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交心度中秋，谈文流光越觞曲。加中笔会第三次大讲堂9月10日在大多伦多“中文书城”举行，众多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出席，气氛热闹非凡。

这也是三年来难得的面对面文学交流，有的会员从数百公里外的温莎市、滑铁卢市远道而来，大家愉快地度过了一个书香四溢的中秋节，就像创会会员李彦所作的打油诗：“三载不离舍，柴扉舞清墨。月圆会旧友，把盏论山河。”

主持人雪犁。

据当天活动主持人雪犁表示，本次活动除了知名作家李彦、陈河、文章、孙博分享创作心得外，会员枫舟、姜尼、李果平、彧蛇、程炯、蔚小建等也纷纷畅谈了各自的创作、出版历程。此外，多伦多MARIA SHCHUKA公共图书馆馆员金桂康先生特来捧场，并与大家沟通。

多伦多MARIA SHCHUKA公共图书馆馆员金桂康先生。

书城负责人Diana拉开了活动的序幕，介绍了图书出版信息和中文书城的发展现状。她从市场销售反馈给作家们的信息是：读书一直薪火相继，不乏来者。她也希望日后能与笔会合作，举办文学讲座，共同传播中国文化。

书城负责人Diana发言。

李彦在分享她的创作《兰台遗卷》中揭示给我们：朱碧丽的涵义；陈河分享了在旅途中如何发掘小说题材，从作品集《天空之镜》谈到了时空；文章结合《玉琮迷踪》的出版过程，谈了考古小说的实与虚；孙博从《茶花泪》的英译本出版，谈到中文作品如何走向世界。

“多伦多的徐志摩”枫舟做了热情洋溢的诗性化发言，医学博士姜尼的发言简洁直率，彧蛇和程炯侧重介绍了中英双语文化的实践和传播，中文老师李果平从文字造型谈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蔚小建“特工”式的讲解十分精彩。年长的任展宏老师，还有谢骏、张怡、心草等会员纷纷出席。

“多伦多的徐志摩”枫舟发言。

医学博士姜尼发言，右一为枫舟，右二为副会长西风。

中英双语诗人彧蛇发言，右为秘书长李静明。

会员程炯发言。

会员李果平发言。

会员蔚小建发言。

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与会作家展示了自己的中英文作品，并签名售书，文学爱好者踊跃购书并流连于书城。

陈河签名售书，左为事务部长子卿，右为孙博会长。

雪犁购买枫舟书籍后喜合影。

本次活动由副会长雪犁、事务部长子卿担任总策划，副会长西风负责宣传，宣传部长邓思杰负责现场视频录制，并由秘书长李静明协调。

宣传部长邓思杰忙于视频录制。

李彦演讲提纲：朱碧丽 or铢必离 ?

《兰台遗卷》问世几个月来，我看到不少评论和介绍。读者的目光，大多停留在这个类似侦探小说的故事表层。当然，我花费六年心血挖掘出来的那些素材，不仅鲜为人知，也添补了中国革命史上被忽略了的重要人物，因此荣幸地被列入了多家好书榜。然而，我通过讲述这个故事想要阐述的一种理念，迄今还无人解读。

2014年，学校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控告历史上第一位基督教女牧师李添嫒，她晚年移民加拿大，九十年代在多伦多去世。此事在我脑中引发了一连串疑问。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历史碎片，牵扯出一系列与中国革命历史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来，丢弃哪个，我都舍不得。

这本书的几位主人公之一是香港主教何明华。他在战争年代以及建国后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友谊，还有他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热烈欢呼，令很多读者感到惊讶，这个基督徒，怎么比很多共产党员还更像共产党？

我在《兰台遗卷》中，阐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朱碧丽”（Jubilee）。这个字眼，出现在《圣经旧约》“利未记”的篇章中。我把它翻译为“朱碧丽”，为了赏心悦目。但有个中国朋友读完书后建议说，也许翻译成“铢必离”更为贴切。那个拉丁语词汇的本意是：每隔50年，必须对全社会的财产进行一次重新分配，归还土地，免除一切债务，奴隶获得人身自由。

