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是怎样的？它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3》自始至终致力于解答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但实际上很多对中国社会关心的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且经常把自己的这些看法通过各种渠道告诉或分享给他人。

与大家一样，我们也在中国社会长期生活和工作。尤其，我们还是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所以，对于中国社会，我们相比其他人可能会有更多的看法，也更迫切地想分享这些看法——其中有很多看法是多年来受社会科学知识的影响而形成的。尽管这样，我们依然认为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个人看法以学术研究的形式表达出来。因为我们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有可靠的科学依据做支撑，既不是空谈，也不是炒作，更不是迎合政治的需要。它应该经得起他人的挑战，也应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本书就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的产物，致力于依靠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科学项目。)数据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客观地报告中国当前社会现象——现状与变化，包括经济、教育、健康、住房、人口流动、少儿成长、主观态度等诸多专题。这些实证的专题研究的确让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的现状和变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尽管就不同专题我们在相关章节都有详细的论述并得出了很多重要结论，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读者还想知道，本书最重要的结论是什么？

如果需要用最简洁、最通俗的语言来概括这个最重要的结论，那它就是：不能简单地看待或评价中国社会，因为中国的社会现象具有多元性、复杂性与异质性。

中国社会现象的多元性

多元性是指，中国社会的现状及其变化在不同的方面都具有多重特征，我们难以用简单的、单面的一两个指标来全面描述中国任何一方面的状况，更不要说中国整体的情况和趋势。所以，我们应该以多个指标、从多个方面来对社会现象进行综合的考察和评估。

我们以房价为例来说明中国社会现象的多元性。房价的快速上涨在宏观层面反映了中国普遍收入水平与购买能力的提升，在微观层面意味着房屋所有者财富积累的增加。从这些方面看来，房价攀升应该是好的经济现象。然而，对于具有买房需求的年轻人或新城市移民来说，房价的的增长则成为了他们生活的巨大障碍与负担。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对房价上涨这一现象做出价值评价。

再以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为例。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以说，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中国社会改革三十年来发生的最大变化。2010和2012年两期的CFPS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中国的经济的增长依然还在持续。体现在家庭收入的方面，相比2010年，2012年中国家庭纯收入的均值增长了28%，中位数增长了29%，全国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均值增长了26%，中位数增长了34%。

经济增长当然是国家与地区发展、社会进步、政府政绩等诸多方面的一项重要评价指标。但是，片面地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评价指标则是违法客观事实的，甚至是有害的。的确，经济的增长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促进了医疗、卫生、健康、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还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然而，经济的增长对国家、社会、家庭以及个体一定完全有利吗？《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3》中相关的研究提醒我们应辨证地、客观地、全面地看待中国的经济增长。

一方面，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福利：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们的收入水平越高，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多。收入越高的家庭，其成员可以享有越好的住房、获得越好的医疗条件，他们的身体往往也更健康。高收入家庭的小孩在升学、课外辅导、上学条件等方面同样享有更多的优势。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带来负面效应：如，经济越发达地区的居民对政府的评价越低；高收入家庭的小孩自觉自律能力更差、喝酒等“越轨”行为更多。此外，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家庭模式也受到的挑战，如同居和离婚的比例上升，城市中“啃老”现象日益突出，等等。

尤其，当经济增长给一部分地区或家庭带来更多福利的同时，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也就由此产生。我们的研究发现，目前中国收入不平等——尤其是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已经不容小觑。调查结果显示，贫富差距已成为不同社会背景的民众一致认为的最严重的民生问题。我们对收入数据的分析同样证实了这一点：2012年中国收入最低10%的家庭的收入累计不足所有家庭总收入的1%，而收入最高5%的家庭的收入却占了所有家庭总收入的约四分之一。收入排名在全国90%的家庭的收入水平是排名在10%家庭的13倍。无论从基尼系数看还是从90/10比率看，中国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均已大大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率都低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这意味着中国贫富两极的差距还有可能继续扩大。由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与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带来的经济不平等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经济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地区，失业率越高，地区居民普遍的信任度越低，等等。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平等已经越来越值得警惕。

综上所述，在中国这个多元社会里，对待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如果我们简单地以单一的标准来进行描述或评价，这无疑是犯下了以偏概全或一叶障目的错误。只有当我们建立起多重指标、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来综合评估一个社会现象时，我们对它的了解与认识才可能是全面和客观的——尽管这些指标可能是互相对立的，尽管我们得出的结论可能表面上是矛盾的。我们要客观地了解中国社会，就一定要接受中国社会的多元性，接受运用不同标准来客观评价社会不同方面的理念。

