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出生于北京。1987年赴加拿大。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任教，任语言文化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1997年入加拿大作家协会。2002—2007年担任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2007年起任滑铁卢孔子学院加方院长。

著有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雪百合》（Lily in the Snow），前者获1995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奖提名。中文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嫁得西风》《海底》等，中短篇作品集《羊群》，小说自选集《吕梁箫声》，散文集《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及其他》等。并编有英文论文集《沿着丝绸之路：中国文化论文集》（与勃兰特、米勒合编）和中英文对照的《中国文学选读》（与唐建清合编）。1996年获加拿大滑铁卢“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系华裔女性获该奖第一人。

　　加拿大华裔作家李彦，20多年前就以其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成功闯入北美主流文坛，从此，她的创作就在非母语和母语之间自由切换，且成就斐然。创作之余，她还长期致力于在海内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工作，组织过多次中外文学交流活动，并于2007年出任加拿大滑铁卢孔子学院加方院长。2016年对于李彦来说，同样是个忙碌的年份。在过去的半年里，她先后在海内外十余所高等院校进行了近20余场学术交流。

　　作为海外新移民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双语作家，李彦对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进程中如何进行海外传播推介，可以说有着独到的感悟和见地。为此，记者近日就相关问题对其进行了采访。

　　向西方读者介绍真实的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海外华人新移民作家中，您可以算得上是非母语创作的先行者，《红浮萍》的发表时间比哈金的《等待》还要早几年。请谈谈当时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

　　李彦：20世纪80 年代中期，我来到加拿大留学。文化上的差异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形成了强烈对比，也激起了我对生活的全新感受和思索。那时普通的西方民众对中国知之甚少，外国人用英文撰写的各类中国题材，包括历史事件、政治运动等的书籍，在他们的图书馆和书店里也不少见，只是书中很多内容有欠客观和公正，对中国人的刻画流于浅表，有误导读者之嫌。我觉得自己作为生长在中国的局内人，有责任更加客观公正、细腻准确地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人。于是我决定创作英文小说《红浮萍》，向西方读者介绍20世纪真实的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部小说后来被北美不少学校选为学习中国现代史的辅助教材，成为在海外广为传布的“中国读本”，这可能是您始料未及的。

　　李彦：对此我深感欣慰。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文学风格与作家的创作个性密切相关。作为社会中的人，作家的创作与社会、时代应是一个互动、互构的进程与关系。您怎样看待作家这种创作个性与其客观承载的历史和时代责任的关系？

　　李彦：我认为，人类的思想情感是相通的，人类在追求上所面临的大问题是一致的，对真善美的认知标准也基本一致。但在具体的过程中，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是不一样的，这是需要文学工作者反复思考和探索的。

　　《红浮萍》通过一个家族三代人在百年历史中命运的变迁，忠实地再现在历史大潮的裹挟下人们难以自主的漂浮，真切地描述历经沧桑的人们的坚忍与追寻。由于我在叙述主人公们人生经历的同时，也探究了复杂的人性及传统中国文化等多重因素与他们各自不同命运的关联，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作者娴熟流畅地将中国社会历史上错综复杂的矛盾化繁为简，将中国文化、哲理、传统价值观编织在一起。小说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情味、作者在创作上采取的忠实于生活的真诚态度，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使这部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誉。一位温哥华的女读者来信说，读了这部小说，当她再次走入唐人街、面对华人的时候，已经有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感觉。“他们不再是头脑简单、表情麻木的群体，每张脸上都蕴涵着丰富的情感，是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心灵的人。”

　　译写：发挥汉语形象思维的魅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红浮萍》后来又由作家出版社出了中文版，您是否在内容上有所调整？