上帝深知人类的自私贪婪本性，难以克服与生俱来的弱点，因此制定了“铢必离”的规定，让人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财富，但每隔50年，则强制实施一次“土改”，避免两级分化，落实平等公正。

《圣经新约》中“使徒行传”篇记载，两千年前的基督徒，在耶稣离开后，也曾聚在一起，按照上帝的旨意，过着消灭了私有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享式生活，但坚持了一百多年，却没能坚持下去。

践行“铢必离”的难点，在于是否心甘情愿，且能避免流血牺牲。有人做到了。我在《兰台遗卷》中介绍了这种现象。16世纪欧洲教会分裂后，有一支号称胡特莱德派。二百多年前，这个遭受迫害的派别仅剩下了一百多人，他们移民到了北美，在加拿大西部生活，如今已发展为五万人口，500多家公社了。他们至今坚守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吃大锅饭的共享式生活。

人类社会对平等公正理念的追求，根本上是一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背离了上帝旨意、背叛了基督教教义。统治者出于人类的自私贪婪本性，篡改了“铢必离”的本意，把“50年一次再分配”的金科玉律彻底庸俗化了，衍变为“金婚纪念”“终身成就奖”等世俗涵义。今天的人们，鲜少有人知晓“铢必离”的本意。

我曾向多位德高望重的牧师请教。他们当中不乏善良正派的学者，坦承说，改变人性，难于上青天。正像两千年多年前的孔子一样，试图以德治国，却处处碰壁。因此，今天的人们不断做出政策调整，通过温婉的手段，例如税收、福利制度，达到社会公正，避免了革命性的举动。

人类对真善美的标准，本质上是一致的。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是口是心非的两面人问题。

只有放弃偏见、勇敢面对事物的本质，才能消除误解和歪曲污蔑，真正搞清楚何谓人类命运共同体，何谓人类共同价值观。

陈河演讲：时间是层厚玻璃

我的发言题目是《时间是层厚玻璃》。有一句话总是在我写作的时候浮现心头，记得一个希腊的诗人（埃里蒂斯）说的，“树木和石子使岁月流逝”。所以在写作中，面对时间流逝，我心里总是会有一种伤感。还有一句话叫“历史使人伤感”，我忘记是谁说的，基本是这个意思。如果在流失的岁月中发现一些闪光的碎片，内心就会感到很感动，很想把这些碎片打捞、复原起来。所以如何处理写作中的时间状态，经常是我写作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以往的写作中，我也有过一些经验，比方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甲骨时光》里面有很多时间的处理问题。今天就讲讲我的一篇新小说《天空之镜》。《天空之境》自去年发表之后受到一些关注，进了《收获》的小说排行榜，《北京文学》也给了一个奖。最近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用了《天空之镜》这篇小说的题名，大概是我今年以来比较重要的一个小说，我就讲讲这个小说是怎么写成的。

2007年的时候，我去了一次古巴。那个时候是冬天，天气非常冷。刚好看了一部好莱坞电影《切·格瓦拉传》，之后又专门去了圣克拉拉郊区的切·格瓦拉墓园。就在那里我发现墓园里边博物馆的一张照片，是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游击队的时候，旁边站着一个外号叫“奇诺”的人，看样子像个华人。后来我来到切·格瓦拉的墓园，在他的墓园下面一排还有墓园，而奇诺就在旁边，上面点着一个长明灯，和格瓦拉的墓地挨得很近。我当时心里一动，想搞明白这个“奇诺”究竟是谁。因为我当时从阿尔巴尼亚过来，阿尔巴尼亚叫中国和中国人就叫“Kinë ”和“kineze”，“奇诺”听起来虽然是西语，大概也是中国的意思吧。我觉得这个人很可能是个中国人。之后查了很多资料，但是资料都是西班牙语，看不明白。我当时的猜想是，这个人会不会是一个玻利维亚的中国人后裔。毕竟玻利维亚就有铜矿，会不会可能是过去的矿工？大概在2017年，我和我太太去了一次秘鲁，去了“天空之城”马丘比丘，以及提提卡卡湖的普诺。湖的对面就是玻利维亚。湖很高，有四千多米，高原反应很厉害。我当时看到另一端的玻利维亚，心里马上有了个冲动。我非常想去玻利维亚，去调查“奇诺”的身世，走一趟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日记》里边游击队的路线。但那次只是一个想法，没有实现，碍于我当时的行程都已经定好了。

