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加拿大之后，我立刻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的朋友──远在蒙特利尔的法裔女作家米雪‧提塞尔。她与我几年前在“纪念白求恩逝世七十周年研讨会”上结识，从此成为知心朋友，不断书信往来。
米雪是当地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奥宾基金会国际主义中心”的骨干。多年来，她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加拿大知识分子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时间，致力于发扬白求恩所代表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
近两年来，我们合作策划了“沿着白求恩的足迹”这一跨越三国—加拿大、西班牙、中国—的旅行考察项目。我们准备带领加拿大和西班牙两国的学者和作家，于2015年秋季抵达中国陕北延安，重走白求恩战斗过的五台、太行，并在他长眠之地，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米雪的激动之情是不言而喻的。她立刻与奥宾基金会的朋友们分享了这一消息。
几个月之后，我收到了她一封电邮：“彦，我们找到了比尔‧史密斯并和他见了面！他手中有很多白求恩写给他母亲的信。知道吗，最后一封，是爱情信！我太激动了！请在今晚9点钟之后给我来电话。米雪。”
什么？爱情信？是真是假？怎么此前从未听说过？难道说，白求恩没有在五台山上接受凯瑟琳小姐抛来的红丝线，与那位天使般的姑娘失之交臂，是因为他心中早已另有所属？这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呢？
又是一个冬春过去了。午夜梦回时，这一悬念时时敲击着我的胸口，令我生出无限的遐思与期待。然而，米雪和她的朋友们虽然在蒙特利尔会晤过比尔‧史密斯，却对他的家庭住址和联络方式一无所知。好不容易接续上的风筝，再次断线。
据说，老人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加拿大工人运动中的一些内部矛盾纠纷，迄今仍旧耿耿于怀，难以释然，因此淡出了政治圈子，断绝了与任何政党和组织的来往。
怎么办呢？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安省的伦敦市距离我所居住的滑铁卢市，不过一百公里之遥。网上搜索后，立即就发现了比尔‧史密斯的踪迹。原来，早在2012年春天，当地的英文日报《伦敦自由报》就已刊登过老人的图片新闻，报道了他手中珍藏有历史文物这一消息。

《白求恩的遗物将会去中国吗》
记者：詹姆斯‧瑞内
居住在安省伦敦市的退休社会活动家比尔‧史密斯小心翼翼地展开了一封信，那是诺尔曼‧白求恩写给他母亲的。旁边放着一张照片，注明日期是1938年5月1日，是白求恩与毛泽东在中国的合影。史密斯的父母和这位令人尊敬的加拿大医生曾经是朋友。他正在寻找机会，把一些相关的资料出售给中国，因为那里是白求恩广受爱戴的地方。
“他们比我们更珍视这些。”史密斯说。他的双亲把这些留给了他。七十岁的史密斯现在依赖退休金生活。出售这些遗物，可以帮助他支持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1938年，住在窑洞中的毛泽东正在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抵抗日本入侵者。史密斯的父母和白求恩是在加拿大共产党的圈子里成为朋友和同盟者的。他父亲是加拿大工人阶层的新闻记者，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曾经领导了加拿大的志愿军纵队，与反对弗朗哥法西斯政权的共和军并肩作战。
“我父亲是第三位领导人，因为在他之前已经有两人牺牲了。”史密斯说。他父亲的朋友白求恩那时是医生，也去了西班牙。离开西班牙时，白求恩与史密斯的母亲莉莲重逢。此前，她曾因罹患肺结核而接受过白求恩的治疗。采用的治疗技术是白求恩首次发明并拿自身做过试验的。
“是我母亲说服了白求恩去中国的。”史密斯说。莉莲告诉这位医生，行动不是在西班牙，而应当在中国。史密斯的父亲本来就是出生在中国的传教士之子。这些相互关联的因素，促使白求恩投入了中国的战场。
白求恩于1938年抵达中国，帮助毛的军队。1939年他在给伤员做手术时割破了手指，血液感染，很快就去世了。
白求恩在中国被誉为“寻求善良之光”。２００４年，加拿大广播电视公司的电视观众在评选一百位“最伟大的加拿大人”时，白求恩名列第26位。但在中国，那里有以白求恩命名的医院、大学、展览馆、博物馆、塑像，人们对白求恩的崇拜远远高于此间。
白求恩去世之前的几个月，他曾给史密斯的母亲写过一封信，同时也给其他加拿大共产党的朋友们写了信。这封寄给莉莲的信来自华北的晋察冀边区，时间是1939年8月15日。白求恩写道，他希望在１１月份时回国一趟，专程去募捐。
“他的愿望却永远未能实现。”比尔‧史密斯说。
如今，史密斯准备把他家里保存的白求恩遗物归还到对这位医生尊敬有加的国度去。直到今天，史密斯还秉承着他的家族传统，身为加拿大左派并保持着与中国文化的纽带。
他的一位朋友已经返回到中国，探寻移交白求恩遗物的渠道。史密斯打算专程去渥太华一趟，探讨如何处理这些家传的遗物。
“中国有几处白求恩纪念馆。我真诚地希望，这些遗物能在白求恩纪念馆中让公众瞻仰。”他说。
读罢文章，我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迫不及待地给《伦敦自由报》的这位记者打去电话，并在他的协助下，几经周折，最终找到了比尔‧史密斯的下落。双方通信之后，又经过数月之久的耐心等待，才终于约定了周末见面的时间。我请求爱人驱车，带我来到了一个多小时车程之外的伦敦市。于是，便有了那个夕阳斜照的下午的会面。

