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家说，中国不需要去争海上的每一个岛屿。北京也不需要跟邻国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很强大，但尚未达到应有的自信。

      曾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柯伟林(William C. Kirby，如图)是知名中国通，现在有着哈佛大学中国研究T. M. Chang讲席教授、商学院史宾格勒家族工商管理学教授等身份，并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投资教育基金理事。身为历史学家的他，习惯了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柯伟林近日在北京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表示，中国出色、积极地利用了和平环境，中国很强大，但尚未达到应有的自信。

       今天的东亚像一战以前的欧洲，这完全是胡说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中国梦”？
　　柯伟林：事实上，从孙中山开始，中国领导人就一直在谈论民族复兴。上世纪40年代，中国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结束了一个世纪的屈辱史，并在二战胜利后成为一个强大国家。过去二三十年只是中国崛起的最新章节，中国恢复往昔的显赫与权威不可避免。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中国崛起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柯伟林：我觉得是政治改革问题。这项挑战并不容易。我不推荐任何国家去模仿美国的政治制度，就像我从不建议任何大学去复制哈佛，因为这项工程过于复杂。在 20世纪初，中国丢掉很多历史制度：帝王制度、科举制度以及粘合国家与社会的乡绅制度。此后，中国从国际社会的菜单上攫取了各种各样的选项：宪政共和国、袁世凯的“中华帝国”、军阀割据时期无法无天的军国主义、上世纪30年代短暂的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5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以及由此衍生的60年代的毛泽东主义。
　　中国自身的政治传统值得审视。今天，就像一个多世纪以前那样，中国需要公开讨论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让中国人的才华和经验得到发挥。中国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实现政治放松，实现康梁在1898年提出的广开“言路”，以及对这个国家的重大议题进行实实在在的讨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正面临制度化的巨大挑战。拿反腐来说，每个国家都有腐败，但长久整治腐败唯有依靠开放制度，首先你得有诚实的警察，诚实的法官，开放的媒体。与危机年代相比，和平繁荣时期当然更适合改革。清末的改革遭遇巨大危机，包括军事溃败，民众对统治精英彻底丧失信心。今天的中国并不是这样。

　　环球时报：今天“中国梦”的历史语境显然与一个世纪前大相径庭。您怎么看待今天中国的地缘环境？
　　柯伟林：从越战结束到今天，东亚地区拥有自鸦片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从战略角度看，这是中国面临的极好时刻。今天的中国没有敌人，没有任何国家威胁中国的边境安全：俄罗斯不是，日本不是，越南不是，印度也不是。中国没有外部威胁。过去三十年里，这种和平与安定始终是中国繁荣的基石。任何威胁到和平的东西都会威胁中国繁荣。中国出色、积极地利用了这一和平环境。这对中国而言是重大利好消息。
　　有人说今天的东亚就像一战以前的欧洲。这完全是胡说。一场世界大战的发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有军事部署在先。一战前的欧洲人拥有战争计划，并且那些计划一旦实施就无法逆转。如果你回顾历史，会发现它跟今天东亚的情况差得太远。

       缺少诚意的日本，愚蠢到让人难以置信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当下的中美关系？
　　柯伟林：最让我吃惊的事件之一，就是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美中关系中一个如此重要、如此积极的时刻，而美中关系直到二战时期都不是关注焦点，对于彼此也并非至关重要。二战时期我们结为同盟，但很遗憾，很快我们就成为敌人。不过从上世纪70年代起，美中关系就成了对彼此最重要的关系。这其中存在历史的偶然。美国的外交政策向来没有建立在可靠情报的基础之上。
美国专家说，中国不需要去争海上的每一个岛屿。北京也不需要跟邻国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很强大，但尚未达到应有的自信。
　　
       今天的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多得多，但是这种了解仍然不充分。美国人常常脱口而出：中国人这么做，中国人那么说，好像中国每一个人的想法都如出一辙。事实上，中国有那么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利益集团，以及各种各样的看法。中国是个非常老练、非常复杂的地方，外人不会轻易搞懂。今天有美国生意人来到中国，拜访了中国一个部，以为问题就解决了，事实上，问题才刚刚开始。

       环球时报：对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争端，您怎么看？
　　柯伟林：中国人执着地要从日本人那里得到真诚的致歉，而日本人执着地拒绝这么干。这就是问题所在。德国人道歉了很多次。日本人其实也道歉了很多次。但区别也许是德国人最终是真心实意地道歉，但对亚洲人而言，无论是韩国人，中国人，还是缅甸人，他们都不认为日本有诚意道歉。从日本方面来说，如果你想显示诚意，你最不该干的事就是去参拜靖国神社。这种愚蠢让人难以置信。
　　但是，中国也不要过度反应，给日本可乘之机。大国不应该让一些小事件成为他们的核心关注点。日本也不是唯一一个面临历史挑战的国家。当然，人们应该思考和铭记二战历史，但中日关系有几千年历史，在过去一百年间，中日之间也一直维系着重要领域的合作。在中国现代史进程中，日本发挥了很多积极作用，第一代反清革命者也是在日本接受的教育。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关系也是很好的。彼时那些历史问题并未消失，但人们选择面向未来，而非过去。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有的从未跟一个日本人照过面，但表现得比他们的长辈还要抗日，这是说不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当然要抱怨，要抗议，但不要被这个问题困住。战时的日本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历史问题真的应该成为当代中日关系的核心吗？

　　北京在处理对台关系上越发老练
　　环球时报：鉴于这种紧张的地缘局势，中国还可以领导亚洲吗？
　　柯伟林：当然。中国无疑是重要力量。中国今天的挑战不仅在于成为这种主要力量，还在于成为一个积极意义上的领导者。中国是“大哥”，可以向其他区域性力量提供支持。中国不需要去争海上的每一个岛屿。北京也不需要跟邻国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很强大，但尚未达到应有的自信。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北京处理棘手的地区性问题已日趋圆融。拿台湾问题来说，2008年以来，中国大陆和台湾在以一种谨慎而非情绪化的方式处理两岸关系，这样的方式令人赞许。北京在处理对台关系上越发老练。

　　环球时报：最近围绕“习马会”的议论很多。您觉得在不久的将来，两岸有可能实现政治谈判的突破吗？
　　柯伟林：我觉得时机已至。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最终会不会发生取决于两岸各自的内部政治。这不会给北京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就在五六年前，两岸冲突论还不绝于耳。大陆与台湾的冲突也许将来仍会发生，但是今天已无人谈论这一话题。今天从台北飞到上海只需要1小时15分钟。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和平的时刻。眼下两岸关系正常化运作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