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李彦女士在北京接受《七天》记者采访。胡宪摄影

很多人说“你应该采访李彦”。记得麦吉尔大学王仁忠老师说过，魁北克法裔女作家米雪说过，我们报社总编说过……因为“她是优秀的海外汉语教育工作者”、“她是成功的加拿大华裔双语女作家”、“她是杰出的大学教授和孔子学院院长”……但李彦女士住在千里之外的安省，始终无缘相逢。去年夏天她来蒙特利尔参加全加华文教育工作会议，本应是会面良机，笔者却刚好去中国出差，失之交臂。没想到，这个计划了许久却一再错过的人物专访，最后竟是在我们两人共同的故乡北京完成的。又没想到的是，跟李彦女士谈着谈着，初始的采访思路就改变了方向，待到读完她的近作《海底》，我决定不以重笔为她已经获取的荣誉锦上添花或增加注脚，而只来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一个赤手空拳的女留学生，在异国他乡一步步克服艰险，迈向辉煌；只想给读者介绍一个不屈不挠，追求理想，纵然身陷“海底”，也不放弃飞翔的“江鸥”（李彦作品《海底》中主人公之名）之形象。

为理想远走他乡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李彦出生在北京一个“红色”知识分子干部家庭。笔者借用这个标签，只为行文方便，因为年岁稍长或略识中国当代历史的读者都了解这个标签的特定涵义。在那个年代，“红色”代表的是诚实勇敢、是艰苦奋斗、是集体主义、是大公无私、是宏伟理想、是献身精神……同时，由于几次横扫神州大地的政治风浪，“红色”也意味着争斗与混乱、灾难与考验、盲目与背叛、流浪与失散……李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长大的。
她曾经在高干子弟扎堆的寄宿学校为母爱的缺失而伤心落泪，她曾经在寒风凛冽的军营为英姿飒爽的豆蔻年华而振奋骄傲，她曾经在莽莽无边的原始森林为信仰的动摇而狂奔苦恼，她也曾在黄土高原的落日余晖下为迷惘的人生规划下一个目标。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正在晋南一家医院里工作的李彦，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考试。她笑着形容自己是“混入”大学的“白卷英雄”。连初中都没有读完的李彦，对着数学考题发了几个小时的愣，只能把考卷原封不动地交给监考老师。但是，凭着其他几科的优异成绩，李彦还是幸运地超过了分数线。她对英文一窍不通，却出乎意料地被师范大学外语系录取。22岁了，才从字母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幸好，学英文不需要多高的智商，只要肯下功夫，死记硬背就行。”她调侃道。
毕业之后，李彦一面在邮电部从事翻译工作，一面朝自己的下一个目标冲刺。如愿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后，李彦在新闻系英语采编专业又苦读了三年。1987年，她拿着硕士学位踏上了新的征途。
“当时，班里的同学走了一半，都是去美国，只有我一个人选择来加拿大温莎大学，攻读就业前景并不乐观的历史专业。”李彦说：“喜欢历史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加拿大是白求恩的故乡，我从小就对加拿大有一种神圣的向往。”
李彦在《海底》一书中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自己的初衷——为什么要来加拿大，“如果简单点说，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为了寻找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什么样的男人值得你那么动心，飘洋过海地来寻找呢？”女友问。
“白求恩。”
“你这玩笑太牵强了！”
“也不算玩笑……起初，我与大家一样，出国的目的是很茫然的，但剖析自己的思想根源，我确实是被冥冥之中对理想世界的渴望，下意识地牵引到这片土地上来的……”
李彦20岁那年，曾在一个春风和煦的夜晚，站在露天广场上看了一场中加合拍的电影《白求恩》。小时候，这个名字只是一个英雄的符号，但在那个夜晚，符号鲜活了，年轻的李彦对一个异国男子滋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仰慕之情。在以后的若干年里，她曾无数次地梦魂牵绕，无数次地定睛寻找，然而在头脑中最后定格的，永远是“一张严峻、瘦削的面孔。宽阔的额头下，深邃的眼睛聪慧坚毅，光明磊落。”
就这样，加拿大成了李彦心目中的理想王国，因为那里有孕育了白求恩精神的土壤。
笔者则认为，与其说李彦当初来加拿大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不如说她是希冀在这片圣洁的土地上，打造自己的完美人格，如同她的偶像。

李彦女士（前排左二）在《海底》新书发布会上。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戴立安女士（前排右三）出席。