“很抱歉，让你们看到我这付糟糕透顶的模样！你们进门之前，我才吞服了一粒止痛片。否则，我甚至无法坚持坐在这里，和你们交谈。”
我这才知道，为什么老人一再推迟我们见面的时间。原来，夏天时，老人车祸受伤，步履艰难，已窝居家中，多日不出门了。
他咬牙皱眉，勉强弯下腰板，从茶几下取出一个牛皮纸袋，抖颤着双手，小心翼翼打开了一个巴掌大小、已经破碎的灰黄色信封。“都在这儿呢，你慢慢看吧。当初发现时，就是这种模样。”
打开信封，展开里面那张边缘磨损、发黄的信纸后，露出了夹在信纸中间的二寸见方的珍贵照片。是真迹。比我先前看到的复印件小了许多。照片的背面，依稀可辨白求恩亲笔书写的潇洒的钢笔字迹：

毛泽东和白求恩
延安
38年5月1日

我不忍触碰那张布满裂纹、几近破碎的信纸，便把它平摊在面前的茶几上，俯身其上，借着落地灯投下的光亮，仔细辨认上面模糊不清的字迹。

中国河北西部晋察冀军事区 G.H.Q.
1939年8月15日
亲爱的，
为了你，我在中国地图上的许多城市到处散发信件，在延安发过，在北平发过 … … 殷殷地盼望着，你能收到它们。可是，看来你却像从未收到过一封信。
今年三月和五月，我都从北平给你发过信，指点你到那座城市去。从北平城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十分方便，只需两天路程就够了。然而，我的联络人却只得到了这样一个回复：“没有经费。”后来，有几个传教士要返回加拿大去，其中一位十分同情我的处境，因此也给他们带过话。从春天到夏天，整个这段时间我都在河北中部停留，由于完全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经常接连数月都与外界彻底隔绝。
我准备回国停留几个月。我的工作需要很多钱，但我却什么也得不到。我真不明白，从加拿大和美国筹集来的资金都去了何方？我在这儿建立的医疗培训学校中，有二百位医生需要培训，每个月都需要至少一千块银元的经费。
我计划在11月份时动身，这样，在1940年的二月底就能到家了。因为我要绕道南方，路途遥远。
我曾给你拍过一封电报，让你不必马上来此地汇合了，而应当留在加拿大等待我。至于我嘛，当然必须留在这里工作。如果你仍然保持着和我一致的信念，那么，明年你可以随我一起，同返中国。
我是七个月之前收到你最后一封信的。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收到过来自加拿大或是美国的只言片语了。
啊，上帝，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我极度疲惫，瘦弱不堪，已经精疲力竭，油干灯尽了。也许，你不会再喜欢你的老家伙了！
再见了，亲爱的莉莲！
白求恩