　　李彦：我在自己执笔把《红浮萍》翻译成中文时，就开始进行一种新的尝试：译写。这种方式，给了文学创作者自由——不必拘泥于原文在语言表达上的局限性，也给了创作者更宽阔的思维和想象的空间，得以弥补和完善原著留下的遗憾。因为对象是国内读者，译写时我删掉了有关背景的介绍性内容，精简了篇幅，同时考虑到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受众的思维方式、阅读习惯，对小说做了某些文学性处理，而非简单地进行文字翻译。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家刘震云读后认为：“十几年后再看《红浮萍》，它仍是一部好小说。”可见您的这种尝试是成功的。那么反过来，在当今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差异与碰撞又无时不在的情况下，您觉得怎样才能让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为西方读者所接受？

　　李彦：2016 年春，我在“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演讲，因为提到了“译写”的方式，引发了热烈讨论。一位老学者问我：“难道中国文学不需要自信吗？为什么一定要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这只是在不同文化间进行有效沟通交流的一种方式，目的是要把我们的观点传达给对方，使他们能够接受我们的东西。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目前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较为薄弱，我们无法要求别人必须接受我们的文化、欣赏我们的文学。也许若干年后，当中国文化能被世界人民心甘情愿地渴慕追求的时候，原汁原味地欣赏中国文学就不再是个问题了。

　　所以，目前我的建议是，“译写”应坚持在忠实原文大意的原则下，对文字和结构进行有效的处理。英语读者对清晰、流畅十分重视，增什么，删什么，如何才能处理得当，涉及我们对其他文化了解的程度，涉及价值观的异同。文学工作者应当对其他文化具备基本的常识，才能避免弄巧成拙。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事汉语教学对您的写作和翻译理念有何影响？

　　李彦：从事汉语教学后，我确实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在滑铁卢大学任教之初，我教授的是中国文化、历史和文学的课程。因为完全用英语授课，所以那时没有对中英文语言的差异进行认真的思考。几年后，我也开始了汉语教学，才懂得了站在其他语言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母语，进而挖掘、总结出汉语的特点，为提高教学质量服务。

　　课堂上学生的提问往往给我带来启发。例如：“一个复杂的汉字是否包含好几个音节？”由此我才意识到，要培养拼音文字背景下的大学生采用新的思维模式来学习，训练他们从依赖听力到依赖视觉。在摸索中，我独创了自己的教学方法，把汉字分解为图画，启发学生的形象思维，再借助联想和编织故事，加深学生对汉语的理解和记忆。

　　这种教学实践，也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我的文学创作。我意识到，中文的特色就是具有强烈的视觉效应，甚至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思维和审美趋向。而英文，在我这个英文乃非母语者的眼中，是规范、直接、简练、逻辑性很强的一种语言。由于缺乏视觉效应，很容易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事物的实质层面上来，甚至使我们的思维冷静、偏于理性，而不太受文字表象的诱惑和干扰。毫无疑问，同时使用两种语言创作，可互为促进，在思维中产生一些新的元素。我相信，大多数翻译者有同样的体验。

　　汉字元素由图画组成，本身携带着强烈的视觉效应，译成英文后，图画变成了26个抽象符号，原本栩栩如生的作品变得枯燥乏味，丢失甚多。而其他语言在译成中文后，往往会赋予其色彩和图案，并增添了韵味，甚至超过了原文的魅力。从另一个角度想，或许正是这样一种语言规律，促进了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您是如何处理两种语言的差别和障碍的呢？

　　李彦：这些年来，通过反复实践，我就翻译策略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一是对词汇进行再创作，减少不可避免的损失。在中文语境下为中文读者所写的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后，必然失去文字固有的审美趣味与内涵。根据翻译者自身的文字功底对词汇进行“再创作”，可以对译作起到弥补和挽救的作用。