坚守信念不彷徨
李彦的移民生活并非一帆风顺，生存的挑战，文化的冲击，幻想的破灭，卑鄙的中伤……一波又一波，数度几乎将她淹没。她曾在中餐馆端盘子，在制衣厂扛大包，在酒店里搞清洁，在富人家当保姆；她曾为偶像在自己的故乡被世人忽略遗忘而痛苦；她也曾为华人圈内的尔虞我诈、污浊龌龊而愤怒……但不管是惊涛骇浪，还是漩涡暗流，都没能让李彦沉沦，没能让李彦低头。10多年来，她坚持着白天工作，夜晚写作，顽强地追逐自己的梦想，默默地期盼黎明的曙光。她要用自己的理想与实践，把所有的苦难，所有的挣扎，都化为宝贵的素材和灵感，从勤奋的笔端源源不断地流淌，凝聚成感人的文字，书写加拿大新一代中国移民的新的篇章。
1995年，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红浮萍》在加拿大出版了。作为加拿大首位用英文创作发表长篇小说的中国留学生，她赢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荣誉：1996年获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1997年成为 “加拿大作家协会”会员至今；2002-2008年担任了“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
那年（1997），当滑铁卢大学聘请她去教授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课程的时候，李彦还在酒店里刷杯扫地叠被铺床。“这是多少‘洋博士’和‘土博士’梦寐以求的工作呀！”回忆接到通知的情景，李彦笑着说像是“灰姑娘进了皇宫”，一切如同梦境。这件事让她更加相信：“坚守信念，生活绝不会欺骗你。”
如果说从清洁工到走上大学讲堂，是李彦坚守信念的结果，那么从普通大学教师到荣任孔子学院院长，就像冥冥之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安排着她的命运。李彦深有感触地说：“2007年，滑铁卢大学成立了孔子学院，校长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出任孔子学院院长，这时我惊呆了，不禁想起3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1974年春天，李彦在太行山的军营里赶上了轰轰烈烈的“批孔”运动，全团上下一千多名官兵响应号召，同仇敌忾，口诛笔伐，搞得如火如荼，李彦却在此时，不合时宜地发出了另类声音。在讨论会上，她正气凛然地问道：“毛主席说过，对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孔子就不能一分为二地看待呢？”这个现在看来合情合理的问题，在当时可是逆流而动，犯了时代大忌。可想而知，18岁的年轻姑娘引火烧身，横祸从天而降。她被大会小会点名批判，她被周围的人嘲笑孤立，她还时不时的被领导找去“谈话”，看能不能挖出她背后的“阶级根源”，是否受了“右派”母亲的影响。
“眼看着那些偷东西的、作风不好的，一个个都能入团（共青团组织），而我却无论怎么努力，还是被排斥在外，对一个要求上进的年轻人来说，打击是非常厉害的。”李彦回忆说：“我相信，人们并非不懂我说的道理，很多人也明白孔子是被冤枉了，但那时的社会环境的悲哀就在于：一部分人丧失了做人的基本道德，而大部分人则为了私利或明哲保身，宁愿选择昧着良心说假话，颠倒黑白，欺辱无辜。”
李彦说：“我从小性格倔强，如果我认为是正确的，不管多少人反对，不管将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危难，我仍然会坚持到底，并且绝不后悔。”她相信，天地间有一种万能的力量在关怀着善良和正直的人们。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不论在什么场合下，她都能做到坚持原则、不违背良心、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哪怕遭到报复陷害，哪怕自己吃亏受损。
她说：“全球有几百所孔子学院，称为‘海外华人作家’的也以数百人计，但这个圈子里，只有我一人被任命为孔子学院的院长。我常常感到神奇，似乎孔夫子在天有灵，知道有一个身单力薄的女孩曾经顶着狂风恶浪为他说过一句公道话。”

