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之后，我给比尔发去了一封邮件，告诉他，北京的“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准备派遣一个代表团来加拿大，参观考察之余，也想专门拜访一下白求恩战友的后人，亲睹他所收藏的珍贵文物。

很快就收到了比尔的回复。他说，腿部的伤痛减轻些了，他可以亲自开车，到滑铁卢来看望我，好好商谈一下。

比尔来的那天，我特意嘱咐办公室的秘书，等老人的车开进学校的停车场时，千万不要收费，一定要按动控制键放行。

日近正午，比尔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走廊里，仍然一瘸一拐的，拄着手杖，肩头挎了一只破旧不堪、铅灰色的帆布包。

二十年前，在小城的跳蚤市场里，这个帆布挎包跃入了比尔的眼帘。那是两次世界大战中，加拿大士兵在战场上的军用物品。他从父亲爱德华留下的旧照里，见过他曾背着这样的帆布包，奔赴西班牙战场。多少钱？仅此一个，你随便给吧！

“我只花了十块钱。从此后一直背在身上。”比尔坐在学校餐厅靠窗的椅子上，注视着花园里那棵枫树上几片残存的红叶，若有所思地说。“父亲1958年中风瘫痪，几年后就告别了母亲和我。”

他坚定地谢绝了我的好意，不让我为他购买午餐。“我不愿意让你再次款待我。我不饿，真的，不需要吃饭。人必须平等，才能相处，决不能靠人施舍。”说着，他从口袋里摸出来几枚硬币，说是买杯咖啡喝就够了。

我不再推让，替他去食堂购买了一杯咖啡，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

“我的梦想，就是每月能有五百加元的收入，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现在，我却连这个数目都快得不到了。退休金少得可怜，根本不够用，我那座房子里面，我自己住一间，另外两间卧室，都出租给房客了，这样，每月可以收点租金，贴补日子。但是，那座百年老屋实在是太旧了，门窗、地板、水管，都需要修理更换，可我却拿不出这笔钱来。实在没法子了，我不得不拿出来保存了四十多年的父母的遗物。”

想起那座老屋坍塌的台阶、破败的门窗、歪斜的家具、油漆剥落的地板、房客堆积在门口的破瓶烂罐，我的心头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阴霾。

“穷困的根源，因为我是共产党。”比尔的声音依旧低沉，蓝色的眸子里却涌起深海中的波澜。

“如果你想提倡白求恩所代表的精神，你这辈子就彻底完了！找不到工作，没有任何收入，人们都像躲瘟疫一样地躲避你，不和你交往。大家都害怕警察。他们严密监视着，看谁是共产党。过去几十年，我的父母和我本人，都受够了！在这种高压下，我们全家人只好三缄其口，低调做人，否则将难以维生。”

李彥在白求恩故居门前留影

提到前妻时，比尔的口气是冷静、温存的。她在政府部门里有一份不错的白领工作。两人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十五年前，妻子终于忍受不了他毫无希望的穷困，带着年仅九岁的女儿，离开了这个家。妻子走时，按照法律，拿走了一半财产。从此，他更加落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

“她是个善良的女人。离开我，是正确的决定。”比尔眼中涌起复杂的波光。“其实，三十年前，我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不再召集群众示威游行，也不再参与签名请愿等活动了，因为我实在难以承受找不到工作、无法糊口的痛苦！”

比尔年轻时，曾在专科学校里担任教师，讲授过电力学课程。失业后他四处碰壁，因为无人敢于雇用他。他也曾白手起家，尝试过创办公司，经营建筑业、制作太阳能设备等等。然而，也许是遗传自血液里的基因吧，他发现自己根本当不了靠剥削压榨他人血汗而发财的资本家。公司开办了没几年，就因赔钱而倒闭了。

“你的妻子，按我的标准，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女人。”我试图安慰老人。

“呵呵，”他垂下眼皮，牵动唇角，苦笑了一下。“她嘛，毕竟是女人，我不怨她。真的。”

