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桑宜川：聆听痖弦忆三毛 |
| 文学园地 - 散文随笔精选 |
| 作者：桑宜川 |
| 2019-06-05 2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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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三毛人生最后一年的照片。右图为痖弦先生。 “三毛走了，我的生命中一部份也被带走了。”痖弦先生用这样深沉而又悲情的话语讲述着他与三毛的过往朋友情谊。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把朋友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份，古已有之，民国有之，煌煌然矣，但如今听之闻之，在世态炎凉，人心不古的时代，却让我更为感喟。说起朋友情谊，有传说中的俞伯牙与钟子期，是华夏历史上千古颂扬的至情至交典范。伯牙司琴，子期欣赏，犹如“红袖添香”，即是“知音”一词的由来。后来子期因病亡故，伯牙悲痛万分，认为知音已去，天下再也不会有人能像子期那样体会他所演奏的曲调意境。于是，破琴断弦，终生不再弹琴。这凄美的故事流传至今，为后世提供了一曲高山流水，知音难求的千古绝唱。 今日上午，笔者与友人相约，前往温哥华的台湾文化中心，便见证了痖弦先生怀念故友，字字珠玉的演讲风采，题目是《聆听三毛的声音》。其时，慕名而来的听众早已在大厅里济济一堂，各就其位，翘首以待，那情景让我不由地不感慨，在远离中国本土的天涯海角，竟有这么多的中国读书人，这么多的文学拥趸，即时下国语中的网络新词「粉丝」。我感到，中国文学在这里已有了无数真正懂得欣赏的人，他们的到来，即是为仰慕痖公，也是为缅怀三毛。 痖弦先生，他从民国士林走来 痖弦先生是台湾名诗人，本名王庆麟，如今已是逾八十一岁的耆英老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台湾《创世纪》诗刊的三驾马车之一，其诗刊颇有大陆文人郁达夫、成仿吾、郭沫若早年合办的《创造社》诗刊之风雅。他以台湾新诗之开创与拓植成名，其现代诗在六十年代台湾崛起的名家中，以超现实主义的色彩、民谣写实的风格、优美的音乐节奏、以及对人物心灵的解读，表现出了诗人的知性情怀，对生命之意义与现代人生存困境之探索。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痖弦任台湾《联合晚报》副刊主编已有二十多年之久，亲历过台湾文坛的雨雪风霜，春华秋实，见证过现代台湾文学从发轫到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老人家现已移居加拿大，大半个世纪以来佳作不断涌现，有多部诗集，文集问世，蔚为台湾现代文坛大家，从之者众，影响深远。除此以外，痖弦还曾在舞台剧《孙中山传》中饰演孙中山，海内外巡演70多场，作为表演艺术家遐迩闻名。 在演讲会上，痖弦对挚友三毛的回忆，声情并茂，溢于言表，听之如饮甘饴。台湾岛上的情天恨海，将我的思绪不断带回了那“士者”如林的民国时期，让我想起了徐志摩与林徽因的旷世友情。虽说后来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但是挚友间的情谊反而弥久愈笃，如同佳酿。林徽因在她的文章中从不否认自己与徐志摩有一种灵性上的和谐与共鸣，也从不隐瞒自己对他的真实情感，“他变成一种 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怨，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在徐志摩飞机失事以后，林徽因发表悼文寄托哀思，在悼念文字里她依然写到：“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变，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她嘱托夫君梁思成，从山东的遇难现场拣回一块飞机残骸，悬挂在卧室，伴随终身，寄托对挚友的永生怀念。
当年，林徽因常常与美国密友费慰梅，即费正清夫人谈起一个话题，那就是徐志摩。费慰梅后来撰文回忆：“每每提起这个名字，她的心头仿佛都被割了一刀。”我深知，这就是民国文人的情怀，超脱了世俗，如今已经成为了空谷足音。“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就连仙风道骨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都为他们发出了这样的仰天感叹。可否这么解读：蓝天隐喻志摩，绿地暗示徽因，而作者本人则在两者之间扮演了微风的角色，传情的微风，最终发出的是一声无奈中的仰天叹息。
