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夏，我初次踏入五台胜地。驻足高高的山崖旁，眺望雨后青翠如洗的山谷，满目皆是色彩缤纷的红墙绿瓦、琉璃庙顶。香烟冉冉，诵经声嗡嗡。
找不到松岩口模范医院的废墟痕迹。更难寻教堂钟楼的断壁残垣。清晨的阳光在密林间舞动婆娑，透过崖畔古柏的枝丫，映现出两个鲜活的人影。年轻纯洁的凯瑟琳，目光炯炯的诺尔曼‧白求恩，正在忽明忽暗的烛光下，相视而笑，侃侃辩争。
诺尔曼特立独行的个性、招致非议的举动，使他在自己的祖国成为倍受攻击的对象。那积压已久的郁闷和沮丧，在抵达东方的神秘古国之后，才终于得以释放。
在写给故乡朋友的信中，他曾经如此形容自己的心境。
“我真的怀念咖啡、半熟的烤牛肉、苹果馅饼，还有冰淇淋。那都是绝佳的美味啊！还有书籍。还有人在著书立说吗？还有人在欣赏音乐吗？你们还常常跳舞、喝啤酒、看画展吗？躺在铺着雪白床单的柔软的床上，该是何等滋味啊？姑娘们还渴望被人爱慕吗？但必须遗憾地说，如果我再次获得了上述所有的东西，也不会带给我任何惊喜了。”
“此处的生活，既粗陋又艰苦，但我却乐在其中。虽然十分劳累，我却很久都没有如此快活过了。我感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正在做的，恰恰是我希望从事的工作。我的财富来自于每时每刻都有重要的工作来做！我深深感受到自己被需要时的那种欢乐！”
在五台山的战地医院里，白求恩亲自绘图，教乡村木匠制作固定骨折用的木夹板和牵引架，还亲手拿着榔头敲敲打打，指导铁匠打造夹板上的铁条。他自己动手，裁剪美孚废油桶，教人们烧焊伤员用的大小便器和喝水杯，并指导乡村妇女为伤员缝制中间掏出一个透气洞的棉垫子。

图为比尔提供的母亲莉莲的照片。

“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我无比幸运，因为能够与那些真正把共产主义作为生活准则、而不仅仅是奢谈和空想的人们为伍，并肩奋斗。”
“在中国人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战友，他们属于人类最高尚的那一类别。他们目睹过残酷，但他们懂得温柔。他们品尝过艰辛，却懂得如何微笑。他们忍受过巨大的磨难，却拥有坚韧、乐观、智慧与安详。我逐渐地爱上了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同样爱着我。”
八路军的津贴，从战士到团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分别为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毛泽东也是五元。为了照顾白求恩，中央特批给白求恩一百元。他却从来没有领取过。司令部配备给他的一匹马，倒是被接受了。但他舍不得骑它，仅仅用来驮运医疗器械。
炊事员见他操劳过度，身体越来越瘦，曾悄悄炒一盘鸡蛋给他补养。他却大发雷霆，一口都不吃，分给了需要营养的伤病员，自己则和战士们一样，嚼小米饭，喝白菜汤。平时有点好菜，他也舍不得吃，都会一一分给伤病员，自己啃几个柿子充饥。
难以理解，诺尔曼的妻子，一个出身高贵、教养良好的英国女郎，为何会两次嫁给这个最值得爱戴的男人，却两次均以离婚收场。
广为流传的说法之一，是她曾经在拉开家中新买的冰箱、准备取肉烹调晚餐时，却骇然发现了丈夫存放在冰箱里的患者内脏。对于墨守常规的女人来说，婚姻自然走到了忍无可忍的尽头。
然而，当诺尔曼躺在太行山深处黄石口村农家的土炕上，奄奄一息，等待死神降临的时刻，他却没有忘记在遗嘱中关照那位已经离异多年的前妻。
他叮嘱八路军司令员聂荣臻，一定要转告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和他的同志们，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按时支付他前妻弗朗西丝的生活费。
“我对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因为我自己没有钱，就使她中断生活来源。请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也请告诉她，我曾经十分快乐 … …”
在那悲哀的日子里，聂荣臻司令员并没有守候在黄石口村的病榻前。1939年11月上旬，他所指挥的晋察冀部队在一二零师的配合下，刚刚取得了雁宿崖、黄土岭战役的重大胜利，击毙了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歼敌一千五百余人。经白求恩救治的伤员中，至少有两名是日本士兵。
“我们作为医生不能袖手旁观，不能因政见不同而眼睁睁地看着成千上万的人缺医少药，身处悲惨境地。解救人类的苦痛是医务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我们责无旁贷。”白求恩在西班牙战场上，曾经如此写信给加拿大的朋友们。
凯瑟琳小姐历尽艰辛从北平运回来的药品，早已消耗殆尽。在一次疲惫不堪的马拉松手术中不慎割伤手指，感染了败血症，却没有任何药品救治的白求恩，只有面对死亡。
等待死神降临的过程，是令人恐惧的。趁着意识清醒之时，断断续续地，他留下了我们今天都知道的遗嘱，把属于自己的所有物品，一一分赠给身边的中国伙伴。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
马靴和马裤，给冀中的吕司令。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给叶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八种器械，杜医生可以拿十五种，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吧！
打字机和松紧绷带给郎同志。
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
一箱子食品送给董同志，算作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的新年礼物。文学的书籍也给他。
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并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
照相机给沙飞，储水池等给摄影队。
医学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 …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
最后，诺尔曼写到：
“请将我永不变更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我所有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请告诉他们，我一直非常快乐。我唯一的遗憾是，我将无法继续奉献了。过去的两年，是我的生命中最有意义、最为非凡的两年。虽然有时感到孤独，但我却在这些值得敬爱的同志们之间寻找到了最大的满足。我没有力气再写下去了… …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众多亲爱的同志们。
诺尔曼‧白求恩”