“经历了这么多。如今，你还是共产党员吗？”

“当然！”老人挺了挺胸脯，目光笃定，重拾自信。“我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一共八个人，全是男的。男人之间，更容易沟通。你懂得吧？”

我点头。脑中浮现出三十年代遭到禁演的那个剧本《八个男人要讲话》。

“我们现在不搞群众运动了，只是每月两次，在星期日的上午，聚到我家里，一起讨论读书心得体会。所以，与其说是党小组，我们更像是个读书会。”

“这八个人，都是什么背景？”我好奇地打探。

“有大学教师，也有电脑程序员，其中六人都是单身汉。他们都还年轻。就我一个老家伙！”比尔又笑了。

“你们读的都是哪类书呢？”

“当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例如美国纽约的大学教授大卫‧哈维的专著。”

在六十年代上大学期间，比尔就开始和一些人同读马列经典了。他们从国外进口的读物中，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还有《北京周报》《中国建设》《中国画报》等期刊。

“我至今还保存着毛泽东逝世的那期《北京周报》，都在我的地下室里放着呢。”

“你呀，的确是爱德华的儿子，这点没搞错。”我笑着说。

老人露齿大笑。再次忘记了英国人的骄傲。

看到他终于轻松了，我转了话题。“谈正事吧，请如实告诉我，您的期盼是多少？我将尽我的全力，帮助你达成心愿。如果我个人能够承担得起，我将十分乐意购买这张照片和这封信，再把它们转交给中国的适当机构，让这些历史文物寻找到最恰当的归宿。”

老人听罢，却收敛了颊上的笑容。停了片刻，他叹了口气，摇摇头。

“彦，我看得出来，你，是买不起的。我在这个世界上，大概还能活十年。我需要六万加元。当然，这不仅仅是那张照片和那封信了，我家里还有很多东西，有我父亲和白求恩在西班牙战场上的照片，还有父亲带回家的几把西班牙战刀、祖父母从中国遗留下来的清朝的绣花长袍，等等，我希望一并出手，换来今后十年的生活保障。”

白求恩儿时睡过的摇篮

接着，比尔透露出更多的内情。原来，还有其他人在翘首企盼，等待分享这批遗物可能带来的丰硕成果呢。

首先把毛泽东照片的消息透露给“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那位华人，是来自广东的中年移民。他曾经是比尔的房客。

“人很不错，”比尔肯定地说，“但他有中国人的通病，热衷于赌博。原来，他在伦敦市里开过一家小吃店，专卖炸鱼和土豆条这种西式快餐。结果，赌博使他把老本都输光了，只好卖掉小吃店，靠开着大卡车运货维生。现在，他成年累月往来奔波于美加之间的高速公路上。老婆孩子返回广东居住后，他把房子也卖了，在伦敦连个窝也没有，只好把全部家当都存放在我的地下室里，替他保管。”

“他保证说，要帮我在中国找到一个买主，但先决条件是，成交后，他必须提成百分之十。我答应了。当然不能让人家白费精力啊！你说是不是？”

和老人告别前，我与他相约，等到“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代表团来加拿大考察时，我一定设法安排双方会面，探讨购买他手中文物的可行性。

比尔一再叮咛，希望我陪伴他一同会面。“你了解两边的文化，知道哪些话该如何表达才最恰当，不失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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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的一个清晨，在多伦多城北喜来登酒店富丽堂皇的大厅里，“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一行四人，在我的引荐下，与比尔‧史密斯正式会面。

头天晚上，比尔驱车三四个小时，从伦敦赶赴多伦多，深夜时抵达，就在酒店大厦后面一条狭窄的小巷里，悄悄找了个免费停车的地方，蜷缩在车中，度过了一夜。

“很舒适。还省钱。”比尔指着铺在车中的毯子说。“我昨天特意去理了个发。你觉得怎么样？”他晃晃在风中飘拂的白发，笑着问我。

北国初秋，寒霜已降，车窗上凝结着昨夜的露珠。若是再冷些，飘起雪花来，老人该如何打发这个夜晚呢？

少将和大校们从电梯中款款而出，在大堂里与比尔热情地握手言欢。镁光灯闪闪，照亮了老人略显局促的面容。大家就座后，比尔凑到吧台前，买了杯咖啡，捧在掌中慢慢吸吮，温暖着冰凉的手心。