　　二是由小说结构联想到人物命名的作用。选修中国文学课的加拿大学生读《红楼梦》，第一章都读不下去，就放弃了。究其原因，系西方读者习惯于线性结构的小说， 一位主人公，一个家庭，贯穿始终。一家出版社的总编告诉我：“一部理想小说的主要人物不能超过八个，次要人物则不能超过二十个。”相反，中国传统文学以章回小说为代表，多为群体式结构，几百个人物是司空见惯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老残游记》《孽海花》莫不如此。此种结构，为何中文读者没有阅读困难，而译成英文后，却造成了极大的阅读障碍，难以分清谁是谁呢？

　　开始教授汉语课之后，我才突然醒悟到，中文名字本身是包含了意义的。文字意象在脑中生成的画面，可以帮助读者记忆。例如，宝玉、凤姐、晴雯、花袭人、柳湘莲……全书几百个人物的名字，皆为曹雪芹苦心孤诣选择的富有创意的字眼，目的是帮助读者区分和记忆。古代说书艺人采用绰号手法，赋予人物特征，更是有效地加深了记忆，便于区分开众多人物。例如及时雨、黑旋风、浪里白条、美髯公等，都巧妙地把意象嵌入读者脑中。当代小说，有的也成功沿袭了传统文学的做法，例如《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蝴蝶迷、座山雕、一撮毛，等等。

　　由此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处理文学作品中的人名时，究竟应当是音译还是意译？中文优秀作品译成英文后，名字以26个字母出现，数百人物顿失特征，极易混淆。多数译者采用省时省力的音译，这就造成了文化底蕴的丧失。少数译者意识到此一问题之后，便采取了对人名进行意译的方式。

　　对文字的这种感悟，也融入到我的文学创作中。2001年发表中文中篇小说《羊群》时，我就将每个人物的姓氏都冠以动物的谐音：朱、牛、羊、毛、侯、郎等，隐喻人物身上携带的动物属性。创作中文长篇小说《海底》时，所有的人物都用了海洋生物来命名：珊瑚、红藻、银嫚、翠螺、老蟹、龙牧师，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文里面，这样做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英文作品中也同样有效吗？

　　李彦：是的，我在英文小说《雪百合》中也做了尝试。每个人物的命名都被赋予意义：百合、麒麟、王子、陛下、鼠少校。加拿大某文学教授读过《雪百合》之后来信说：“你给书中人物命名时采用的方式，效果极佳。这实际上发挥了两种语言各自的长处。小说虽是用英文撰写的，我却能感觉到里面含有中国韵味和思维习惯，使得小说的叙事本身携带了女主人公继承自两个世界的两种文化。这种风格使得读者在阅读时不由自主地也同时采用两种语言来进行思索，非常独特，生动有力。”

　　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我在语言运用上采取的策略。暨南大学的易淑琼博士在她的论文《走不出的意境》中提到：《红浮萍》中文译写本是一种与当今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生活化、口语化书写方式不同的书卷气的典雅的书面语书写。整部小说着意于以富含丰厚民族文化积淀的意象烘托营构出一方内具中国传统审美“气蕴”的唯美意境。

　　虽然这些反馈令我欣慰，但在双语创作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控制不住，落入美的陷阱。也由此体会到，过分挖掘韵律与视觉效果的特性，汉语写作极易陷入文字表面的诱惑之中。

　　培养海外青年对中国文学的兴趣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学对社会心理的形成与成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创造力和民族心理特征，也是不同国家与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您认为文学作品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李彦：文学是向其他民族展示自己文化的一扇窗口。以我个人的创作经历来说，我构思《雪百合》时，已在大学任教多年。长期置身于西方主流文化的氛围里，对异国他乡的神秘好奇感早已淡漠。由于我所教授的课程是中国文化、历史、文学等，这就促动了我不由自主地对人类社会的共性与异性，进行更加深入的对比和探索。