上海的共产党人求助于黑社会头领杜月笙，躲过日本人的严密封锁，搞到了一批珍贵的青霉素。跋山涉水，几经辗转，当药品终于送到黄石口这个小山村时，白求恩已处于弥留之际了。
于是，白求恩大夫永远地闭上了双眼。那批珍贵的药品也得以保留下来。
聂荣臻司令员亲自挑选了柏木寿棺，又泪流满面地亲自为白求恩入殓。接连五天，人们用担架抬着白求恩骨瘦如柴的遗体，顶着初冬凛冽的寒风，沿着太行山崎岖的小径，穿越了一个又一个村庄，与乡亲们一一告别。担架后面，跟随着成群结队的男女老幼，哭泣着送别曾经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为中国百姓驱赶病魔的“白大夫”。
加拿大政府拍摄的纪录片《白求恩》中的结束语是这样说的：“他死在一个群星灿烂的夜晚。他知道—我们都知道他要死去。我们无法忍住哭泣。我们翻山越岭，扛着他那已是很轻很轻的尸体，走了很远很远。村里的乡亲们都来了。他们全都哭了。苍天也哭了。我们要在群山中为他建一座陵墓。”
11月17日深夜，八路军将白求恩的棺木秘密埋葬在于家寨村的狼山沟，地面抹平，作了暗记，以防被日军发现，遭到破坏。
消息传至延安，毛泽东悲愤交加，挥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从此，在中国人民心目中，耸立起一座丰碑。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对技术精益求精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2009年李彥等人在魁北克的白求恩塑像前留影。