一直到了2018年5月份。我每逢5月份就会有严重的花粉过敏，待在加拿大很难受，眼睛非常痒，需要每天晚上都要用冰把眼睛敷住，要不然的话就睡不着觉。就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加拿大，到其他国家去旅游，去个把月回来以后就好了。所以在2018年五月，我想想出去走走，想到了玻利维亚。在玻利维亚旅行的信息上有格瓦拉的游击队的路线，从圣克鲁斯出发，离格瓦拉游击队才两三百公里。我在网上联络到旅游公司，它是一对一服务，收了我不少钱。我一个人过去了，导游开了一辆越野车，带我去游击队的地方。当地有一个地陪，名叫玛利亚。导游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就问玛利亚，她什么都知道，她是专家。我到了那边见到了玛利亚，非常认真地把自己做好的功课都给她看。我说我是到这边来把这个事情查一下，在格瓦拉墓地旁边的那个“奇诺”是不是华人？她肯定告诉我，奇诺就是个中国人，他是秘鲁的中国人，而且还是秘鲁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当天晚上，我住在格瓦拉日记所写到的电报房里，格瓦拉就死在附近几百米的地方。在和玛利亚交谈的时候，她告诉我有一本书，里边写了奇诺的身世。她知道这本书，但是也没看过，不知道这本书在哪里，只能把书名报给我让我去找。那天记得非常清楚，深山里没有网络，好不容易手机有了一点信号，就靠那点信号网络找来找去，真的把书名给找到了。因为这本书玛利亚也没有看过，她就给了我这么一个线索，把书名抄出来给了我。那个晚上我还和电报房里的老板娘交谈。老板娘是个比利时人，因为欧洲很多游客都是冲着格瓦拉过来，客栈的老板是一个法国人，她是比利时人。他俩就好像文艺青年一样，在山里面开客栈。我说你在这里难受不难受？她说不会啊，这里很开心的。她还告诉我从来没有中国人到过这里，我好像是第一个大陆来的中国人。她告诉我奇诺就是中国人。因为奇诺的姐姐来过这里。前一年在玻利维亚游击队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上，他的姐姐过来了，就住在我住的房间里面，在一个很厚的签名本上有她的留言。所以这一下子，就让我觉得我和奇诺的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

第二天还发生一件很诡异的事情，玛利亚带我去一个山谷。山谷很深，走下去要走一个多小时，那里就是格瓦拉被政府军抓住的地方。在上来的时候，玛利亚突然昏倒了，差一点掉下悬崖。不过还好只是脸上划破了一点，她摔倒后一会儿就醒过来了。我问你怎么样了？她说没关系了，大概是低血糖。我说你吃点东西，然后吃了一点苹果和巧克力，最后顺利上来了。回来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玛利亚给我提供的书名里边着手，在网上找到了那本书，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里面有。感谢海外文学研究的这一套系统，约克大学的徐学清教授，海外研究非常有名的学者，也是我的好朋友，她通过北美的学校跟学校之间（的资源互通），订阅了这本书，订阅了以后美国那边马上把书传到了学清这边来。后来学清告诉我这本书已经有了，我去她那边拿过来。但是拿过来以后又傻眼了，全部是西班牙语，而且那本书是一个几十年前的老版本，压根没出版过，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书很薄，没有多少纸页，都是西班牙文，我需要找人翻译。咱们（海外华文）的系统再一次帮了我的忙，最后是越秀外国语学院的朱文斌副校长帮我的忙。他找了一个老师，用很快的速度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同时我又发现了一本书叫《秘鲁华工史》，是一个美国人写的，这本书中国海洋出版社1985年出版。书中讲述的是从1849到1874十年间十万华工被贩卖到秘鲁做奴隶。过去我们都知道华人被贩卖到金山，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居然有十万华工被卖到秘鲁去。而且真的是像非洲黑奴一样，被骗了卖到那边，去了以后全部到庄园里去种植。从这本书里我了解了奇诺的来历，他是一个秘鲁华工的后代。这样，我打开了一个非常大的、一百多年的历史背景，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奇诺。