爱情，是无可隐匿的。在抬头的称呼上，白求恩使用了“Darling”这个仅仅用于恋人之间的字眼。在他书写这封信的时候，岂能预料，恰恰是在两个多月之后，也就是他预计要动身回国，为中国人民抗战募捐的11月12日那一天，他将要永远告别这个世界，长眠于异国他乡的黄土地上，再也不能回到他朝思暮想的恋人身边了。
比尔拿出了另一张老照片，二寸见方，是白求恩大夫的半身像，虽然那时的诺尔曼已开始谢顶了，但比我们熟知的他在晋察冀边区的那些历史照片，此时的白求恩，面颊尚圆润丰满，目光温存，且含着一丝顽皮的浅笑。照片的背面，是他用钢笔书写的手迹：

给莉莲，
捎去我的爱，
白
38年2月6日于香港

“不是说，他给你母亲写过很多封信吗？怎么只有这一封呢？”我渴望看到更多的真迹。
比尔摇摇头。“也许他写过不少，但我母亲都没有保存。就连这最后的一封，夹着他与毛泽东合影的这封，也是在我母亲去世后，我整理她的遗物时才发现的。”
“你父亲是否知晓他们之间的这种情感呢？那时，你的父母应当已经结婚了吧？”我大胆地追问。
老人的父亲爱德华‧史密斯，是加拿大共运史上赫赫有名的传奇人物。一个叱咤风云的汉子，能否接受自己的亲密战友和妻子之间的暧昧情感呢？也许，这对夫妻之间的感情早已出现了裂痕？
比尔摇摇头，目光投向玻璃窗外逐渐模糊不清的树影，似乎有意避开我的视线。
“上辈人的感情纠葛，我不知情，也不愿胡乱揣测。我说过，母亲在世时，从未和我提起过她与白求恩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会很尴尬的。这个，你懂得。”他耸耸肩，自嘲似地笑了一下，接着补充道，“我只知道，我来到人世，纯属意外。母亲年轻时，患过肺结核。那个年代，肺结核与如今的癌症一样，几乎等于不治之症。大多数患者都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听候死神的召唤。”
白求恩曾讥讽说，世界上只有两种类型的肺结核，一种是富人的，得到治疗，一种是穷人的，只有死亡。
在为无钱医病的穷人义务诊治的过程中，白求恩自己也染上了肺结核。
我的同事朱蒂丝教授自幼在蒙特利尔长大。她告诉我，白求恩曾在那个城市建立过一所儿童美术学校，义务教授孩子们作画，并曾举办过一次个人画展。她仔细分析过白求恩在这个时期创作的一批油画。其中一张，展示了一个儿童死于天使的怀抱之中。也许，染上肺结核的白求恩，也曾悲哀地预感到，死神将不可避免地降临头顶。
在濒死的体验中，他研制发明了一种新的治疗方式，并率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治好自己之后，才将这个方法用于其他患者。
“我母亲也是被他治好的。他摘掉了我母亲一半的肺叶。你想想嘛，一个只剩下一半肺叶的女人，身体那么孱弱，怎么会有怀孕生子的欲望呢？ ”

2014年李彥等人在魁北克的白求恩塑像前留影。

我抬起头来，盯着像框里那个年轻女人优雅秀丽的轮廓，陷入了惆怅。也许，获悉了来自遥远的东方那个令人心碎的噩耗之后，莉莲才终于放弃了与恋人重逢的梦幻，选择了做一个母亲，像一切普通女性一样，循规蹈矩，了此残生？
比尔是1942年3月在多伦多城北出生的。童年的记忆，大约始于四岁那年。那座红砖小平房是当木匠的外祖父在二战期间修造的。精雕细刻的门窗，布局合理的室内设计，显示了外祖父高超的手艺。比尔的父母搬入后，房子后面朝南的那间阳光温室，被改造成了他们的卧房。
四十年代的多伦多，很少有人拥有汽车。全靠商店送货上门。清晨起身，比尔会牵着母亲温暖的掌心，到门前迎接一辆辆络绎不绝的马车，选购蔬菜、牛奶、面包、果酱。那些平凡的岁月，给比尔的童年留下了美好而温馨的记忆。
不久前，比尔故地重游，发现那座红砖平房已经消失，代之以一座造价低廉的高层公寓楼。“如今的多伦多，已经成了动物园的笼子啦”，他不无讥刺地哼了一声。
谈起父亲的家世，老人难掩自豪之感。
祖父乔治‧塞西尔‧史密斯本是大英帝国的臣民，1890年受英国教会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教，一直住在贵州，担任圣公会教堂的大主教。
“中国人都称呼他为季先生，这是根据祖父的名字乔治的谐音而来的。”比尔眼中闪动着快活的光芒。
从比尔珍藏的摄于1910年的一张旧照上，可见其祖父身穿中式长袍、蓄花白长髯，与一群头戴瓜皮帽、脑后留长辫的中国教徒的合影。比尔的祖母，虽为高鼻深目的西洋人，也身穿大襟衫裙，皂鞋白袜，与身旁的村妇们一般无二。
“祖母是澳大利亚人。年轻时到中国传教，在那里与我的祖父相遇、结婚。”比尔与祖父母从未谋面。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殁于贵阳，永远地留在了遥远的东方。
祖母给比尔留下的印迹，是他周岁生日时收到的一份礼物。那是一只绒布缝制的玩具小熊。飘洋过海，邮寄到多伦多的家中。
比尔拿给我一张英文剪报。那是1929年12月出版的刊物，上面记载着一则年月不详的历险记。

