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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白求恩最后的情书(4之4)
中国留学生 - 滑铁卢孔子学院专题
作者:李彦   
2017-04-26 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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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之后,我给比尔发去了一封邮件,告诉他,北京的“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准备派遣一个代表团来加拿大,参观考察之余,也想专门拜访一下白求恩战友的后人,亲睹他所收藏的珍贵文物。

很快就收到了比尔的回复。他说,腿部的伤痛减轻些了,他可以亲自开车,到滑铁卢来看望我,好好商谈一下。

比尔来的那天,我特意嘱咐办公室的秘书,等老人的车开进学校的停车场时,千万不要收费,一定要按动控制键放行。

日近正午,比尔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走廊里,仍然一瘸一拐的,拄着手杖,肩头挎了一只破旧不堪、铅灰色的帆布包。

二十年前,在小城的跳蚤市场里,这个帆布挎包跃入了比尔的眼帘。那是两次世界大战中,加拿大士兵在战场上的军用物品。他从父亲爱德华留下的旧照里,见过他曾背着这样的帆布包,奔赴西班牙战场。多少钱?仅此一个,你随便给吧!

“我只花了十块钱。从此后一直背在身上。”比尔坐在学校餐厅靠窗的椅子上,注视着花园里那棵枫树上几片残存的红叶,若有所思地说。“父亲1958年中风瘫痪,几年后就告别了母亲和我。”

他坚定地谢绝了我的好意,不让我为他购买午餐。“我不愿意让你再次款待我。我不饿,真的,不需要吃饭。人必须平等,才能相处,决不能靠人施舍。”说着,他从口袋里摸出来几枚硬币,说是买杯咖啡喝就够了。

我不再推让,替他去食堂购买了一杯咖啡,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

“我的梦想,就是每月能有五百加元的收入,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现在,我却连这个数目都快得不到了。退休金少得可怜,根本不够用,我那座房子里面,我自己住一间,另外两间卧室,都出租给房客了,这样,每月可以收点租金,贴补日子。但是,那座百年老屋实在是太旧了,门窗、地板、水管,都需要修理更换,可我却拿不出这笔钱来。实在没法子了,我不得不拿出来保存了四十多年的父母的遗物。”

想起那座老屋坍塌的台阶、破败的门窗、歪斜的家具、油漆剥落的地板、房客堆积在门口的破瓶烂罐,我的心头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阴霾。

“穷困的根源,因为我是共产党。”比尔的声音依旧低沉,蓝色的眸子里却涌起深海中的波澜。

“如果你想提倡白求恩所代表的精神,你这辈子就彻底完了!找不到工作,没有任何收入,人们都像躲瘟疫一样地躲避你,不和你交往。大家都害怕警察。他们严密监视着,看谁是共产党。过去几十年,我的父母和我本人,都受够了!在这种高压下,我们全家人只好三缄其口,低调做人,否则将难以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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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彥在白求恩故居门前留影

提到前妻时,比尔的口气是冷静、温存的。她在政府部门里有一份不错的白领工作。两人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十五年前,妻子终于忍受不了他毫无希望的穷困,带着年仅九岁的女儿,离开了这个家。妻子走时,按照法律,拿走了一半财产。从此,他更加落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

“她是个善良的女人。离开我,是正确的决定。”比尔眼中涌起复杂的波光。“其实,三十年前,我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不再召集群众示威游行,也不再参与签名请愿等活动了,因为我实在难以承受找不到工作、无法糊口的痛苦!”

比尔年轻时,曾在专科学校里担任教师,讲授过电力学课程。失业后他四处碰壁,因为无人敢于雇用他。他也曾白手起家,尝试过创办公司,经营建筑业、制作太阳能设备等等。然而,也许是遗传自血液里的基因吧,他发现自己根本当不了靠剥削压榨他人血汗而发财的资本家。公司开办了没几年,就因赔钱而倒闭了。

“你的妻子,按我的标准,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女人。”我试图安慰老人。

“呵呵,”他垂下眼皮,牵动唇角,苦笑了一下。“她嘛,毕竟是女人,我不怨她。真的。”

“经历了这么多。如今,你还是共产党员吗?”