我认真研究介绍奇诺的那本书，知道奇诺小时候父亲是开药店的，他从小就对世界上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深感愤怒。他的哥哥也是一个革命者，很早就被人暗杀了。他从学校里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后来一直闹革命。他和古巴接得很近，倒是和中国大陆接触不多。因为古巴有经费，提供让他们搞革命，最后这段事情我就搞得很清楚了。

我有了一百多年前华人卖到秘鲁的这一段历史，又有了奇诺的生平。同时我在旅行的过程中，在上一次秘鲁或者还是这一次玻利维亚的一路上，看到很多的中国公司在全球的商业活动，帮助他们搞建设，也是我们一带一路的形式，有很多国外的大工程都是中国人在做。但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从圣克鲁斯去游击队的地方，司机一直在抱怨中国公司，对中国公司没有好感。那条马路被中国公司的大机械压得破碎，车子走得就很慢。我还想起，有一回在老挝的湄公河上面，看见一个大桥在建，我觉得非常雄伟，很厉害。导游告诉我，这个铁桥是中国帮助建的。我说太好了，中国人帮你们建了这么大的桥。他说有什么好的，这些都是政客的利益，要那么快干什么？我们慢慢走就是了。

不管怎么样，总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现在中国人在全世界搞建设，包工程，可是这回不再像一百多年前被贩卖的十万劳工去做苦力，而是我们自己主动参与市场，占领市场。所以从一百多年前我们被卖身到异国他乡，被人锁在铁链里挖鸟粪、种香蕉，到现在我们在当地开发铜矿，建设大桥，建设高速公路，而且雇佣大量当地工人，他们被中国公司雇佣都非常高兴，因为工资高，福利好。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一个怎样的关系在里面。这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身处一个时间的迷宫，各种时间的人物在同时活动。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不同的人好像又都是同时的，没有一个时间前后。在这样一种思考状态下，我觉得他们是同时的，甚至时间的前后都可以置换。这个时候我就想怎么样写出一个作品来。

台湾有个作家叫骆以军，可能很多人熟悉，是一个60后，比我年轻，有一段时间很活跃。他有一本书叫《西夏旅馆》很有名。有一回他在一个访谈中说，自己有一回在深夜马来西亚的街头，看见许多卖春的内地女子在一个街头成群结队。他说每一个姑娘看起来都可以当模特，非常漂亮。他用了一句话，她们像深海里吃腐烂物的漂亮萤光虫一样，在街头跑来跑去。骆以军说当时自己的幻觉，好像她们是百年前下南洋的女子。卡尔维诺有本书叫《我们的祖先》，这句话放在这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通过一个和骆以军熟悉的朋友那里找到了这个访谈。我被他的这种时间处理方法所打动，他还有一句话，“你在这个时间旅途中，很像隔着一层厚玻璃在看玻璃另一端的人们。他们活生生活着，可是你看他们却像默片，或是你其实很像在他人的梦境中游走。”这话很对我内心对于历史的处理方法。当你抓住历史中一个闪光的碎片，你去你的心力去注视它，那么这个历史碎片就像会宝石一样发出光辉来。那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会打开通道，自由流动起来。所以我在写作的中间，以天空之镜作为背景，把1850年代的华工，1990年代奇诺等革命者，还有2010年代世界上到处扩展的中国人，这三个时代，看他们就像看夜空中的星星，虽然有远有近，但是我们看起来可能也只是亮度不同，不知道它们的距离，也感觉不到距离。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我对文学中的一些时间处理，从远处来看，这些星星的距离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个是我关于小说的一些情况，也是我对时间处理的一些观点。