　　《雪百合》的写作过程是漫长的，经历了好几年时光，其间融入了我对中西方文化差别的反复思考。也许由于生活上摆脱了流离彷徨、居无定所的新移民境地，事业进入了稳步发展的状态，因此有充足的时间去精雕细刻；也许是由于人到中年，心态趋于超然达观；也许是那时对小说创作技巧相对比较熟悉，有意识打磨写作方法。因此，尽管《雪百合》的内容是围绕着新移民在北美社会落地求生的磨难与艰辛展开的，但全书洋溢着风趣幽默、苦中求乐的韵味，使读者感受到一种伴随着哀叹与笑声的复杂情感的阅读体验。英文媒体评论该书“文笔很出色，十分流畅，引人入胜，并且在运用幽默时能使得其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身上都起到作用”。

　　当前的文学翻译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中国文学远未在世界上得到它应有的地位。熟悉中国现状的作家，用外语创作的能力不足。期望外国人学会中文再欣赏文学，更是鞭长莫及。眼下只能依赖翻译进入其他民族的视野。相反，中国人对世界文学名著的了解，却大大超过外国人对中国文学名著的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扭转这种文化交流的逆差，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李彦：人们总爱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究竟怎么博大精深，却不知如何回答。如何简明扼要地概括中国文化特点，谁来介绍，怎样介绍，是我们当前应该重视的问题。我认为海外的大学课堂是行之有效的传播途径，也提供了优秀的范例。例如，美国某常青藤大学的“中国简介”课程教材采用了《豫让传》、《荆轲传》、《水浒传》选段“九纹龙史进”等，篇幅不长，却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忠孝节义”的价值观。海外大学通过开发设置新课程，如中国概况、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通过生动活泼、寓教于乐的讲解，以感性认识取代枯燥乏味的教科书，可为海外年轻人提供启蒙教育，诱导、培养其了解和探讨中国文化、阅读中国文学的兴趣。

　　海外作家应加强双语创作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作为一位知名的海外双语作家，文学创作可谓是甘苦自知，请介绍一下海外作家的创作与生活现状，以及他们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与影响。

　　李彦：首先要谈的，是创作语言的选择问题。我们知道，华裔移民海外之后，就是少数族裔了。例如在加拿大，华裔只有100多万，占人口不到4%，其中还包括不懂中文的第二代、第三代华裔。很多新移民作家致力于把自己的作品拿回中国推销，其中也有海外读者太少的原因。

　　99%以上移民海外的华裔作家仅用母语创作，尽管他们其中不乏本身是英语专业背景的人士，能流利地阅读和欣赏英语文学。当然，也有人至今仍坚持用非母语创作，例如美国的闵安琪、加拿大的应晨等。我虽然一开始用英文，但后来一直是在非母语和母语交叉使用的状态下进行创作。

　　去国经年，可以说，国内作家活在当下的中国，海外作家活在记忆里的中国。早年留学海外的作家如再写今日祖国，难免会落入20世纪80年代外国人走马观花式的肤浅和偏颇。但如果停留在挖掘记忆的层面，又会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感。我们必须考虑如何避免写作的同质化、重复化、类型化，必须要开拓新的视野，将目光转向“东西方文化探索比较”，以及对整个人类的关怀。与此同时，海外新移民作家还需加强自己的双语创作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得您曾引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来概括海外作家的文学创作。

　　李彦：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的三重境界，我认为同样也适用于我们这些在海外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留学生，最熟悉的，是记忆犹新的故国情怀。例如90年代在海外用非母语创作并有一定影响的长篇小说：英文的有哈金的《等待》、闵安琪的《红杜鹃》（Red Azalea）、李彦的《红浮萍》等；法文有应晨的《再见，妈妈》、戴思杰的《巴尔扎克和小裁缝》等。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些人出国后的10—15年时间里，其文学创作的内容，多集中描写新移民落地生根、开拓家园的痛苦历程。例如我的英文长篇小说《雪百合》，中文长篇小说《嫁得西风》《海底》，中文作品集《羊群》等。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25年后，大家已融入主流社会，注意力转向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对比思考、人类命运异同的探索。近期我的非虚构系列如《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小红鱼儿你在哪儿住——与明义士家族》《嘤其鸣·答友人——给加拿大法裔女作家的12封信》（均见《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及其他》，商务印书馆，2015）等可见一斑。

