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北京回来很多天了，脑中依然萦绕着那条灯影憧憧的狭窄胡同，那间下不去脚的小饭铺，那碗由热变冷的青椒茄子面，还有罗莎琳强自镇定的神态。
罗莎琳在学校里教授加拿大文学，已经几十个寒暑了。年轻时，想必也是金发碧眼的美女。如今虽然韶华逝去，银发剪成寸短，眸子不再清亮，却依旧保持着她苏格兰祖先的高贵风度，瘦削的身板总是挺得笔直，启口说话时轻声细语。
我们虽不在一个系里，但每次碰面，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这不光是因为她的中国心结，还因她和我一样，也都崇敬白求恩大夫。这在加拿大人当中，可谓凤毛麟角。二十多年前我刚到加拿大时，在校园里遇到一百个人，知道白求恩名字的却超不过五人。
我曾问罗莎琳，为什么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会在他的家乡遭受冷遇。我更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位品格非凡、魅力十足的男子，会被妻子嫌弃，两度以离婚收场。罗莎琳寥寥数语，便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
“我姑母年青时，在蒙特利尔的医院工作，曾与白求恩共事。据说，他是个精力异常旺盛，充满奉献精神的人。然而，在个人生活方面嘛… … ”罗莎琳抿嘴一笑，似乎不屑于涉及这类话题。然而看着我期待的目光，她还是讲了下去。“姑母说，有一次，一个年青女护士突然好几天没来上班，大家四处寻找，不见她的踪影，就去护士长那里告状。护士长正在看病历呢，连头都没抬，就应了一声，‘去查一下，看看诺尔曼这几天在哪儿呢。’… …”
见我神色惊诧，罗莎琳耸耸肩膀, 转了话峰。“我不否认，白求恩他们这些共产党人，都是很高尚的一类人。但是，他们的政治信念和追求，往往不能被普通人所理解，特别是不能被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公众所赞同。因此，他们常常要生活在压力和痛苦之中。而他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却深受其害… …”她的语调依然平静，灰蓝色的大眼睛却蒙上了一层浓雾。不难猜测，她一定又是联想到了自己的丈夫。

2．
几年前，我在翻阅一部关于校史的新书时，几张黑白旧照跃入我的眼帘，揭开了一幅尘封已久的画面。
1974年春天，中国的文革烈焰已接近尾声时，大洋这边却燃起了一把火，将宁静的校园染红了半边。几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左翼教授，摹仿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带领学生游行示威，罢课造反，夺洋“走资派”的权，颇有向中国看齐，建立工农兵管理学校制度的势头。
罗莎琳的丈夫深受学生爱戴，年纪轻轻，就担任了系主任。整个事件中，他代表学生的利益日夜奔忙。几周后，校方为平息风波，采取了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宣布几名挑头闹事的教授为“共产党”，全部开除公职。罗莎琳的丈夫因“同情重用共产党”之罪名，也遭殃及，丢掉了饭碗。
尽管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今天的人们不会再因“同情共产党”而获罪，但因长期以来的妖魔化宣传，人们仍然免不了心有余悸。我只能在私下里悄悄向罗莎琳打探1974年那场风波的原委。
“如果嫉妒某人的才华，最便利的手段就是给这个人扣上共产党的帽子！可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他只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关心底层百姓的利益，为他们奔走呼号，希望能给社会带来公正与合理罢了！”她咬着嘴唇，压低声音，竭力控制着胸腔中的愤懑。“头上戴着那样一顶帽子，他失业后四下里找工作，却处处碰壁，从此一蹶不振。阳光和欢笑，从我们家中永远地消逝了。他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沉默阴郁，脾气古怪。我和孩子们都成了他的牺牲品。你能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吗？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我恐怕早就崩溃了！”
两年前，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加拿大访问时，罗莎琳曾在家中设宴，用美酒和诗歌盛情款待东方的文人学者。她的丈夫身为主人，见到来客时却手足无措，局促紧张，似乎三十多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从当年那场致命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在他呆滞木讷的神情中，丝毫看不到那个曾经攫获罗莎琳芳心的青年教授的风采。
一瞬间，我似乎更加理解了，为什么白求恩大夫会在他的家乡遭受冷遇。
无论多么坚强豁达的人，面对命运的挑战，也难免会有脆弱的时刻。罗莎琳的先生如此，被人们奉为英雄楷模的白求恩大夫又如何呢？他与我们一样,有种种人所共有的弱点。一位中共老前辈的女儿告诉我，“白求恩绝非完美无暇。事实上，恰恰是中国革命、中国军队、中国的老百姓教育和影响了他，最终成就了一个英雄人物的形象。”
她的话思之有理。然而,想起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至今仍然难以释怀。