“当然!”老人挺了挺胸脯,目光笃定,重拾自信。“我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一共八个人,全是男的。男人之间,更容易沟通。你懂得吧?”

我点头。脑中浮现出三十年代遭到禁演的那个剧本《八个男人要讲话》。

“我们现在不搞群众运动了,只是每月两次,在星期日的上午,聚到我家里,一起讨论读书心得体会。所以,与其说是党小组,我们更像是个读书会。”

“这八个人,都是什么背景?”我好奇地打探。

“有大学教师,也有电脑程序员,其中六人都是单身汉。他们都还年轻。就我一个老家伙!”比尔又笑了。

“你们读的都是哪类书呢?”

“当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例如美国纽约的大学教授大卫‧哈维的专著。”

在六十年代上大学期间,比尔就开始和一些人同读马列经典了。他们从国外进口的读物中,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还有《北京周报》《中国建设》《中国画报》等期刊。

“我至今还保存着毛泽东逝世的那期《北京周报》,都在我的地下室里放着呢。”

“你呀,的确是爱德华的儿子,这点没搞错。”我笑着说。

老人露齿大笑。再次忘记了英国人的骄傲。

看到他终于轻松了,我转了话题。“谈正事吧,请如实告诉我,您的期盼是多少?我将尽我的全力,帮助你达成心愿。如果我个人能够承担得起,我将十分乐意购买这张照片和这封信,再把它们转交给中国的适当机构,让这些历史文物寻找到最恰当的归宿。”

老人听罢,却收敛了颊上的笑容。停了片刻,他叹了口气,摇摇头。

“彦,我看得出来,你,是买不起的。我在这个世界上,大概还能活十年。我需要六万加元。当然,这不仅仅是那张照片和那封信了,我家里还有很多东西,有我父亲和白求恩在西班牙战场上的照片,还有父亲带回家的几把西班牙战刀、祖父母从中国遗留下来的清朝的绣花长袍,等等,我希望一并出手,换来今后十年的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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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儿时睡过的摇篮

接着,比尔透露出更多的内情。原来,还有其他人在翘首企盼,等待分享这批遗物可能带来的丰硕成果呢。

首先把毛泽东照片的消息透露给“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那位华人,是来自广东的中年移民。他曾经是比尔的房客。

“人很不错,”比尔肯定地说,“但他有中国人的通病,热衷于赌博。原来,他在伦敦市里开过一家小吃店,专卖炸鱼和土豆条这种西式快餐。结果,赌博使他把老本都输光了,只好卖掉小吃店,靠开着大卡车运货维生。现在,他成年累月往来奔波于美加之间的高速公路上。老婆孩子返回广东居住后,他把房子也卖了,在伦敦连个窝也没有,只好把全部家当都存放在我的地下室里,替他保管。”

“他保证说,要帮我在中国找到一个买主,但先决条件是,成交后,他必须提成百分之十。我答应了。当然不能让人家白费精力啊!你说是不是?”

和老人告别前,我与他相约,等到“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代表团来加拿大考察时,我一定设法安排双方会面,探讨购买他手中文物的可行性。

比尔一再叮咛,希望我陪伴他一同会面。“你了解两边的文化,知道哪些话该如何表达才最恰当,不失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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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的一个清晨,在多伦多城北喜来登酒店富丽堂皇的大厅里,“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一行四人,在我的引荐下,与比尔‧史密斯正式会面。

头天晚上,比尔驱车三四个小时,从伦敦赶赴多伦多,深夜时抵达,就在酒店大厦后面一条狭窄的小巷里,悄悄找了个免费停车的地方,蜷缩在车中,度过了一夜。

“很舒适。还省钱。”比尔指着铺在车中的毯子说。“我昨天特意去理了个发。你觉得怎么样?”他晃晃在风中飘拂的白发,笑着问我。

北国初秋,寒霜已降,车窗上凝结着昨夜的露珠。若是再冷些,飘起雪花来,老人该如何打发这个夜晚呢?