左起：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 记得在另一次聚会上，痖弦对我说：“有诗的年代是最好的年代”。这句话虽平淡朴实，但却言之凿凿，其中蕴涵了太多的哲理及对历史的感悟，犹如“洪钟大吕”，震耳发睽。古今中外的人类社会历史何尝不是如此？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至欧洲文艺复兴，从唐诗宋词至上世纪的70-80年代，“天上落下一块陨石，都会砸倒一片诗人”的年代，当诗歌不再被人们踩在脚下，受到冷落的年代，那正是一个民族开始复兴的辉煌时代。 我深知，诗于痖弦，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已融于他的血液。或者这样说，不论他早年狂写诗，还是现今慎写诗，他永远都是一个诗人，过着诗的生活，一如他自己所言:“诗是很不容易戒掉的瘾，诗是一种癖性，一种毛病，喜欢上诗，就不容易抛掉它。”他称诗人有两种，一种是写诗的人，一种是写过诗的人，他这么说，并非为自己如今诗写得不多了而寻找托词，其实这才是他的思想在大彻大悟后的升华，在诗的映照之下烁烁发光。 每次我与痖弦交谈，都有一种触摸历史沧桑的感觉。诗人或许是他的别称，但他的博学以及诗人的敏锐眼光，见证了“功夫在诗外”的道理；我们常谈论的虽是诗外的东西，比如海峡两岸的文学掌故与历史片段，他都能娓娓道来，不经意间话语中总在流露出一种纵横古今的“诗境”。痖弦戏称自己是“清朝遗老”，其实在我眼里，他还不老，更不落伍，因为他始终有着一颗诗人的心。 漂流的三毛，“高山流水”的现代版 如今，那些过往的美丽人文故事仍然在演绎着。痖弦是发现三毛的伯乐之一，他在演讲会上追思：“我与三毛相交相知十多年，对于她奉献、忙碌的一生，我自认了解最深。一般人对她的印象是三毛每天都在忙，但很少人知道她到底在忙些什么。当然，她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作家，文学的阅读和写作花去了她最多的时间，但很多人不知道，她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帮助朋友和社会公益方面。事实上，三毛这个忙人，每天忙的都是一些事不关己的“别人的事”，一些“聪明人”绝对不去碰它、只有傻瓜才去做的事，一些可能对自己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事。三毛这热肠子，她乐于助人的故事我知道太多了。”以痖弦的口述历史来看，对挚友的追怀基于一种朴实而又真切的情感，诚然可信。 对于三毛的为人，痖弦还说“这里随便提两件事：画家席德进病故前一个月，瘦得不成人形，全身发出臭味，三毛好几次到病房去为他做全身按摩、擦洗，甚至为他清理便溺。老实讲，像这一类的工作有时连病人家属都不一定愿意做，而三毛却乐意为之。另外一位生病的作家张拓芜，中风后左臂残废，生活非常困苦，三毛老远跑去帮他忙，常常带好多菜放在冰箱里给他吃；夏天天热，三毛就买一台冷气机替他装上。这些事使张拓芜很是感动，而把她当成知己。这是关于文友方面的救助。
另外，三毛关心、说明的对象，更多的是文学、艺术界以外的人，穷苦无依的老人、失去双亲的孤儿、彷徨无助的流浪汉、来日无多的癌症病患、家庭破碎的伤心女子，乃至在牢狱中悔恨终日、试图重建自我的囚人，都是三毛义务服务、安慰的对象。”那年那月，三毛以其特立独行的作品与人格气质，不仅影响了整整一代台湾年轻人的精神生活，也让她在台湾岛上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文人学者，痖弦既是其中一位。她笔下色彩缤纷的异国情调，字里行间的爱心，以及文中时刻迸发出的诙谐、机智，无一不在60、70年代的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她最后令人不解的离世，给热爱她的人们留下一个不解之谜。 痖弦说：“三毛逝世至今已多年了。我想纪念三毛最好的方式，不应该只是去说当年演讲如何的盛况空前，那也许只是一种虚荣心理。对于那些爱过三毛的人，三毛是永恒的，无可取代的。作为她的朋友的一员，我以三毛这位朋友为荣。如果说好朋友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那么好友的死亡，就是我自己一部分生命的死亡。是啊，什么都过去了，有时候，对三毛之死，我什么也不愿说、什么也不愿谈，因为那是生命中永远的痛！” 痖弦为朋友坦言真相，以正视听，肝胆相照的士者情怀，让我想起了汉乐府中的一首民歌的歌词：“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意思是人到心悲处，哀大莫过于心死，唯有唱一支哀歌来当作哭泣，眺望着远方来当作回还。可那佳人已逝，永远不再回还了！