2009年深秋，在白求恩大夫逝世七十周年的那个日子里，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和魁北克孔子学院联合举办了一场研讨会，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很早之前，我就开始和朋友们策划，并特意邀请了来自加拿大东西两岸的学者和专家，在白求恩忌日这一天，从四面八方齐集于蒙特利尔市。
会议上，几位加拿大学者从不同角度介绍了白求恩大夫的生平，例如，从他的童年轶事探讨英雄的心理成长、他对绘画艺术的追求和奉献、他在医学领域里的发明研究和杰出贡献等等。这些内容，远远超越了我们从小便耳熟能详的华北抗日战场上救死扶伤的故事，使白求恩的形象更趋丰满和人性化，加深了我对这一伟大历史人物的理解和爱戴。
我在会上朗读的一段文字，是从刚刚完稿的英文小说《雪百合》中删除掉的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来自于那个扑朔迷离、至今莫衷一是的传说，是关于白求恩医生弥留之际的最后遗言的。
“加拿大妇女出版社”的责编认为，这个情节有损于白求恩的形象，因此委婉地建议我将其删除。虽然我与她的看法有别，但思考再三，最终还是尊重了她这位加拿大人的感情，虽然心存遗憾。
没想到，我的朗读引起了在场观众一片抽泣声。我刚刚结束，就有一位加拿大法裔女作家激动地站起来，揉着红肿的眼角，要求发言。
午间休息时，我们率领全体与会者，步行了二十几分钟，穿越蒙特利尔闹市区，来到一条繁华的大街上。在晴朗的蓝天下，伴着《国际歌》的乐曲声，我们轮流上前，向矗立在街头的白求恩雕像，敬献上一支支芬芳美丽的鲜花。
在那个动人的时刻，仰望秋风中飘然而落的红叶，我情不自禁泪流满面。可叹街头驻足观看的众多行人，几人明白我悲从何来？那绝非单纯地对一个英雄人物的崇拜。那关乎到我们回首来路，检视足迹时，对人生价值的自我审判。
1940年1月5日，当八路军将白求恩的遗体迁移至河北唐县一个高坡上正式下葬时，漫山遍野站满了百姓，万人恸哭，悲声震天。
1987年，初抵加拿大，就发现英雄故乡的人们对白求恩所持的态度，与中国人的大相径庭。人们要么对这个名字懵然无知，要么仅仅听闻过一些流言蜚语，便给以轻佻的评判：“他呀，脾气暴躁，酗酒成性，与女人绯闻不断，还是个共产党！”
魁北克孔子学院的荣萌院长与我一样，同为八十年代赴加的老留学生。她曾与导师做过一个试验。两人一起守候在康考迪亚大学门前的白求恩塑像前，询问每一个过路的大学生，“你是否知道这个雕像是谁?”毫不奇怪，所有中国学生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所有的加拿大学生却都茫然不知所问。终于，他们碰到了一个加拿大女生，她知道谁是白求恩。仅仅因为她是医学院的女生，所以听说过这位杰出的胸外科大夫在医学领域里的贡献和发明。
在中国现代史的课堂上，我常常会按捺不住，滔滔不绝地向学生们讲述起中国人民心目中这位不朽的英雄。每当看到青年学子们目光中燃起的火花，看到他们匆匆记下这重如千钧的名字时, 我才会长长地舒一口气。
多么希望世人皆知：一个人虽然早已离去，但他的英魂不散，他所代表的人类最崇高美好的精神将永存。
当后人试图弄清楚，白求恩临终时究竟说了什么时，有一种令人无法辩驳的理由是：白求恩当时已处于弥留之际。他的话，是用含糊不清的英语表达的。翻译只能揣摩，并结合英雄人物通常的想法而翻译了他最后的那几句遗言。
听我讲述了这个故事之后，我爱人激动得猛拍了一下桌子，高声慨叹，“问他做什么！直接把药给他注射进去就是了!”
多么希望，1939年那个寒风呼啸的夜晚，在太行山深处上演的那一幕悲剧，不过是文人墨客闲来无事的杜撰。在那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人们为何要把选择的权力交到一个最不应交付的人手中？
在我的纪实文学《罗莎琳的中国》里面，我不无感慨地记叙了这段众说纷纭、至今仍有争议的历史。未曾料到，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竟给我带来了一连串的奇遇。