文章演讲：《玉琮迷踪》的超时空多线叙事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第三代考古人王宁远讲过这么一件事：他在良渚水坝遗址接待了一位知名盗墓小说作者，他介绍的时候，作家很淡然地听，结束时，作家的助手提了一个问题：良渚发掘中有没有过很神奇的事情？回答是，没有。

这或许正是考古小说寥若晨星，盗墓小说洛阳纸贵的原因！当下社会，小说阅读的娱乐性是毋容置疑的，而考古偏偏是讲求实证的科学。比如遗址断代，仅凭器型推测都是不够准确的，必须用现场发现的有机质，诸如一块草席，几缕丝绸，或者是草泥包中的植物纤维，做碳十四测定才行。考古学者重实证，连历史学家都要让他三分。因此，考古小说不能太离谱。

既然打定主意写考古小说，就一铲子一铲子贴着考古写，不搞虚头八脑的东西，跟盗墓小说撇清关系，保持各自的边界。这是我动笔写《玉琮迷踪》时的想法。

身为理科生，查阅资料，提出问题，然后寻求答案，并出具论据，是我的本分，或者说是习惯，所以我是不怵做研究的，连考古报告我都看得下去。但是贴近考古写有一个问题，就是写出来的东西不像小说。可我只能写小说。我是考古小白，涉足考古才几个月，手头只有良渚遗址的六本书，和网上的零星资料，讲多了很可能露陷。小说是虚构的，没人会跟我较真儿。

只是考古小说到底有多大的虚构空间？

绞尽脑汁我想出一招：启用超时空多线叙事。考古现场发现的东西只是它现在的状态，几千年前什么人用它做什么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的，但人脑的想象功能不就是为这个准备的吗？如果我把那个时空里发生的事情拉来与考古现场同步进行，不就有虚构了吗？有了虚构还愁不像小说吗？咱就来个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左手大地，右手天空，贴着地面飞。虽不能扶摇于九天之上，绕地球一周也能把故事编圆了。按照这个思路，我设计了两条主线，一条副线。这两条主线一条是考古现场的实线，一条是远古生活的虚线。副线若隐若现，时藏时闪，相当于乐队里敲边鼓的。

实线——遗址、出土物、考古人

这条线写得比较艰苦，要查阅资料，还要熟悉考古术语和思路，但我也在其中找到了巨大的乐趣。过去我以为考古就是钻故纸堆，提到考古，脑子出现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坐在书案前，面前一堆史料，见人进来，抬眼从老花镜上方看过来，目光如炬。写这本书时才知道，考古人员大部分时间是在太阳底下暴晒，坐在书桌前的时间很有限。而且虽然考古很枯燥，也有激动人心的时刻。史前考古因为年代太久，出土的陶器大多缺胳膊少腿的，别说极易腐朽的丝绸木器，有的墓地里连尸骨都化掉了。要还原那些陶器、石器的形状，找出墓主的身份与社会关系，生活状态，文明程度，不仅需要巨大的耐心，更需要联想和推理。一个遗址从发现到破译，就是一个解谜的过程，发现谜底的那一秒钟是足以让人癫狂的。正如王宁远老师说的：考古是一个随时随地充满惊喜的职业，我时刻期待在下一秒打开未知的大门。