香消玉陨，天鹅之死刍议 对于三毛的死因，痖弦说：“广泛的交游接触、时间精力的大量透支，使三毛心力交瘁。她逝世前一年，整个人陷入医学上所谓“精神耗竭”状态。她体力衰退、长期失眠，每天靠安眠药才得入睡，而每一次的药量都在增加。她的猝逝，我一直认为跟吃过量安眠药有关。三毛过世以后，太多人写文章，从不同角度去臆测三毛死亡的原因，但是，从没有人提到服药这一点。真实的情况是：她是吃了太多的药才长睡不醒的，自杀的可能不大。不久之前，当我把这个看法告诉三毛的母亲缪进兰女士，缪女士跟我的想法完全一样。”中国古话中有“知子者莫如父”，同理，我想说“知女者莫如母”，来自母亲与挚友的判断应该最为可信，关于三毛的死因，外人又岂能仅凭推测而妄下定论？ 作为挚友，痖弦不由地感慨：“试想，像她那么一个乐观奋进、充满生命力的人，一个在作品和实际生活中歌颂、鼓舞人生意义的人，一个到处鼓励别人勇敢活下去的人，怎么可能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她自己的生命？如果把她的死解释成自杀，那么此一寻短行为跟她的作品和她平日为人是不符合的。”此言不虚，从心理认知学的角度，我们似可解读，三毛的状态正常，没有任何理由要突然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痖弦说：“不错，三毛作品里常流露出一种衰飒的情绪，甚至有时会提到死亡，但我认为三毛的作品属于浪漫文学，浪漫文学家是唯美的，死亡常常是他们美化、诗化的对象。不能说一件作品里提到死亡，就认定作者的人生观是悲观的。根据我的观察，三毛过世前半年，她的人早已经从荷西之死的哀伤中站了起来，苦难的磨练，使她更成熟、更坚强，人生观也更积极，这个阶段，是她对写作和生命最有信心的时候，也是她人道主义理想和热情最昂扬的时候，虽然长期的劳累影响到她的健康，她失眠，但绝对影响不了她的意志。这个时候，她没有理由自裁。”
痖弦说：“生死是人生大事，死亡是生命的结束，也是生命的最高完成。三毛的死，至今是个谜，我认为揭开这个谜，把真相原委弄个清楚，对三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太多人热爱她的作品，太多人喜欢她的为人，三毛鼓励过那么多的人，而她竟然"自杀"了，这对很多人造成困惑、打击甚至伤害，误认为三毛所说的和所做的不一致；她要别人乐观，但她自己反而寻短，这不是欺骗大家的感情吗？这种怀疑，无形中损毁了三毛在很多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 在与三毛母亲的对话中，痖弦认为：“把三毛的死解释成自杀是对她的不公平，甚至是对她人格的一种污辱，她也有同感。现在谈这个问题并不是要追溯什么责任，我只是想为我的老友讨一个公道，还她一个正确的形象。我认为三毛的作品和人格是绝对一致的，把她的死解释成自杀，是一种轻率不负责任的认定。我希望更多爱三毛的朋友、文学界人士甚至心理学家们一起来支持这个论点。要大家知道，三毛是因为过于操劳而死的，是为了她的文学事业、她的朋友，为了社会公益，心力交瘁而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理由。”
聆听痖弦的演讲，我才知道三毛曾是台湾岛上有着极佳口碑和声誉的女作家，收到读者近乎盲从的喜爱。痖弦说：“三毛过世的第二天，全台湾的报纸几乎都以头条新闻报导。一个作家的死，引起这么大的震撼，我想，这种情形别说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容易发生的吧。作为一个人，来到世间，三毛爱过、哭过、笑过、拥有过，也创造过，可以说不虚此生。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她死得太早，她的文学事业刚刚开始，就像流星一样划过文学的夜空，永远消逝了踪影，实在令人惋惜!” 痖弦的话语不仅让我感喟三毛的凄美身世，而且仿佛看到了一颗美丽的文学心灵至今仍然在跃动！ 以心换心，爱在台湾 痖弦回忆：“一个知名度高的作家，免不了收到来自各地读者的来信。三毛每天的收信量，恐怕超过任何一个台湾的作家。这些来信的内容，对她的文学成就表示敬慕者有之，请教文学问题者有之，初学者寄上习作请她批改者有之，在人生方面有所困惑希望她指点迷津者有之，更有一些信是慈善机构希望她捐钱、困苦的人向她借钱的。对于这些来信，她都亲自覆信。这样一来，跟她书信来往的朋友人数就愈来愈多。一封信就是一件事，就是一个“负担”，回信是很烦人的，但是三毛却从不厌烦。对于众人的所求，不管能否办到，她都会详细回答，想尽一切方法来满足对方的要求。我知道她在联副（联合报副刊）的稿费，有很大的数字捐给了慈善机构，有些是寄给一些穷苦的人，或失养的孩子。”