比尔·史密斯的祖父与他的贵州教徒在教堂的合影。

年迈的祖父曾离开贵阳，途经遵义，到黔东的深山老林里传播福音。途中，他遭到“土匪”队伍的绑架，受尽酷刑折磨和敲诈勒索，但最终却死里逃生。
“估计那是红军干的吧。”比尔耸耸肩膀，咧嘴一笑。“反正那个时候，红军也是被称作土匪的。”
“不可能吧！”我摇头。1929年，长征还没开始，贵州怎么会有红军的踪迹？
不过，文章中提到了土匪绑架老头的理由，因为他被看作“帝国主义分子”，所以没有像其他被绑的肉票一样立即遭到杀害，而是逼迫他拿出二十万块银元来赎命。这等超越草莽的“政治觉悟”，又令人疑窦丛生。
比尔的祖父遭受绑架和酷刑折磨的日子里，比尔的父亲爱德华正在加拿大积极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
爱德华于1901年在贵阳出生，从小就跟随家中仆人学会了一口当地土话。北伐战争前后，二十岁出头的爱德华移民来到加拿大，居住在蒙特利尔，担任劳工期刊的记者兼编辑，成为声名显赫的左翼知识分子。
“你父亲是加拿大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吗？”我问。
“他不算，” 比尔摇摇头。“加拿大共产党早在1919 年就在安大略省圭尔夫市的一间小酒吧里宣告成立了。创始人，就是白求恩遗嘱里提到的蒂姆‧布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比尔的父母在多伦多建立共产党分部、组织工人运动、为底层人民争取权利 。
“我父亲把自己界定为作家和战士。他与人合著的剧本《八个男人要讲话》，是加拿大当时唯一的禁书。我母亲则由于组织工人们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有借古讽今之嫌，也成了受当局迫害的对象。”
网上查阅，发现了该剧的背景资料。《八个男人要讲话》是1933年创作的加拿大话剧。虽然该剧仅仅上演过一次，但是，当局对其进行镇压的企图却煽起了一场令加拿大政府颇为尴尬的政治运动。
该剧阐述了加拿大共产党创始人蒂姆‧布克的故事。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布克因“提倡暴力推翻政府”之罪名而被捕下狱。剧本详述了在狱中的一场暴乱中企图暗杀布克的阴谋。虽然布克并未参与那场暴乱，无数长着眼睛的子弹却准确地射入了关押着他的那间牢房。
该剧于1933年12月4日在多伦多的一家剧院上演后，立即引起了政府的强烈反弹。警方勒令该剧停演，并威胁如果继续上演，则将吊销该剧院的营业执照。不过，由于该剧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反响，布克和他的同志们最终获得释放。
“这个剧本早已绝版了。但是，渥太华大学出版社在去年发行了新的版本。”比尔面露欣慰。
老人告诉我，加拿大共产党成立初期，属于地下组织。虽然到了三十年代，已经大致属于合法团体了，但根据刑事法的第98条，共产党仍然常常遭到警方的骚扰。
当局决定，应当粉碎这个组织，以消除隐患，于是下令对共产党总部进行了突然袭击。他们认为，如果把主要领导人关进监牢，共产党就会自然而然地分崩离析。
当时逮捕了十个人。其中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少年，很快就被释放了。另外一个，被遣送回到他远在欧洲的故乡。余下的八个人，包括领导者蒂姆‧布克，皆被关入位于金斯敦市的监狱里。这个剧本描写的，便是对这八个人的审判与囚禁过程。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爱德华率领加拿大志愿者组成的“红军”，前往西班牙。
“没错，他们就是叫红军！”对我的疑问，比尔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接着，他给我看了几张摄于西班牙战场的照片。其中一张，可见爱德华负伤后躺在担架上，身旁还有其他伤兵，个个都是稚气未脱的年轻人。
从另一张照片上，我看到身穿大衣的白求恩蹲在水沟旁，伸出双手，正在小心翼翼地往水里放置什么东西。比尔解释说，白求恩在西班牙战场上发明了输血技术之后，因为没有冰箱，所以只能把采集到的鲜血储存到酒瓶里，然后泡在河沟的冷水中保鲜。
