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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大约是1964年初秋的一天清晨，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还在梦中，就被母亲叫醒了，原来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一辆车要带我们去八达岭长城玩。这对我们这些个将将能吃饱饭的孩子来说可是天大的好事。要知道，那时能坐趟车顶驼着煤气包的公共汽车就能让我兴奋不已，而这次却有辆专车接送去远在百里之外的长城。我们顿时睡意全无，急急忙忙爬起来抓起衣服就要往外跑。母亲一个个把我们拦住，说“你们今天是要去爬长城，肚子里没食儿哪成呢!”被硬按着马马虎虎地吃了早饭，我们立马又迫不及待地要破门而出，可又被母亲拦住，左叮咛右嘱咐地把我们送出了家。
       父亲找来的是一辆用来运货的大卡车，车厢没有车篷，只是四周有一米来高的护栏，我们就站这在四处透风的车厢里。当年开车的司机是个老师傅，他车一路开得很顺畅，但可苦了我们几个“买站票”的乘客。北京的四季中，秋天是最好的，天天基本上都是风和日丽，天高云淡，既没有夏天恼人的闷热，也没有冬天刺骨的寒风。但是一连几个小时站在无遮无掩的车厢里，任凭着秋风是如何轻柔，阳光是如何的柔弱，我们一个个仍被风吹的晕头转向，晒得都快脱了水。不过沿途看到的美景能算是个很好的补偿。车驶过德胜门就算是出城了。公路上很少能看到汽车，飞驰而过的是路边的树，一颗颗向后退去。而面前，一座座村子又相继迎送着我们。开车的师傅更是体谅车厢上“买了站票”的我们，时不时地把车停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下。放松之余，我们便四处跑散，有的去摘几个野山杏，有的到小河边用手捧起河水喝上两口。
       中午时分卡车过了居庸关，来到了八达岭长城入口处。看到高高的烽火台，我们一个个都来了精神，不要命似地往上冲，都想第一个当好汉。刚开始还好，坡度不大并不觉得累，随着坡度逐渐陡峭，愈往上愈吃力，累得口干舌燥。不过为了能当上好汉，我们还是坚持着爬上了最高的烽火台。放眼望去，只见一堵厚实巨大的“墙”蜿蜿蜒蜒伸向远方，彷佛要带着我们走进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年代，去听塞外胡马的嘶鸣。
很快，饥肠辘辘的响声把我们从历史的沧桑中唤回到了现实。早晨临出门吃的那点东西，早就在争当好汉的冲锋中消灭光了。
       都知道登长城难，谁想往下走也不易。特别是坡度最大的第四座烽火台，我们几个真是差不多连滚带出溜下来的。当我们在路边一个小饭馆坐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小饭馆只做炒饼和面条。父亲给我们每人要了半斤炒饼，记得炒饼是一两五分钱，但面汤可随便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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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还去过很多次长城。特别是大学毕业后从事外贸工作，去长城的次数就更多了。当然不会再乘那辆四处透风的卡车。记得有次陪一个重要的国外贸易代表团，乘坐红旗轿车出了国宾馆，在警车的护卫下，一路绿灯，风驰电掣般地驶向八达岭长城。
       达到入口时，早有接待人员引领，避开排着长队的人流，代表团全体“捷足先登”。待在烽火台上或单独或集体拍完数张照片，回到出口时，又有接待人员拥簇着来到长城脚下一家最好的“涉外”酒店，只见餐桌上早已摆满了各色“定食”，以及各种酒水。
       饭毕，我们又在警车的护卫下，一路绿灯，风驰电掣般地驶回国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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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第一次去长城坐的汽车最差，用的时间最长，路途似乎也最遥远，整个过程甚至可以说有点受折磨，但给我们带来的欢乐最大。想想从吃过早饭到登上最高的烽火台，整整走了大半天，卡车行驶途中停车采摘过几个青青的山杏，喝了几次小河中清洌的河水。特别是那山脚下不知名小饭馆里五分钱一两的炒饼，还有任你敞开肚皮随意喝的面汤，真是一种美好的记忆。
       至于后来的“游”长城，似乎更是一种模式化了的程序，按照预先设置好的步骤，走完过程就算完成了任务。
       当然，长城的雄姿依旧。块块硕大的记录着历史厚重的青砖，由智慧的先人们肩扛手抬，筑起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
       其实任何一处风景名胜，无非是树木、岩石；沙滩、海水；砖瓦、梁柱等等这些基本元素，或借上天的鬼斧神工雕琢而成，或由人间的能工巧匠堆砌成型。
       每个人的人生际遇不同，所处环境各异，我更看重前往风景名胜路途上每个人做出的努力。有些人用一辈子积蓄，拜谒自己心中的圣地；有些人带着年迈体衰的双亲，历尽艰辛，为的是让父母再看一眼他们年轻时曾经浪漫过的地方。虽然，不一定每次都能到达目的地，但沿途的风景，同样美好；经受的磨难，更是可贵。

       作者简介：翟崇生，2008年4月移居加拿大温哥华。现为TESL持证资格教师，也是IRB与CBSA签约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