不被“左右”所左右
李彦的《海底》感动了我的，是文字优美的韵律感，更是主人公那份出淤泥而不染，坚守道德底线，不放弃自我的纯真。
《海底》开篇第一句是：“加拿大有什么好？”这是一位母亲对移民加国的女儿的质问。有的读者说，看到最后也没有找到答案。李彦认为：小说的语言是用故事情节的发展来告诉你结论，如果你是聪明的读者就会明白。加拿大所谓的好，是这个社会机制相对来讲是比较公平、合理的，它为一切真诚、勤奋、善良、老实的人实现他们的理想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只要你遵守正直为人的准则，最终将会发现，所有的努力都能得到回报。而在一个不合理，或者说不健全的机制下，说真话的人可能被枪毙，做好事的人可能被叫作“傻帽”，干坏事的人得不到惩罚，相反可能会被提拔，撒谎行骗的人也许能获得各种荣誉……“加拿大这片土地，比较适合我这样的人生存。尽管道路漫长曲折，但坚持到最后，就一定能看到光明的前景。”
事实上，不管是不是在合理的机制下，说真话都是需要勇气的，有时候甚至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李彦由于坦率、真诚，在中国、在加拿大都曾受到过恶意中伤。她说：“在过去那个口号盛行的年代，当社会上大多数人都随波逐流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时候，我因为讲真话，常常被人当成‘右派’，连共青团都入不上。这些年来，人们受金钱至上、物质崇拜的影响，自私自利，道德沦丧，还有些人把骂中国当时尚，靠此哗众取宠，而我却由于不愿在外人面前抹黑祖国，对不择手段损公肥私的行为拒绝同流合污，又被一些人扣上‘极左’的帽子，遭到攻击污蔑、死亡恐吓，甚至有人连续给我的大学写了几十封匿名信对我进行陷害诽谤。其实，我一辈子清白做人，当年不‘右’，如今不‘左’，依然故我，未改初衷。变了的是时代，是衡量事物的标准，是习惯了随波逐流的人。所幸在我工作的滑铁卢大学里，多为正派的知识分子，他们鄙视下流手段，尊重有操守的人。我对理想和事业的坦诚，赢得了周围同事们越来越多的关爱和尊敬。”
“那么，你的理想可曾破灭，比如说对白求恩？”我问。
李彦说：“确实，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听到一些对他的负面描述，我曾经感到失落和沮丧。但在这里生活久了，随着对西方社会的深入了解，我常常反思，也许是我们把白求恩神化了。我们从小所听到的白求恩，是一个成熟的中年男子的故事，而我们并不了解他的青年时代。我想，正是因为他的不完美，才会在他的家乡受到种种非议。也正是因为那种被孤立、被打击的境遇，才使他体验到在中国被那么多的人所需要，是一种极深的幸福，像他那位在家乡当基督教牧师的父亲一样。而这种幸福感，进一步激励他完善自己的品德，从而产生了脱胎换骨般的人格魅力。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中国的老百姓，帮助白求恩最终成为英雄人物的。他的理想主义，他的献身精神代表着人类一种高尚的情操，永远像黑暗中的一盏灯，让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逆境，都有勇气走向光明。”
毫无疑问，李彦也是一名理想主义者，这就是本文的答案。她的理想主义色彩，淋漓尽致地发挥在她的小说段落中。
李彦的《海底》2013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6月份，她应鲁迅文学院邀请，为中国作家高级研究班开设“加拿大人眼中的中国文学”讲座。能在中国最高档次的出版机构和文学殿堂施展抱负的海外华人作家如凤毛麟角，令李彦深受鼓舞。
采访即将结束。李彦站在阳台上，望着西天绚丽的晚霞，感慨地说：“回望人生，我感到十分欣慰，作为一个人，应尽的努力，我都尽到了。作为一个女性，应当体验的人生角色，也都体验过了。我没有虚度人生，也没有留下遗憾。”
笔者请李彦对广大读者和海外众多的文学爱好者说上几句，她略加思索，款款说道：“我想引用中国著名诗人邵燕祥的诗《假如生活重新开头》中的一些句子，送给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们，互为勉励。
假如生活重新开头，
还是迎着朝阳出发，
把长长的身影留在背后，
愉快地回头一挥手……
假如生活重新开头，
依然是一条风雨的长途，
依然不知疲倦地奔走……
假如生活重新开头，
我们仍旧要一齐举杯，
不管是甜酒还是苦酒，
忠实和信任最醇厚……
假如生活重新开头，
还要唱那永远唱不完的歌，
该欢呼的欢呼，
该诅咒的诅咒！
假如生活重新开头，
他们不肯拯救自己的灵魂，
就留给上帝去拯救，
阳光下毕竟是白昼！”
值此采访文章发表之际，李彦委托《七天》报社代为捐赠给魁北克省立图书馆（Biblioteque et Achieves Nationales du Quebec，地址：475, boulevard De Maisonneuve Est , Montréal (Québec) H2L 5C4 ）的几本主要作品，包括《海底》、《雪百合》、《红浮萍》、《羊群》、《嫁得西风》等，已由《七天》派专人送往图书档案馆，工作人员正在对图书进行编号、分类，不久读者即可在该图书馆借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