在三大遗址众多的出土物里，我有所侧重地描述了良渚玉器、三星堆青铜大立人、金沙十节青玉琮。现实中，这些出土物无论是身世还是用途都是未解之谜，比如玉琮如何使用？玉璧是如何成为祭天神器的？青铜大立人手上拿的是什么？他的非汉人长相背后隐藏着什么真相？良渚造十节玉琮为何会出现在金沙？对这些问题，考古学者可以不予回答，或者提供一些模棱两可的说辞，但要把故事编圆我的书中必须交代清楚。因为是考古小说，我的推测还必须符合逻辑和考古学规范，要能过考古学家这一关。这就需要我对考古这门学问达到一定深度的认知。

我发现废墟之上，决定一个遗址命运的不是所谓的专家、学者，而是领队。他就相当于战场上带兵打仗的大将军，决战沙场，随机应变，胜负全在他的一念之间。所以实线的绝对主角除了出土物就是领队。良渚的杭天旭、吴勇，三星堆的陈一川，金沙的蒋夏，都是挖掘三大遗址时的领队。虽然是虚构人物，现实中都有原型。我从网上搜到这几个原型的履历，以及他们在接受采访等各种场合说过的话，做事的习惯等等。虽从未谋面，到这本书结束的时候我们仿佛已经是相识多年的友人了。

实线里的人物，除了化名的领队之外，还有两个实名的历史人物。这就是发现良渚文化第一人施昕更，和挖开三星堆第一锄的四川农民燕道诚。讲述良渚文化和三星堆遗址时这两个人是绕不过去的。在相关分部里，我用一章的篇幅详细记载施晰更在良渚遗址的三次试掘，和燕道诚在自家蓄水沟发现那一坑玉器的过程。记得修改的时候，责编问我，为避免纷争，施昕更可不可以用化名？我说不好，那样会降低考古这条线的真实感。既然是实线，咱们就把“实”做足了。后来这一部分还穿插了出土物图片，成为真正的考古学“民科教材”。

虚线——巫族、王权、信仰

这条线穿越时空，把读者带回到几千年前的案发现场——史前先民生活的年代。要真正破解三大遗址的谜团，形成叙述闭环，这条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王、王子、大祭师、农民的儿子，以及他们各自关注的事件，组成良渚文化晚期良渚人生活的实景。良渚古城的宫殿、广场、作坊、粮仓等等都出现在人物的活动背景上。良渚晚期比较重大的事件是建城墙和水坝，这两个大型土木工程的建造过程凸显了国家形式和王权的巨大组织功能，最能体现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

远古时期人神关系密切，巫政合一，大祭师是仅次于国王的实权人物。良渚大祭师一家的设置就是为了描述这个现象。大祭师和他的两个女儿，以及他家的管家八婆都是巫族。巫族究竟是怎么来的？他们与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关注史前史的读者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无动于衷。

虽然这里的人物、场景、事件都是虚构的，但作为考古小说，细节还是尽量准确。比如良渚人吃什么，穿什么，他们的餐桌上会出现什么主食和肉食，用什么果蔬和饮品佐餐，都在俞为洁著《良渚人的衣食》中有案可稽。为了给书中人物取一个适合他们的名字，我把孔夫子旧书网淘来的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都快翻烂了。

三星堆和金沙时期，因为出土的青铜立人长相奇特，人们怀疑当时的古蜀政坛或许由不同族裔组成。那么具体有哪些族裔呢？我想到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人像雕塑有的是笄法，有的是辨发，而古人对发式是很讲究的，这个差异应该是有意而为之，也应该是揭开这个谜底的钥匙。为此，我设计了望帝禅让王位之后，古蜀政坛上的王权拥有者开明帝与控制着神权的雅利安大祭师之间的权力之争。这也顺带解开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在构成和出土物上有较大差异之谜。