李彦拜访白研会。沈威摄影

那是2013年的夏天，为了推动一个与白求恩相关的文化项目，在暑热蒸腾中，我回到祖国，并和朋友一起拜会了位于京西立交桥下的“白求恩精神研究会”。
相见之后，研究会的几位理事面露诧异之色。原来，他们曾在《光明日报》上读到过《罗莎琳的中国》，并在会刊上选载了部分内容，却一直误以为我是男性。
负责会讯的马总编匆匆拿来一个信封，言明是给我的稿费。我未拆封，随手捐给了该协会。在神州上下竞相追逐名利与金钱的今天，看到还有孜孜追求理想精神的人们存在，就为祖国还有希望而宽慰、释怀。
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消息，是该会近期的重大成果：发现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
人们都知道，白求恩曾经去过延安，并和毛泽东见过面。但是，迄今为止，却没有留下过任何照片和文献记录，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所以，毛泽东究竟何时接见过白求恩，似乎也成了无法确认之谜。被掩埋了七十多年的历史真相，却由于一张偶然发现的照片，得到了证实。
马总编拿来了那张照片的复印件。那是一张年代久远、颜色泛黄的黑白照。一眼扫过，我便毫不犹豫地断定，这是真实的，绝非伪造！
白求恩和毛泽东侧身并排而坐，从姿势上看，似乎是坐在那种称为“马扎”的小板凳上，在一个光线幽暗的场所，也许是延安的大礼堂，与其他人一起听报告，抑或是观摩文艺演出。那时的毛泽东还很年轻，头戴大家都熟悉的红军帽，双手托着下巴，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也许，他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身旁这位身着八路军军装的国际友人，悄悄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绝照。
为什么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物竟然埋藏了这么久才见天日呢？我好奇地打探。
据说，照片的拥有者是一位叫比尔‧史密斯的老人。他居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伦敦市，长期以来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甚少在公众场所抛头露面，但由于他对中国怀有的深厚感情，才与一个中国移民相识交往，并向他展示了自己收藏多年的珍贵文物。
马总编说，据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白求恩大夫在中国期间，曾给比尔‧史密斯的母亲写过多封信件，介绍八路军抗日情况和他的工作感受。这张照片就是白求恩送给他母亲莉莲的许多照片中的一张。比尔还有许多在中国出生的父亲的遗物，其中有从中国带回加拿大的清代的绣花丝绸长袍，以及记载他父亲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作为加拿大志愿军领袖的历史文物和资料。
“这张照片很可能是白求恩用自备相机拍摄的。这也是该照片没有在中国被发现的原因之一。据考证，1937年底，白求恩动身来中国之前，专门在加拿大买了一台柯达莱丁娜II型相机。从这张照片的取景和用光等角度来看，不像是专业摄影师的正式摄影，很可能是白求恩让别人用自己的相机帮助拍摄的。当时胶卷比较珍贵稀少，白求恩应当是在离开延安、奔赴五台山之前，把照片洗印并寄给加拿大的莉莲的。”马总编的分析和判断，听去合乎情理。
“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理事们说，由于语言障碍，他们只能通过那位华裔移民与比尔沟通。但是，近期来，不知何故，与那位华裔移民的联络中断了，很久都收不到他的任何消息，也不知他身在何方。理事们希望，我能够协助他们寻找到比尔‧史密斯，接续起断线的风筝。
加拿大老人与这张照片的故事中，牵涉到一些历史人物和关系，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欣然允诺，将全力以赴，协助“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完成他们的心愿。（4之2，本文首发于《人民文学》杂志2015年3月号，荣获第25届上海市新闻一等奖，本网获得作者授权刊登) 

李彦简介：中英文双语作家，北京人。198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英语采编专业硕士。1987年赴加拿大。1990年获温莎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李彦的英文长篇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出版并获得1995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1996年，李彦获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是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华裔女性。2002年，李彦获得台湾“中国文艺协会”颁发的“海外文艺工作奖章”，是该奖设立50年来首次颁发给来自中国大陆的海外作家。2016年，李彦的作品获得第25届上海市新闻奖的一等奖。

2002-2007年，李彦曾担任“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她的主要作品包括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雪百合Lily in the Snow》；中文长篇小说《海底》《嫁得西风》《红浮萍》；作品集《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 《吕梁箫声》 《羊群》；译作《白宫生活》；中英文双语对照教材《Chinese Literature: A Reader──中国文学选读》。

李彦从1997年起任教于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2007年起担任滑铁卢孔子学院加方院长。现为该校语言文化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她长期致力于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多次组织召开过国际文学研讨会，促进中外文学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