时分别不到一个月。原来，他要去香港与一位海外诗人面商，人家要出版诗集，他答应写序言和介绍出版社。事情办完，顺路来F市。他坐网约车到我所在小区前。我下楼迎接。怕慢待老人家，邀请他入住附近的旅馆。他说我就是要住你家里，看土造“美国佬”怎样过日子。

在附近的餐馆吃了晚饭，顾及他今天上午从香港坐飞机抵达广州，一路劳顿，腿脚又不好，我问他要不要看看街景。他说好。我站在街旁要截出租车，他说不必，走走路嘛。我不好反对，指了指远处的霓虹灯，告诉他那里是新开张的购物中心，其豪华在国内少见。他没吱声，才数秒钟功夫，已撇下我，走在前头远处。我小跑追上，笑说，还是这么厉害！他不好意思地说，惯了，不走则已，走，必然是这样子。我说行，奉陪到底。走进商场时，心里想，他得修炼多久啊！

从商场回到家。我泡了一壶上好的普洱，和他坐在客厅。我对他，怀着极强烈的好奇。

笔会以后，我上网查了他的著作和涉及他的信息。除了了解他的文学观，还注意到一桩匪夷所思的轶事：反右运动中，他是F省一所职业学校的教师，二十出头，雄姿英发。那年代，小蔡老师已常常发表作品，可是校里的名人。大鸣大放刚刚开始，省教厅调他去突击编选一部本省的文学史。他离开了本单位，住进Y市的招待所。待到差事完成，职校的运动到了处理右派分子的尾声。他一回到学校，就被拉去参加大会。反右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在台上念出一个个名字，被点到的去讲台一侧集中。教师、职员以及少数高年级学生陆续起立，站在那一边。小蔡老师一看，被叫去集中的人都熟悉，尤其是老教师，他们的道德学问他向来极佩服。数十个名字叫完，名单上并没有小蔡老师。小蔡看看台下，坐着不动的教师群里，没有一个是他看得起的，不是业务不行就是品行有亏。他顿时感到受了侮辱，这不是硬要我和不喜欢的人为伍吗？多难看啊！他毅然站起，排进队伍里。始料不及的是，站立的一群马上给戴上“右派”帽子。会议开完，都被押上卡车，送往边远地区的农场劳教。他就这般糊里糊涂地当上右派。在农场熬到1979年，全国实行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右派们都获改正，拿到补发的工资，离开农场回原单位。难友们走光，只剩他一个。他去找专案组。对方查遍档案，并没有他的记录。原来他从来没有记入“右派分子名册”，他属“编外”。人间的荒谬莫过于此。此事我想直接向他求证。此外，我还要尽可能深入地了解，何以这一位吃尽苦头的人，对“错划”没有丝毫反感，反而迷恋解放初期虚伪的“理想主义”。

为了铺垫，我先以中性视角，不加褒贬地叙述我从网络所知道的蔡老。这一招显然命中文人概莫能外的“下怀”，谁不为“自己在文坛居然这么出名”得意？然后，单刀直入，谈到1957年那个天大的误会，问他：传言是否真实。他说，大概是这么一回事，过去太久，何况人对太倒霉的往事天然地取排斥的态度，细节嘛，你知道的比我记得的多……其实，我自动当右派，不过是“超前”。如果没外出三个月，留在职校帮助党整风，百分之一百的几率当右派，年轻气盛，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人人争先恐后地“向党提意见”，我怎么会保持沉默？一贴大字报，那好，中计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也活该有这一劫。

我说，“超前”，哈哈！你太厉害了。我想，也许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

他继续说，不是吗？祸兮福所倚，我随着那群右派在山高皇帝远的农村，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躲过十年浩劫。我那职校，1967年学生分两派，钳工专业的学生造了大量土炸弹，堆在仓库里，被对立派引爆，那是半夜，男宿舍炸飞了，那就是我从前住的地方。要是不走，肯定连全尸也没留下。我听到消息以后，差点下跪，感谢老天爷。蔡老说完，得意地仰头，喝干一杯茶。

我叹息道，世事环环相扣，一个不小心就是歪打正着。您的“超前”说，和否定之否定，负负得正之类，一脉相通。

我不知道，是天生的还是习惯使然。他说，神情似乎是无可奈何，其实是自鸣得意。

我直达他思想的内核：蔡老，您老人家似乎反对改革开放，主张回到1957年前的路子。那次笔会，我俩来不及认真讨论，只记得一桩事：我问您，邓公哪里不好？您说，解放初我出版一本书，版税够在Y市买一栋小楼。现在试试！您是搞理论的，不知道这叫哪门子逻辑？

他说，想到物价高得离谱，随口说，气话不是宏观理论。你不必看表面。我的底线是这样：和主流思潮保持距离，或者说，与“眼前”持相反的立场。长远看，未尝不是最佳的自保。拿眼前的舆论环境来说，我唱反调，至多是提拔没我的份罢了，这么老还在乎吗？主要是，维持与众不同的姿态。

莫非这也是“超前”？我问。

随你怎么说。

严肃的探讨到处为止，接下来说点文坛闲话。便道晚安。各自就寝。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我送他离开，他说要试搭地铁。我陪他往地铁站走去。他是外甥打灯笼，拿着手杖走在前，我在后面赶。

我忍不住了，要他揭开走路的奥秘。

他一边演示一边解释。

你看，迈出的一只脚落地前，身体重心过分前倾，势必扑倒，另外一只脚必须马上跨出。越担心跨步越快，如此往复，无形中加速。所以，我这半残废，成为走路冠军。真是讽刺！

我模仿他的走法，不一会就喘大气。

他说，我在农场那阵，扛木头下山摔断右腿，养伤期间学走路，从那时开始就变成这样。

一脚往前，怕失去平衡，另一只抢先迈出。这走法，是不是“超前”。

他说，算吧！唉，好歹都是命。蔡老说。

几天以后，我给他快递一本书，那是毛姆的自传体小说。里面道及，跛子走路，小心翼翼地迈步，慢是免不了的，难道他不想快走吗？行动落后于本心，那是没办法。你却完完全全相反。

但这一层我没挑明，让他意会，然后为“超前”哲学自得一回。

作者刘荒田简介：广东省台山人，1980年从家乡移居美国。在旧金山一边打工，一边笔耕。2011年退休以后，开始在中美两国轮流居住。已出版散文随笔集37种。2009年以《刘荒田美国笔记》一书获首届“中山杯”全球华侨文学奖散文类“最佳作品奖”。2013年，获北美《世界华人周刊》、华人网络电视台所颁“2012年度世界华文成就奖”，2015年获“新移民文学笔会”“创作成就奖”。2011年，以散文《一起老去是如此美妙》获新疆“爱情亲情散文大赛”第一名。获《山东文学》杂志2015年度“优秀作品奖（散文第一名）。小品文集《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入围2019年“花地文学榜”年度散文。2017和2018年两年均进入三大文摘杂志（《读者》、《青年文摘》、《特别关注》）“最受欢迎的报纸作者”前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