　　加拿大有一批土生华裔作家，他们几乎全是用英文创作。由于中西方读者所受教育不同，兼以百年来语言和文化的变迁，土生华裔作家在表现其祖辈华人移民生活时，已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隔膜感，致使有些作品呈现的早期华人形象失之刻板，显得思维简单，我读时常有人物素描之感。但这种相对简洁、清晰流畅的风格，更易于被英文读者所接受。他们对祖先和故土的描绘，由于隔膜而往往蒙上一层神秘、传奇色彩，给英文读者带来异国情调的新鲜感受。

　　加拿大土生华裔作家和近年来崛起的新移民作家的英文作品，为西方读者呈现了华人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精神气象，对重塑华人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意义深远。但这两个作家群体的创作，尚未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和深入的综合性研究。

　　孔子学院：跨越文化沟壑之桥

　　《中国社会科学报》：21世纪初，我国逐步确立了文化强国、文化“走出去”的方略。在加拿大，目前已建有十几所孔子学院，这些孔子学院是以怎样的有效方式在加拿大传播中国文化的？

　　李彦：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外交流的频繁，也带动了汉语升温。我们编写了适合海外学子的双语教材，增设中国文化和文学介绍的课程，同时还在不同城市建立了多个“孔子学院中文资料室”，每年举办中文朗诵比赛、作文竞赛等，鼓励促进华裔青少年从事中文写作，加强中华文化的薪火传承。

　　通过孔子学院这一平台，我们摸索探讨了不同的形式，加强多方学术交流与合作，如邀请国内专家学者赴海外巡讲，每年举办国际文学论坛等。像近年举行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与北美少数族裔作家交流会、第35届多伦多国际作家节首次设立“中国专场”，都是构建跨越文化沟壑之桥的举措，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效应。

　　孔子学院的运营需要多方携手合作，有效利用资源，联合中外机构共襄盛举。我们除了联合加拿大作协与中国作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与加拿大原住民学者共同交流外，还联合美国、加拿大的其他数所大学孔子学院举办活动。

　　在公共建设方面，滑铁卢孔子学院持续与周边三座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合作，举办汉语培训班、中华文化兴趣班，组织传统节日庆典活动等，深受社区群众欢迎。在多元文化公平竞争的环境中，为汉语在海外的运用与发展寻求和创造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很显然，中国文化需要以一种开放自信的姿态去面对世界多元各异的文化。您认为怎样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这种文化交流，以促进人类文化的多元互补？您曾说过，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还需要更多将外语作为写作工具的人。在您看来，双语写作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有着怎样的意义与作用？

　　李彦：人类精神文明各有千秋。在国际舞台交往，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消除误解、追求理解、赢得友谊、和平共处。这就需要培养大批高素质翻译人才，以增强中华民族在各个领域与世界交流的能力和话语权。翻译人才首先要具备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然后才谈得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与文化交流，才能从不同文化中汲取养分。

　　就文学而言，我们首先要清楚其他国家的人们阅读中国文学的障碍在哪里。当前，了解中国文学的外国人还非常少，我们需要寻找行之有效的传播途径，如果推广得当，中国的优秀作品是能得到世界广泛认知的。当代中国需要一支高素质、高水准的专业翻译队伍，文化功底深厚，具有开拓性思维和视野，方胜其责。从长远看，还要鼓励双语写作，尽早引导和培养年轻人直接用外语创作。用外语写作绝不是简单地换一种语言写东西，而是在创作阶段就要考虑照顾到外国读者的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以及前面提到的诸多因素，这样才会事半功倍。这些都不是单一的语言翻译工作所能替代的。我相信，培养大批高层次的双语写作人才将会大大增强中华民族在各个领域与世界交流的能力和文化话语权，这恰是我们欠缺又急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