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上山下乡的知青，如今都已六七十岁了。这一由城市户口组成的群体，总数逐年叠加，直到结束，为两千万。肉体受苦而精神陷于绝望，是他们的共同特征。知青们所在的乡村，一律实行公社化，其贫困和饥饿也极少例外。如果非要看反面，只能读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刚刚读了王安忆的散文集，其中一篇《不思量，自难忘》，回忆当年安徽五河县头铺贵社的社员，“终年为饥馑所苦”。举了以下例子：

　　一是，有一年，本应是主粮的“返销粮”竟是喂猪的豆饼。人们没有见识过(那里的猪连豆饼也吃不起)，不知道怎么“料理”，和面，干蒸，还是煮稀？最后一个聪明的妇女发明了“在锅里炒着吃”。据说有一股油香，吃起来像油炒饭。

　　另一是，一姐妹说了个婆家，弟妹多，男人又矮又瘦，只有一桩把所有的“不好”抵销了——春耕时节，他家还有三口袋粮食。

　　文末这样写：“这片土地，留下的就是这样阴沉的记忆。再加上，是那样没有指望的青春。离开它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头看过它一眼。”

　　不错，知青们陆陆续续离开教他们尝遍辛苦、饥饿、贫困、孤独、绝望、屈辱一类滋味的乡村。尽管许多年以后，若干幸运者、有背景者，将“乡村经验”吹嘘为“玉汝于成”的最好资本。身处其中的日子，必须离开，越快越好，宁可付出自残、卖身的代价，极少例外。

　　决绝的背影后面是乡村，是人数相当于知青数十倍的中国农民。知青们被救出苦海，然则农民呢？知青们回城以后所写的回忆文字中所铺陈的痛苦，农民们受的只会更多，不会少一点点。农民没有安家费、补助费。他们理所当然地，无限期地置身最底层。

　　如果今天动问垂垂老矣的知青们：乡村经验，除了供咀嚼或炫耀的种种苦，可有别的什么供未来借鉴呢？如果没有，那么，不但白吃了苦，也对不起接纳知青的农民以及负载千百年苦难的土地。

　　揆于自身，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凭借农民的本性，洞察普遍的人性。那年代，城里来的年轻人，无一例外地侧身于“公社社员”之列，和农民们一起赚每天的价值只是一角几分乃至负数的“工分”。生产队的贫困，农民出勤时的苟且、懒惰，对自身以外的冷漠，他们是每天目睹的。自留地和自行从事小副业，才是农民赖以活命的唯一资源。综合所有切身体验，可以得出这样的普遍性结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不可改造，不可更易。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利用这一本性去创造社会财富，而不是抑制它，损害它，消灭它。这样做的结果早已摆在面前——概莫能外的穷、饿，以及特权横行。有了鼓励个人致富、保护私有制这一基础，才有下一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法治维护社会的公正、和谐。

　　如果知青们离开一无可恋的乡村后，能建立这样的价值观，算得值回票价。全国的知青经过舍命的抗争，脱离农村，农场、兵团，回到城市，随即，迎来了改革开放。此后40年，中国城乡巨变。农民终于结束了和合作化、公社化形影不离的饥寒交迫岁月。而改革开放，无非是让农民被剥夺的“为自己劳动”的权利多多少少地回归，使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一格言得到合法实践。两条道路就是从这里分开的。

　　然而，我们的同龄人中有多少人，不是热衷彼时的“忠字舞”，就是刻意忽略这一至关重要的人生命题呢？

（原载美国《侨报》纽约客闲话2020年3月1日）

　　作者刘荒田简介：广东省台山人，1980年从家乡移居美国。在旧金山一边打工，一边笔耕。2011年退休以后，开始在中美两国轮流居住。

　　已出版散文随笔集37种。2009年以《刘荒田美国笔记》一书获首届“中山杯”全球华侨文学奖散文类“最佳作品奖”。2013年，获北美《世界华人周刊》、华人网络电视台所颁“2012年度世界华文成就奖”，2015年获“新移民文学笔会”“创作成就奖”。2011年，以散文《一起老去是如此美妙》获新疆“爱情亲情散文大赛”第一名。获《山东文学》杂志2015年度“优秀作品奖（散文第一名）。小品文集《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入围2019年“花地文学榜”年度散文。

　　2017和2018年两年均进入三大文摘杂志（《读者》、《青年文摘》、《特别关注》）“最受欢迎的报纸作者”前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