白求恩是在蒙特利尔的医院里担任胸外科医生期间与爱德华结识的。三十年代的蒙特利尔，与巴黎和纽约相仿，堪称罪恶的天堂。吸毒酗酒、赌博卖淫，黑帮横行，警匪勾结。
白求恩并非天生的圣徒。他是蒙特利尔那所大医院里薪酬最高的医生，收入丰厚。他曾沉浸于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里，享受浮华奢靡、放荡不羁的生活。他出手阔绰，有求必应，置买最好的服装，高档的美酒，拥有无数的书籍，出入艺术家的圈子，高谈阔论，纵酒宴饮。直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令千百万人失业，堕入贫穷的深渊，他接触到社会的底层，看到无钱医病的穷人只能等死的悲惨状况时，才了解到这个世界的阴暗面，从而转变为共产党人。
当爱德华率领加拿大红军纵队奔赴西班牙浴血奋战时，白求恩自告奋勇，放弃了大医院中优厚的待遇，担任了志愿者队伍中的医疗队长。
前往西班牙的一千七百名加拿大人中，九百人牺牲在战场上。这些刚刚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为着某种纯洁的理念，无私地奉献出他们宝贵的生命。
内战以法西斯的胜利、共和军的惨败而告终后，白求恩十分沮丧。他原本计划返回加拿大，继续行医。此时，爱德华的妻子莉莲却告诉他，你应当去中国，因为那里的抗日战场更加需要你。
正是因为这个心爱的女人的建议，白求恩才一改初衷，转而奔赴神州大地，从香港一路北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白求恩在他的遗嘱中，特意提到过，要把那面八路军缴获的日本大旗，留给我的母亲，作为纪念。”比尔说。
“你所读过的那本五十年代出版的白求恩传记，是他的战友们合写的。我母亲也是校对人之一。但她却没有在书中留下自己的名字。那个年月里，白色恐怖盛行，人人自危。我的父母长期生活在警察的监视下，曾数度遭到软禁。”
爱德华病逝之后，莉莲独自一人居住在多伦多城北那座红砖小屋里，又度过了深居简出、默默无闻的十年，一九七七年离开了人世。
比尔说，安葬了母亲之后，他在整理遗物时，打开了母亲床头柜上的一只黑红两色、雕刻精美的漆盒。古老的漆盒，毫无疑问，来自爱德华出生成长的东方古国。里面存放着的唯一的物品，便是这封来自太行山的信函与照片。
明月不谙离恨苦，
斜光到晓穿朱户。
欲寄彩笺兼尺素，
山长水阔知何处？
我盯着茶几上这张曾被无数次地展开、叠上、又展开、又叠上、几近揉碎的信纸，悄悄地对自己说，在那寂寞无声的漫长岁月里，这个女人的内心世界，一定无比丰富、无比充实。
莉莲的父亲是个手艺高超的木匠。一百多年前，当英国贵族开始在多伦多修建规模宏大的卡萨•洛玛城堡时，莉莲的父亲从英国家乡应聘前来工作。六岁的小女孩随同父母一起移民，来到了加拿大。
也许，工人家庭出身的莉莲，比起白求恩那位出身英国伦敦的上流社会、惯于养尊处优的妻子，更容易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岂知真正的贵族精神，恰恰体现在那些忧天下之忧、关心底层百姓命运的人们身上。
“我母亲高中毕业后，在不同机构里担任过秘书。她是一个温柔善良、宽厚正直的职业女性。她的家风如此，人人都互敬互爱。我从小就在和睦的环境中长大。”
比尔仅仅知道，他的父母是在基督教会里相识的，却说不清楚，他们究竟在何时结的婚，因为没有任何相关史料保留下来。
也许，爱德华和莉莲根本就没有走过那道世俗的程序吧，我悄悄揣测。骨子里清高的革命者，恐怕根本不屑于那些表演给世人看的繁文缛节。
“你母亲是什么时候认识白求恩的呢？”
“我估计，大约是在三十年代初期吧。”比尔边思索，边回答。“母亲去世那年，我已经三十五岁了，却从来没有想到过问问她，究竟是哪一边的肺叶被摘除掉了。唉，我实在是太粗心了！”
随着莉莲带往另一个世界的，也许，还有那一封封寄自太行山、如今下落不明的信件吧。多么遗憾，后世的人们，将永远无法寻找到那个被尘封的历史角落，揭开那也许是美丽、也许是忧伤的谜底了。