感染了败血症，而又没有任何药品救治的白求恩，躺在太行山深处小村庄的土炕上，奄奄一息。等待死亡的过程，是令人恐惧的。在忽闪的油灯微弱的光焰下，他断断续续地留下了我们今天都知道的遗嘱，把属于自己的所有物品，包括手术刀，铝饭盒，小汤勺，一条毛毯，一条呢裤，一根皮带，一双靴子… …一一分送给身边的同志，也没忘记叮嘱加拿大共产党组织，除了继续募捐，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之外，也希望能在他身后关照那位早已离婚的妻子，分期给她拨付生活费。
当上海的共产党人求助于黑社会头目杜月笙，躲过日本人的封锁，搞到一批珍贵的青霉素，几经辗转，终于送到那个小山村时，白求恩已处于弥留之际了。
此时，负责抢救的人们却产生了分歧。一方认为，贵重药品如此难得，即便给濒临死亡的白求恩使用，也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了。另一方则认为，无论后果如何，从道义上讲都应当使用。双方僵持不下时，人们于是决定，去听取白求恩大夫自己的意见，再做定夺。
据说，白求恩大夫认真地听完了他们带来的问题后，沉默了片刻，缓缓说道，“还是用吧，为了我们的事业，生命也是重要的。”
然而，不知是因为翻译的缘故，还是其他人有意或无意的误解，这句话传回来后，却变成了：“还是算了吧，为了我们的事业，生命也是可以奉献的。”
于是，白求恩大夫终于永远地闭上了双眼。那批珍贵的药品也就保留了下来。
消息传到延安时，毛泽东悲愤交加，挥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
当后人试图弄清楚白求恩临终时究竟说了什么时，有一种令人无法辩驳的理由是：白求恩当时的话是用含糊不清的英语说的。翻译只能揣摩，并结合英雄通常的想法而翻译他最后的那几句话。
多么希望，太行山深处上演的那一幕悲剧，不过是文人墨客的遐想。在那个关头，人们为什么要把生死的选择交给一个最不应该交付的人？

3．
踏着白求恩的足迹，到中国去看看，是罗莎琳自儿时起便怀揣的梦想。1974年，中加两国刚刚建交，她正准备参加由一批加拿大教师组成的访华团时，却因为丈夫突然失业，家中陷入困境，而无奈地放弃了那次渴望已久的旅行。
她与白求恩一样，也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牧师之家。爷爷和叔伯那两辈人中，有数位亲属曾来中国做过传教士。那些点缀着异国情调的家信与日记，常伴随着幼年的罗莎琳进入她神秘的梦乡。
说来有趣，虽然传教士们在解放后不久便撤离了中国，但到了六七十年代，这些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后代，不少人却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他们人数虽少，却凝聚成一股亲华力量，在朝野推波助澜，促成了中加两国邦交的正常化。
“为什么那批信奉基督教的加拿大人，会喜欢红色中国呢？”我不解。
“这不难理解啊！”罗莎琳扬扬眉毛。“《圣经》上所传播的人类终级理想，就是社会大同，人人平等。而这一切，恰恰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实现了。那可是传教士们历经几代人的艰辛努力，都未能达到的目标啊！”
数年前，我曾随罗莎琳一起去多伦多，看望一位患病的老教授。这位加拿大老人在成都出生并度过童年，讲中文时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没想到，在谈及中国农村的现状时，他突然涨红了脸，情绪激动地朝我大声嚷嚷：“可气呀！毛泽东苦心经营了三十年的合作化，让他们一下子就全毁了！简直是不可饶恕！听说，现在全中国只剩下了河南的一个村庄，还在顶着压力，坚持走合作化的道路，是吗？”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从何讲起。尽管他在中国度过童年，亲眼目睹过新旧社会的更替，可是远隔重洋，雾里看花，他对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变迁，又能了解多深呢？
不过，与他观点相近的人，为数不少。前些日子，当罗莎琳与我谈起退休后的打算时，我建议她到中国去教英语，一圆她儿时的梦想。不料她一口就否定了这个提议。
“现在去？去做什么？”她瞪大了眼睛反问道。“难道去帮助人们多学点英语，以便他们多向西方帝国主义学习，加快资本主义化的步伐？让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
我愕然语塞。
“不错，我年轻时，的确非常渴望去中国，亲眼看看人民公社，赤脚医生，下乡知青，工农兵大学生，那么多令人鼓舞的新鲜事物！可是如今，非常遗憾，我不愿意去了，因为我不想看到劳苦大众被剥削压迫的悲惨状况… … ”罗莎琳优雅地轻轻摇着头，眸子里浸着她一贯的忧郁。
尽管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变化上与罗莎琳不尽相同，秋风四起时，我们仍然再次携手，举办了纪念白求恩医生逝世70周年的专题研讨会。
在蒙特利尔市街头广场的白求恩雕像前，天空中飘洒着蒙蒙细雨，罗莎琳在《国际歌》庄严的乐曲声中缓步上前，毕恭毕敬地献上了第一枝圣洁的百合花。她的后面跟随着一长串队伍，几乎全是中国人。很快，雕像前的几个大花瓶内就插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
冷风裹着雨点打在我颊上，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仿佛又看到了70年前的一幕景象。蓝天下，一只孤鹰在太行山高高的崖畔盘旋。沿着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人们抬着担架上长眠不醒的白求恩大夫，接连数日翻山越岭，到他足迹曾经踏过的地方，与村中的百姓一一告别。担架后面，跟随着长长一列挥泪相送的男女老幼。
望着络绎不绝，自发前来参加凭吊和献花的人们，罗莎琳不无动情地低声对我说，“彦，请你记住，无论如何，我对中国的爱，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是永恒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