“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在李彦的引荐下，与比尔‧史密斯正式会面。  

面谈的细节，就不赘述了。代表团返回北京后不久，我收到了他们的来函。

李彦老师您好！

这次和比尔会见，心情很复杂，为他的境况所担忧，为我们无法更好地帮助他而遗憾，也为此次准备仓促、没有充分表示我们的心意而惋惜。我们将继续努力，为最终获得文物并发挥其作用、为给比尔一定的补偿和物质安慰尽其所能。

比尔的生活的确需要照顾，可是他不该用商品买卖来定位这件事，那样一来，他的终生信仰和为此的付出就大大贬值了。我们也并非买卖人。我们可以找人赞助，但不能接受这样的交易方式。

所以，这件事情只能暂告一小段落。今后我们将想办法，对此负责到底。也想听听您的意见。期待中。

当然，我能充分理解他们的考虑。但这样的消息，我踌躇再三，终是不忍告诉老人。

电脑前摆放着老人上次来时送给我的礼物：两枚纽扣大小的铝质红色徽章。一枚上印着“红色意味着正确”，一枚上印着“挑战权威”。那是老人在70年代搞工人运动时遗留的纪念品。

灵机一动，我写信告诉比尔：请你耐心等待，给我一些时日，让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在中国发表后，看看在我们先富起来的那批国民中，是否有人肯出资购买这批意义非凡的历史文物，帮你排忧解难。

第二天，我给蒙特利尔的朋友米雪打去电话，想探讨一下，“奥宾基金会国际主义中心”的朋友们，是否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早就了解，那个组织的几个核心人物，和我一样，都是清贫的知识分子，所以并没有指望他们能够在经济上援助比尔。可是，他们是否能够筹措经费，安排老人加入“沿着白求恩足迹之旅”的加拿大团队，到中国活动一趟，增加募捐的机会呢？

没想到，米雪颇为懊恼地抱怨说，自从去年他们向社会上发出了“沿着白求恩足迹之旅”的倡议书之后，今年以来，忽然像雨后蘑菇一样，从加拿大各地冒出了好几个以“白求恩”命名的协会团体，基本上都是加拿大华人新移民刚刚注册成立的，且他们的活动内容，竟然与奥宾的创意如出一辙！眼下，人家这些山头已经各自为战，捷足先登，奔赴中国了。

先是惊讶，但细细一想，此种现象并非新鲜事。自由社会里，注册个团体和机构，易如反掌。张三怨恨李四了，或是刑满释放后找不到饭碗了，花上几十元钱，转脸便可注册一个冠为“国际”，“世界”，“环球”的协会、中心，或者是“学院”，顶着会长、主席、总编、董事长的头衔回国，招摇过市，被奉为上宾。海外华人团体内，此种社团组织，多如牛毛。只是不晓得奥宾的负责人、麦吉尔大学政治系教授艾奇思‧费尔怎么想，他是如何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的呢？

米雪说，艾奇思对此倒是颇为达观。他说，我们所要弘扬的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不正是为了唤起更多的人们联合起来，为了共同的理想目标，携手奋斗吗？

这种看问题的角度，我并不奇怪。奥宾基金会原来的办公地点，长期坐落在麦吉尔大学历史悠久、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内，既方便，又体面。可是，两年前，他们决定搬出象牙塔，另外选择新的会址。新址位于蒙特利尔市工业区一座陈旧、简陋的大楼内，在第七层，原来为工厂的库房。有趣的是，这个地方的租金，竟然比原来的大学图书馆里的旧址，还略微贵出来一些。当我表示不解时，艾奇思解释说，奥宾国际中心委员会的人们认为，新的地点位于老工业区，更接近普通老百姓，因此也更符合白求恩精神的理念。