书中，实线和虚线以一对一的频率轮流出现，实线提出假设，虚线予以论证，它们之间既独立又相互关联，像“人”字一样彼此支撑，互为因果。比如关于青铜大立人手上拿什么的疑问，在实线里，三星堆遗址考古领队陈一川从考古学的角度作了一番推测。他想到在燕道诚家地窖里出土的一块玉板上的浮雕。这是一幅祭祀图，图上刻画着五个站着的巫师，其中三个手里都抱着一条蛇。这清楚地说明古蜀的巫师祭祀时是用龙蛇，所以大立人像手里握着的很可能是一条龙蛇。他还注意到历史学家提到的古身毒道。蜀地与印度等地交往的身毒道，在三星堆存在的夏商时期已经开通，古蜀与西亚之间必然有商贸往来。这或许就是三星堆的文化艺术形式更近乎西亚的原因。

那么他的推测对不对呢？在紧接着的虚线环节，我安排了一个古蜀的祭祀场景。时值望帝已经决定让毛遂自荐的鳖灵去治水，还特地请大祭司为他主持一个盛大的祭祀仪式，祈求上天保佑治水一举成功。书中写道：大祭师个子很高，深眼高鼻阔嘴，长相甚奇，前所未见。能让来自长江中下游的鳖灵感觉奇怪的，显然是一个外来人种。当鳖灵向望帝询问，老人告诉他：大祭师不是我们蜀国人，他是雅利安人。

望帝还告诉鳖灵：敬水神仪式上大祭司手上一般都是拿象牙，因为象牙可以镇杀水中的精怪。祭地的时候就不能拿象牙了，要拿蛇，蛇才是大地保护神。

然后，书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乐舞之后，大祭司从身后的大立人手上抽出象牙。

一切昭然若揭！这是事实吗？是，也不是。虽然没有记载，但并非不可能，说不定下一个祭祀坑的出土物就能验证。这就是史前考古的奇妙之处，因为不确定，所以有无限可能。而这种符合逻辑的可能性就是小说虚构的空间。

副线着墨不多，却肩负着特别的使命。设置这条线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延续良渚文化发现者施昕更的故事，另一方面是希望在东西方不同语境下探讨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以及宗教起源。让读者对考古的认识具有更广阔的视野。

这条线的产生，有一个故事。在这部小说的第一稿里，为了用上我多年海外生活的经验，杭天旭这个人物是建国初期的加拿大“海归”。但在文艺社的五人改稿会上，这个我自认为得意的设置被王宁远老师否掉了。他说确实有一些遗址是外国人发现的，但良渚不是，它百分之百是我们中国考古人自己的“作品”。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王宁远老师说这话时的神情，我的心被一股莫名的感觉击中。从金石学到田野考古，考古在中国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发端于民国时期的中国考古学起步比较晚，也意味着考古工作者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每一个遗址的背后其实都凝聚着中国考古人对祖国遗存的一片深情。我好像突然之间意识到了这本书的分量。它不是一本普通的小说，它肩负着让读者了解中国百年考古和考古工作者的责任。

根据王宁远老师的建议，这条线后来改成，施昕更在瑞安时的房东在为施昕更送信时被日军飞机炸伤，临死前把他的外孙托付给救他的加拿大传教士。传教士一家为躲避战乱回到加拿大。房东外孙长大后选择人类学作为专业，并与良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考古学者建立了同道之谊，他提供的上世纪50年代遗址上空的卫片帮助他们发现了低坝系统。这样的设计更加自然合理。

《玉琮迷踪》这种虚实切换、时空交错的结构，使得实线中密集而又相对枯燥的考古内容在舒缓言情的虚线环节得到稀释，形成一种独特的节奏。这个节奏对于写作者起到压力纾解的作用，读者当然也需要这种阅读上的张弛调节，毕竟他们不是来上考古课的。

孙博演讲提纲：从《茶花泪》的英译本看中文作品如何走向世界

本人25万字的长篇小说《茶花泪》，于2001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首先推出；次年，台湾生智文化公司出版了繁体字版本；《广州日报》和加拿大《环球华报》分别连载；又被选入多伦多大学高级汉语教材。一时洛阳纸贵，受到海内外读者的青睐。《茶花泪》英译本于2019年由美国金色飞马出版社推出，亚马逊网站及美国各大书店均有售，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