谈兴正浓，夜幕已低垂。我邀请比尔与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征询他喜欢什么口味。老人说，他从小就受到家庭影响，所以喜爱中餐，还特别爱吃贵州风味的辛辣菜肴。我和爱人商量，一定要好好款待他一顿最地道的中餐，便打听，伦敦市哪家中餐馆最有名。
比尔面露尴尬，连连摆手，“上大饭馆很贵，街头就有一家比较便宜的中式快餐店，随便填饱肚子就行了。我去过那家，一份米饭，配上炸鸡翅膀，炒青菜，满满一大盘，连税才要七加元多一点儿。”
在我们一再坚持下，比尔才犹犹豫豫地说，“听朋友们提到过，文华餐馆的自助餐名声很响。不过，那里很贵。还是算了吧。”
我们二话不说，搀扶他起身，出门，登车，在他的指引下，一路开到了小城中心的文华餐馆。果然生意兴隆，大堂里宾客如云，熙熙攘攘，都是前来品尝中华美味的洋人。每人收二十二加元。冷热荤素，水果甜点，林林总总，约近百种。
比尔拄着拐杖，挤在人堆里，站在热气腾腾的餐台前，左顾右盼，终于挑选了炸猪排、红烧牛腩、烤土豆这三样。我帮他把盘子端到桌子上。他捏起刀叉，不紧不慢，斯斯文文地吃完了一盘。
我督促他再取一盘，调侃说，“在我们面前，你不用顾忌英国绅士的风度。咱们一样，都属于劳工阶层。”
老人竟像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一样，羞涩地笑了。返回餐台又取了一盘，吃完之后，无论我怎样鼓动，他却再也不肯多拿了。
步出餐馆时，比尔回眸一顾，幽幽地说，这是他第一次踏足这家大名鼎鼎的餐馆，的确名不虚传。然而，饭菜虽然丰盛可口，他对餐厅墙上装饰的那几幅日本歌舞伎的水彩画，却实在不喜欢。
我脑中飘过一面沾满硝烟的日军大旗，在寒风中猎猎抖动。留给莉莲。（4之3，本文首发于《人民文学》杂志2015年3月号，荣获第25届上海市新闻一等奖，本网获得作者授权刊登)  

李彦简介：中英文双语作家，北京人。198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英语采编专业硕士。1987年赴加拿大。1990年获温莎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李彦的英文长篇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出版并获得1995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1996年，李彦获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是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华裔女性。2002年，李彦获得台湾“中国文艺协会”颁发的“海外文艺工作奖章”，是该奖设立50年来首次颁发给来自中国大陆的海外作家。2016年，李彦的作品获得第25届上海市新闻奖的一等奖。

2002-2007年，李彦曾担任“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她的主要作品包括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雪百合Lily in the Snow》；中文长篇小说《海底》《嫁得西风》《红浮萍》；作品集《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 《吕梁箫声》 《羊群》；译作《白宫生活》；中英文双语对照教材《Chinese Literature: A Reader──中国文学选读》。

李彦从1997年起任教于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2007年起担任滑铁卢孔子学院加方院长。现为该校语言文化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她长期致力于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多次组织召开过国际文学研讨会，促进中外文学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