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安倍晋三(Shinzo Abe)在其就任日本首相一周年纪念日时对该国在战争时期的行为表示“深切悔恨”，并承诺日本将“永远不再发动战争”。自然，没人把这番言论太当回事，因为他在同一天参拜了靖国神社(Yasukuni shrine)，从而削弱了上述言论的诚意。靖国神社因与日本侵略相关而受到亚洲各国的憎恶。

安倍的参拜激起了中国和韩国可以预料的强烈愤慨，这两个国家曾在日本建立帝国的铁蹄下遭受令人发指的苦难。中国政府表示，安倍的行为“粗暴践踏中国和其他亚洲战争受害国人民感情”，并证明其企图美化历史。

一个常见的指责是，日本从未就其战争期间的行为道歉。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多年来，一届又一届日本首相就该国的殖民统治和战争侵略行为表达了忏悔之意。受到质疑的是这些道歉的诚意（或者说是缺乏诚意）。日本还被指在教科书中掩盖其历史，许多教科书（虽然不是全部）提到日本战争期间的暴行，但不提细节。包括安倍在内的一些日本政客曾公开质疑官方道歉的某些细枝末节，包括对日本“侵略”的事实咬文嚼字。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敦促日本进行“反省”，而不仅仅是道歉。换句话说，对日本领导人的要求是，不仅要改变言论，还要改变信念。

信念是难以规范的东西。日本更希望外界根据其战后的行为对其做出评价，比如70年来日本从未介入过战争，从未在战场上放过一枪一弹。但不幸的是，对日本来说，评判肇事者何时才算充分悔悟的人是受害者，而不是肇事者自己。不过，日本官方道歉的措辞仍值得关注，其中的最佳表述来自前首相村山富市(Tomiichi Murayama)。他的道歉包括以下措辞：“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为了避免以后发生错误，毫无疑问，我们应谦虚地接受历史事实，并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份声明听上去还不够直白坦诚，特别是与德国发表的更触动人心的道歉相比。德国的道歉还得到了一些象征性举动的强化：例如1970年，时任德国总理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华沙犹太区犹太受害者的纪念碑前下跪。没有一位在职的日本首相（更不用说天皇了）曾在南京大屠杀的纪念碑或是在东北731部队旧址前下跪。在当年的731部队，日本“科学家”曾在受害者身上进行致命的生化实验，受到非人对待的受害者被称为“圆木”。

尽管如此，同其他很多国家相比，日本的道歉还是不错的。拿2013年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一个表态为例。这位英国首相称1919年的阿姆利泽屠杀事件“非常可耻”，但明确拒绝为这起事件道歉。在阿姆利泽事件中，英国军队向手无寸铁的人群持续开火10分钟，杀死1000名印度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卡梅伦称，为在他出生前发生的一件事道歉是不合适的——这个借口若出自一位日本领导人之口，恐怕会引发强烈反弹。

与此类似，至今没有一位美国总统为越南战争道歉，这场战争造成多达300万越南人、柬埔寨人和老挝人丧生。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近日表述了美方对有关表达遗憾之声明的态度：“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永远不会为美国道歉。”

相比之下，外界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日本。这或许是因为其战时行为在性质上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令人发指，或是因为其邻国仍觉得自己的伤痛没有得到妥善抚平。（有些日本人会说，区别仅在于日本输了战争。）

那么日本能不能做些事，令中韩相信它的诚意？那场战争已经过去70年了，在这个许多日本人把中国人更多地视为竞争对手而不是受害者的时代——这里借用了历史学家肯尼斯•派尔(Kenneth Pyle)的措辞——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对于多数日本人出生前发生的事，在国家层面开展彻底反思似乎是不太可行的。然而，日本可以做的一件事是放弃靖国神社，改用一个世俗的纪念场所，在那里对战争的死难者进行恰当且少一些争议的悼念。东京市中心纪念无名军人的千鸟渊战亡者墓园(Chidorigafuchi cemetery)是现成的此类场所之一。

有人提出了将14名甲级战犯“亡灵”移出靖国神社，以净化该神社的计划。这些亡灵目前与其他200万为天皇丧生的亡魂一同供奉在神社内。（靖国神社内并无遗骸。）然而，与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帝王崇拜的关联，已给靖国神社打上太深烙印，使其难以得到救赎。日本首相舍弃靖国神社而去千鸟渊墓园，也许不足以抚慰中韩，但至少可以展现出某种诚意。

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著有《弯折逆境：日本与生存艺术》(Bending Adversity: Japan and the Art of Survival)，该书于2014年1月2日出版。

译者/沈希、简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