少将和大校们从电梯中款款而出,在大堂里与比尔热情地握手言欢。镁光灯闪闪,照亮了老人略显局促的面容。大家就座后,比尔凑到吧台前,买了杯咖啡,捧在掌中慢慢吸吮,温暖着冰凉的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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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在彦的引荐下,与比尔‧史密斯正式会面。  

面谈的细节,就不赘述了。代表团返回北京后不久,我收到了他们的来函。

李彦老师您好!

这次和比尔会见,心情很复杂,为他的境况所担忧,为我们无法更好地帮助他而遗憾,也为此次准备仓促、没有充分表示我们的心意而惋惜。我们将继续努力,为最终获得文物并发挥其作用、为给比尔一定的补偿和物质安慰尽其所能。

比尔的生活的确需要照顾,可是他不该用商品买卖来定位这件事,那样一来,他的终生信仰和为此的付出就大大贬值了。我们也并非买卖人。我们可以找人赞助,但不能接受这样的交易方式。

所以,这件事情只能暂告一小段落。今后我们将想办法,对此负责到底。也想听听您的意见。期待中。

当然,我能充分理解他们的考虑。但这样的消息,我踌躇再三,终是不忍告诉老人。

电脑前摆放着老人上次来时送给我的礼物:两枚纽扣大小的铝质红色徽章。一枚上印着“红色意味着正确”,一枚上印着“挑战权威”。那是老人在70年代搞工人运动时遗留的纪念品。

灵机一动,我写信告诉比尔:请你耐心等待,给我一些时日,让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在中国发表后,看看在我们先富起来的那批国民中,是否有人肯出资购买这批意义非凡的历史文物,帮你排忧解难。

第二天,我给蒙特利尔的朋友米雪打去电话,想探讨一下,“奥宾基金会国际主义中心”的朋友们,是否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早就了解,那个组织的几个核心人物,和我一样,都是清贫的知识分子,所以并没有指望他们能够在经济上援助比尔。可是,他们是否能够筹措经费,安排老人加入“沿着白求恩足迹之旅”的加拿大团队,到中国活动一趟,增加募捐的机会呢?

没想到,米雪颇为懊恼地抱怨说,自从去年他们向社会上发出了“沿着白求恩足迹之旅”的倡议书之后,今年以来,忽然像雨后蘑菇一样,从加拿大各地冒出了好几个以“白求恩”命名的协会团体,基本上都是加拿大华人新移民刚刚注册成立的,且他们的活动内容,竟然与奥宾的创意如出一辙!眼下,人家这些山头已经各自为战,捷足先登,奔赴中国了。

先是惊讶,但细细一想,此种现象并非新鲜事。自由社会里,注册个团体和机构,易如反掌。张三怨恨李四了,或是刑满释放后找不到饭碗了,花上几十元钱,转脸便可注册一个冠为“国际”,“世界”,“环球”的协会、中心,或者是“学院”,顶着会长、主席、总编、董事长的头衔回国,招摇过市,被奉为上宾。海外华人团体内,此种社团组织,多如牛毛。只是不晓得奥宾的负责人、麦吉尔大学政治系教授艾奇思‧费尔怎么想,他是如何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的呢?

米雪说,艾奇思对此倒是颇为达观。他说,我们所要弘扬的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不正是为了唤起更多的人们联合起来,为了共同的理想目标,携手奋斗吗?