中国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尽管我们出于写作和读者阅读的方便按专题对内容做了人为地分割，然而在写作中，我们经常很难区分某一现象属于这个专题还是那个专题，我们在研究某一专题时也经常会做出跨专题的探讨与分析。这是因为，现实社会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动态系统，这个系统中的各要素（即各种社会现象）紧密相联且互相影响。这种在微观上难以梳理清楚的互相影响就是我们所谓的复杂性。

我们发现，少儿的家庭环境会影响他的成长，如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少儿的教育与健康。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的少儿，能够得到更好的学习条件与升学机会，并培养出更高的认知能力；他们在健康方面也能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能够享有更好的医疗条件，也更容易培养出健康的心理。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则相反。这种少年时期的优势或劣势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不断积累，甚至放大。个体的教育程度、认知能力以及身心健康状况会影响到个体成年后的职业与收入。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能力越强、身体越健康的个体，往往会有更好的职业和更高的经济收入。这种由职业与经济收入带来的个人社会经济的改变进而影响到个体的婚姻。

我们的研究发现，同质婚姻和女性向上婚姻是当前中国婚姻匹配的主要形式，这既意味着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个体更容易找到同样社会经济地位高的配偶，也意味着社会经济高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同时也会影响个人的健康，拥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往往有更强的健康意识和承担更好的医疗服务的经济条件。同样，个人的职业、收入、婚姻和健康还会影响到个体的主观态度、子女的成长与发展、家庭成员间的代际支持。而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追求也会引起个体外部行为的改变，如本书所阐述的人口迁移与流动的选择性，即人口迁移与流动是个体或家庭的理性行为，旨在改善其自身或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现象的方方面面实际上是互相影响的，不同的社会现象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尽管社会研究的目的之一，以及本书的出发点之一，是揭示社会现象间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实际上很难将各种影响因素区分开，因而经常很难对一些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比如说，到底是“因贫致病”还是“因病致贫”？到底是因为经济的不平等加剧了失业，还是因为失业加剧了经济的不平等？再比如说，教育程度高的人的认知能力要高于教育程度低的人，是因为个体天生的认知能力高导致了教育程度高，还是因为教育本身或从事脑力劳动使得其认知能力得到提高？尽管本书通过大量科学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与统计分析手段试图尽可能多地解释社会现象，但仍有很多社会现象是我们难以解释的，还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将来做更深入的探讨与分析。从这一意义来讲，我们本书所报告的一些发现也算是抛砖引玉。

社会现象的异质性

异质性指在同一个总体中，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特征。异质性包括群体间的异质性和群体内的异质性。以教育水平对收入的影响为例，具有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他们的收入会不同：教育水平高的群体收入更高，教育水平低的群体收入更低。这是群体间异质性的体现。然而，即使在同样的教育水平的群体中，不同个体的收入也会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既可能是由一些可以观察到的特征导致的，如性别、年龄、移民情况、认知能力等；也可能是由一些难以观察到的因素导致的，如社会关系、工作准则、运气等。这些是群体内异质性的体现。再举一例，我们的研究发现，农村户口的儿童的精神状态要差于城市户口的儿童；而在城市或农村内部，来自低家庭收入家庭的儿童的精神状态要差于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儿童。当然，即使是在具有同样收入水平和同样户口性质的家庭，不同的儿童的精神状态也一定存在差异。

很多的统计分析通常会犯两方面的错误：一是以平均数代替总体特性，因而经常出现总体中个体或群体“被平均”的现象。“平均数”并不是万能地反映总体的指标。以收入为例，尽管中国家庭收入的平均值在两期调查间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辽宁，无论是在收入的多少，还是在收入增长的幅度上，都有着很大的地区差别。二是只关注总体的特征或变动趋势，却不关注总体内部具体个体/群体的特征与变化趋势，从而忽视或错误理解了形成总体特征及影响总体变动趋势的真正原因。以对收入不平等的衡量为例。尽管基尼系数显示，中国在两期调查间有了下降的趋势，但是，这是否一定意味着中国的不平等程度降低了呢？事实情况是，基尼系数只是一个总体上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2010到2012年间基尼系数变低主要是由中间阶层以及农村收入水平的改善带来的，而最高收入阶层与最低收入阶层的相对差距，即贫富两极的差距，并没有减小。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实际已非常严重，但如果我们仅仅以基尼系数这一个反映总体特征的指标来评估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我们就不能了解到影响总体变化趋势的实质所在，就可能对中国经济不平等的真实状况做出错误的估计。