《茶花泪── 一个跨国风尘女的心灵跋涉》讲述上海丽人章媛媛在东京、多伦多不幸走上卖笑生涯的故事，她被迫充当脱衣舞娘，卷入黑社会卖淫、贩毒事件，后来巧遇台湾留学生赖文雄脱离苦海，展开了一场可歌可泣的爱情，但她最终未敌爱滋病折磨、黑帮残害，魂断尼亚加拉大瀑布。全书仿佛是一部动人而难忘的浪漫惊悚片，作者剖析了女主角三十年的心灵成长史，探究另类女性走上不归路的诸种因素，冀望引起对移民潮的反思。

《茶花泪》英译本是如何诞生的？多年前，一帮文友聊天，其中有一个是原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副教授孙白梅老师。她翻译过中英文对照版的《欲望号街车》，有很强的翻译经验。她跟我说，在加拿大20多年，在多伦多图书馆做了16年，就要退休了，都不知道怎样安排以后的大把时间。我有点开玩笑地说那很简单啊，可以翻译我的长篇小说《茶花泪》，因为这本书可读性比较强。过了一个月，孙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准备翻译了。说句实话，我当时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就觉得那么厚的25万字书，怎么可能翻译呢？于是我没有太在意，就对她说哪天翻译好了就跟我讲，我负责联络出版。结果，一年以后孙老师打电话给我了。她说翻译好了，还请了一个同事Elizabeth Warrener女士润色，她是个西方人，是她们图书馆的馆员，相当于正教授级的人马。

我突然之间就感到压力山大了。那时，我已有十几本著作，出版中文书对我来讲是小菜一碟。后来，在网上一查才发现，出版英文书非常麻烦。绝大多数外国的出版社跟作者是没有直接来往的。出版要通过代理人公司，就像演员要找经纪人一样。于是，我在网上找到台湾的两家较大的版权代理公司。其中有一家给我回音了，说看了中文版，觉得不错。

左起，《茶花泪》翻译者孙白梅、润色者Elizabeth Warrener夫妇、原著作者孙博。

第二个月，台湾的版权代理公司联络到英国一家大牌的出版公司。那个西人总编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来，他说很有可能把《茶花泪》打造成中文版的《白日美人》（Beauty of the Day）──那是上世纪60年代经典的法国电影。当时我觉得这不得了了，我的作品可以和世界名著相提并论了，应该很快就能出版了。等了三个月之后，英国的出版社来信说纸质书卖得越来越不好，因为受到了网络冲击。他们说暂时要再等一下，如果有可能，可去找别家出版社，就是人家婉言拒绝了我。遇到困难我并没有放弃，接着找其他十多家出版社，找了好几年，大家难以想象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功夫不负有心人，美国加州的金色飞马出版社终于看中了这本书，答应出版。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英译本《茶花泪》，是经过好几年的努力，不亚于十月怀胎！十分感谢我所尊敬的翻译家孙白梅女士，以及Elizabeth Warrener女士。她们的工作一丝不苟，尤其冒着酷暑校稿，令我十分感动。不是每一位中文作家都能碰上这么好运气的，对于她们的竭力相助，我将永远铭记在心，并借此机会再次向两位老师致以真诚的感谢！

从上也可窥见，中文作品要走向世界并非轻而易举，首先要有较好的英文译本。在本人20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茶花泪》英文版的面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对于一个中文作家来说，有一部英文大书和一部影视作品，是梦寐以求的。2014年，我任第一编剧的30集电视剧《错放你的手》播放，2019年英文版《茶花泪》正式出版，可以说，我的梦想已成真。但是，在我的文学创作之路上，新的梦想又产生了───向大银幕进军，最近几年写起了电影剧本，还获了奖。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造梦的过程，希望写出更多更好的“中国故事”，完成一个又一个文学梦、影视梦。

（撰文和整理：西风、南方；摄影：加中笔会微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