这种看问题的角度,我并不奇怪。奥宾基金会原来的办公地点,长期坐落在麦吉尔大学历史悠久、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内,既方便,又体面。可是,两年前,他们决定搬出象牙塔,另外选择新的会址。新址位于蒙特利尔市工业区一座陈旧、简陋的大楼内,在第七层,原来为工厂的库房。有趣的是,这个地方的租金,竟然比原来的大学图书馆里的旧址,还略微贵出来一些。当我表示不解时,艾奇思解释说,奥宾国际中心委员会的人们认为,新的地点位于老工业区,更接近普通老百姓,因此也更符合白求恩精神的理念。

放下电话后,我把米雪的沮丧告诉了爱人,自己也陷入了无法言说的失落中。

“对你花费那么多精力搞的这类活动,我本来就不大赞成。”爱人安慰我说。“可我太了解你了。如今对你的态度,只能像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的态度一样,虽然并不赞成,但既然已经搞起来了,也就只能支持下去。”

我忍不住笑了。一个学地球物理专业的人,能说出这等话来,妇复何求?

“别难受,我给你开车,咱们自己沿着白求恩的足迹走一趟吧!”爱人提议。

周末,我们俩驱车数百公里,再次来到安大略省北部的林区小镇格雷文赫斯特,朝拜英雄的故乡。

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简朴整洁,寂静安宁。高大的枫树落光了树叶。阶前的红花也已凋谢。岁月悠悠,白求恩故居的外墙曾被油漆过不同的颜色,米黄色,淡粉色,新近又漆成了果绿色,恰像英雄在历史长河中被不同的人们赋予各异的解说。唯有不变的老枫树,沐浴着深秋温暖的阳光,年复一年,默默地迎接着远方来客。

我的目光凝视着襁褓中的诺尔曼睡过的小摇篮,盯着他在父母怀抱中乘坐过的敞篷马车,掠过他曾经戏水的墨丝克佳湖,追溯他捕捉过蝴蝶的小山坡。

管理员女士告诉我,自从故居博物馆在七十年代建成以来,百分之九十五的参观者都来自中国,那个他奉献出生命的地方。还有百分之五呢?他们来自西班牙,那里也曾经是他浴血奋斗的战场。

据说,小镇居民对待我行我素、桀骜不驯的诺尔曼,远不及对他的父母那样尊敬怀念。那是一对德高望重的夫妇。诺尔曼的父亲出身于医学世家,他却宁可放弃都市的繁华热闹与高薪待遇,选择了到这偏远荒凉的林区小镇担任基督教牧师,为身处底层的伐木工人提供精神关怀。

早就感受到了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妙,否则为何这些真正不辱没 “共产党员” 称号的人,有那么多都出身自基督教传教士家庭呢?遑论提出共产主义理想的卡尔‧马克思,也出自基督教门庭。毛泽东所盛赞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追根究底,其实源于基督教的博爱思想。

对我的困惑,米雪曾回答过:白求恩的身上,兼有基督教及共产主义的因素。这两者本身,本来便有很多相同之处,既有极好的方面,也有很差的方面。但无论是好是差,皆非主义本身的问题,而是源于人的问题。

深秋的蓝天清冽空旷。几只白色的水鸟环绕着小镇教堂的钟楼悠闲地飞翔。凝视着落日余晖映照下的铜雕塑像,我为一个最值得爱戴的男性,默默地点燃了一注心香。

(4之4,本文首发于《人民文学》杂志2015年3月号,荣获第25届上海市新闻一等奖,本网获得作者授权刊登) 


李彦简介:中英文双语作家,北京人。198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英语采编专业硕士。1987年赴加拿大。1990年获温莎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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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的英文长篇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出版并获得1995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1996年,李彦获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是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华裔女性。2002年,李彦获得台湾“中国文艺协会”颁发的“海外文艺工作奖章”,是该奖设立50年来首次颁发给来自中国大陆的海外作家。2016年,李彦的作品获得第25届上海市新闻奖的一等奖。

2002-2007年,李彦曾担任“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她的主要作品包括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雪百合Lily in the Snow》;中文长篇小说《海底》《嫁得西风》《红浮萍》;作品集《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 《吕梁箫声》 《羊群》;译作《白宫生活》;中英文双语对照教材《Chinese Literature: A Reader──中国文学选读》。

李彦从1997年起任教于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2007年起担任滑铁卢孔子学院加方院长。现为该校语言文化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她长期致力于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多次组织召开过国际文学研讨会,促进中外文学交流。 

weibo365     weixin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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