以上两类错误都是因为忽视了社会现象的异质性而导致。确实，社会现象的异质性增大了社会研究的难度。然而，好的实证研究可以克服，至少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异质性所带来的困难。我们在我们的研究中采用了两个策略。第一，通过社会分组减少异质性，从而可以有效解决上述第一类错误。读者可以看到，城乡、地区、收入、年龄、性别、教育是本书经常用到的分组变量。通过分组，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描述社会现象，而不是简单地以“平均数”代之。比如，通过性别分组我们发现：虽然建国以来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她们在工作地位和政治参与方面相比男性仍然处于弱势。通过城乡或户籍的分组我们可以看到：非农人口在教育水平、认知能力、健康状况、就医条件等方面都要高于农业人口；城镇儿童相比农村儿童长得更高，自尊程度更高，精神状态更好，记忆力与数学能力更强，普通话使用更频繁，等等。

通过分组，我们也可以更好地解释社会现象，如，在研究收入差异的时候，我们不仅通过对城乡、地区的分组发现这些分组变量对收入的重要影响，同时还通过对工作单位性质的分组发现：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均值要远远高于没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单位属性也是影响到当前中国家庭收入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追踪分析可以有效解决上述第二类错误。所谓追踪分析，是对总体中同一样本在不同时点上的追踪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是解决总体异质性、描述总体状态变化、解释总体变动的因果关系的非常有效的一个途径。本书在收入的变化、贫困的变化、住房状况的变化、健康状况的变化等多个方面都使用CFPS追踪数据进行了追踪分析。以我们对贫困的研究为例，尽管中国仍然有不低比例的贫困人口——该比例远远高于官方统计的数据，但是，通过追踪分析我们会看到令人欣慰的一面，近七成的贫困家庭在两年间实现了脱贫，约8%的家庭虽未脱贫但贫困状况得以改善。这意味着，虽然贫困的状态在总体上存在，但在不同的时期陷入贫困的并不是同一批家庭，大部分的家庭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摆脱贫困。另一个例子是对个人满意度的测量。虽然影响个人满意度的因素很多，有些因素我们可以比较容易观察到，如年龄和婚姻状况，但更多的决定性因素我们难以观察到。而利用CFPS对同一群被访者在不同时间的跟踪数据，我们能够确认健康状况的变化是影响个人满意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结语

针对社会现象的多元性、复杂性与异质性三大特点，《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3》采用了多种研究策略。一是现状描述，我们力图通过对CFPS数据的分析以及国内外不同来源数据的比较，反映社会的真实状况；二是总体趋势分析，我们用两年的数据比较来反映中国社会在不同方面的总体变化趋势；三是通过追踪分析对固定群体开展动态监测，避免异质性问题给人们带来的误解。以上三个研究策略是本报告相比其它报告最大的特色与优势，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读者建立起对当前社会以及社会变化的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总的来说，尽管我们全书都在致力于探讨中国社会的现象及其变化，但可以肯定的说，我们对社会的理解依然有限，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完全解开中国社会之谜。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对社会的研究之于社会就没有价值了呢？是否也意味着社会学研究应该放弃这些看似徒劳无功的努力呢？

当然不是。中国的实证社会科学还刚起步不久，现在急需积累知识。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解开中国社会之谜，然而，好的实证研究却能帮助我们越来越接近社会现象与社会变化的本质。一方面，好的数据收集是我们认识社会的基础。CFPS项目在问题设计、样本抽取、数据质量等方面的优势为相关主题或领域的实证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尤其是跟踪性数据的长期收集将使CFPS的价值随时间的积累而愈发突出，这将为我们将来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与统计分析手段的使用，及其在实践过程中的不断改进与完善，将进一步提高我们认识社会解释社会的能力。所以，对于本书报告的研究结果，我们感到自豪，因为我们不仅已经成功地开始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程——关于中国社会与中国家庭的全方位的跟踪调查（CFPS)，而且已经立足于现有的数据对社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现。对于未来，我们依然充满信心。即使我们每一次的努力仅仅是向社会的本质迈进了一小步，但对于这个多元、复杂而充满变异的社会来说，每一小步都将是巨大的进步，都将具有巨大的学术和社会价值。如果我们的努力也能让读者对社会的认识更进一步，我们将无比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