放下电话后，我把米雪的沮丧告诉了爱人，自己也陷入了无法言说的失落中。

“对你花费那么多精力搞的这类活动，我本来就不大赞成。”爱人安慰我说。“可我太了解你了。如今对你的态度，只能像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的态度一样，虽然并不赞成，但既然已经搞起来了，也就只能支持下去。”

我忍不住笑了。一个学地球物理专业的人，能说出这等话来，妇复何求？

“别难受，我给你开车，咱们自己沿着白求恩的足迹走一趟吧！”爱人提议。

周末，我们俩驱车数百公里，再次来到安大略省北部的林区小镇格雷文赫斯特，朝拜英雄的故乡。

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简朴整洁，寂静安宁。高大的枫树落光了树叶。阶前的红花也已凋谢。岁月悠悠，白求恩故居的外墙曾被油漆过不同的颜色，米黄色，淡粉色，新近又漆成了果绿色，恰像英雄在历史长河中被不同的人们赋予各异的解说。唯有不变的老枫树，沐浴着深秋温暖的阳光，年复一年，默默地迎接着远方来客。

我的目光凝视着襁褓中的诺尔曼睡过的小摇篮，盯着他在父母怀抱中乘坐过的敞篷马车，掠过他曾经戏水的墨丝克佳湖，追溯他捕捉过蝴蝶的小山坡。

管理员女士告诉我，自从故居博物馆在七十年代建成以来，百分之九十五的参观者都来自中国，那个他奉献出生命的地方。还有百分之五呢？他们来自西班牙，那里也曾经是他浴血奋斗的战场。

据说，小镇居民对待我行我素、桀骜不驯的诺尔曼，远不及对他的父母那样尊敬怀念。那是一对德高望重的夫妇。诺尔曼的父亲出身于医学世家，他却宁可放弃都市的繁华热闹与高薪待遇，选择了到这偏远荒凉的林区小镇担任基督教牧师，为身处底层的伐木工人提供精神关怀。

早就感受到了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妙，否则为何这些真正不辱没 “共产党员” 称号的人，有那么多都出身自基督教传教士家庭呢？遑论提出共产主义理想的卡尔‧马克思，也出自基督教门庭。毛泽东所盛赞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追根究底，其实源于基督教的博爱思想。

对我的困惑，米雪曾回答过：白求恩的身上，兼有基督教及共产主义的因素。这两者本身，本来便有很多相同之处，既有极好的方面，也有很差的方面。但无论是好是差，皆非主义本身的问题，而是源于人的问题。

深秋的蓝天清冽空旷。几只白色的水鸟环绕着小镇教堂的钟楼悠闲地飞翔。凝视着落日余晖映照下的铜雕塑像，我为一个最值得爱戴的男性，默默地点燃了一注心香。

（4之4，本文首发于《人民文学》杂志2015年3月号，荣获第25届上海市新闻一等奖，本网获得作者授权刊登) 

李彦简介：中英文双语作家，北京人。198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英语采编专业硕士。1987年赴加拿大。1990年获温莎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李彦的英文长篇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出版并获得1995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1996年，李彦获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是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华裔女性。2002年，李彦获得台湾“中国文艺协会”颁发的“海外文艺工作奖章”，是该奖设立50年来首次颁发给来自中国大陆的海外作家。2016年，李彦的作品获得第25届上海市新闻奖的一等奖。

2002-2007年，李彦曾担任“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她的主要作品包括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雪百合Lily in the Snow》；中文长篇小说《海底》《嫁得西风》《红浮萍》；作品集《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 《吕梁箫声》 《羊群》；译作《白宫生活》；中英文双语对照教材《Chinese Literature: A Reader──中国文学选读》。

李彦从1997年起任教于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2007年起担任滑铁卢孔子学院加方院长。现为该校语言文化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她长期致力于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多次组织召开过国际文学研讨会，促进中外文学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