痖弦说：“三毛的信写得又快又好，一天可以写好多封。这些信还都不是三言两语应付了事的所谓"电报体"，每一封都有相当的内容，她的信，就像她的文章一样诚恳、感性、热情，娓娓而谈，使得对方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能够直接感受到她的亲和力。今天的一些作家、学者，当知名度到达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美其名曰“保卫自己的时间”，根本就不覆信给读者。但三毛可不是这样！她永远是有来有往，从不让人失望。” “三毛一生究竟写了多少信？给谁写的信？无人知道，不过在一次联合报副刊主办的座谈会上给我“见识”到了。记得有一次到花莲演讲，演讲完毕后有好多听众到台前跟三毛打招呼，有的请她签名，有的问她文学问题，其中有好几位都说收到三毛的信。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小男生对三毛说：“我妈妈看到你的信后，不再打我了！”另有一位60多岁的退役军人走过来说：“谢谢你送给我的偏方，我腰痛的毛病现在好多了。”还有一个小女生自己绣了一块刺绣送给三毛，说这是为了答谢三毛送她《娃娃看天下》（三毛译的漫画集）。你想仅仅是花莲一个地方，就有这么多笔友，我真难想象三毛花了多少时间来处理这些信函。”
据痖弦回忆，当年他曾按照《联合报》报社的计划，为三毛设计一系列的演讲活动，并陪她到台湾各地去演讲，听众反应空前热烈，场场爆满。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其时万人空巷，蔚为大观。“我记得那天是晚上７点半的演讲，下午４点不到群众就开始在纪念馆广场排队，长蛇阵绕了馆前广场好几圈，由于人实在太多，连三毛进出场都成了问题，有人想了个办法，让三毛用帽子遮住脸，使人看不出是三毛，再由三位警察壮汉护送，费了好大力气通过层层人墙才把她送到后台去。７点钟的时候，听众的情绪接近沸点，太多人进不了场，特别是一些从四五点钟开始排队居然进不去的人特别火大，群情鼓噪，无法平息。这样近乎疯狂的情况，真把我吓坏了。”
从这样的场景描述，读者或可感悟到，那年月的三毛不仅是一个台湾本土女作家，而且已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痖弦不无担忧地忆当年：“关于民众给她这份过了头的热情，作为三毛的好友，容我客观地说，实在已经到了不正常，甚至病态的程度，而四面八方的掌声和赞扬，也超过三毛所应得。总之自从那次以后，我就开始害怕了。”这也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戏曲里的台词：“杀君马者道旁儿”，这里借用来观照，盛名之下的三毛，作为一位弱女子，观众与读者加诸给她的赞誉有着不可承受之重，一片羽毛都可随时压垮了她，古往今来的许多悲剧事例都见证了这一福祸两栖的哲学道理。 光阴似水，岁月流金。到了1974年，三毛去了西属撒哈拉沙漠采风，并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大漠的广淼浩瀚，异域的瑰丽风光激发了她潜藏的写作才华，并受当时《联合报》主编痖弦的鼓励，作品源源不断，并且开始结集出书。 三毛于1991年1月4日去世，年仅48岁。她生前的足迹遍及世界许多地方，其代表作品有《倾城》、《温柔的夜》、《哭泣的骆驼》、《梦里花落知多少》、《撒哈拉的故事》等，广为流传。从她的作品中，读者似可体悟到三毛性格中的那种天生的，袒露无余的孤独，而人生不过一场春花秋月，一曲凄美的爱恨离歌。 花飞花落，海峡彼岸有知音 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大陆，台湾女作家三毛绝对是一个传奇。那年月，文革后恢复了高考，我辈是第一批进入大学的青涩学子，曾经是那样好奇与憧憬外面的世界。三毛以她丰富眩目的经历和生动灵性的文字，与琼瑶、席慕蓉、邓丽君们一道，配合着港台的校园歌曲，引领国人走出“文革”的狂躁，极大地满足了那个开放时代的想象；她在异国的乡愁别绪，青春的迷惘，以及旅途中的趣闻趣事，曾吸引了万千有着纯正理想的青年人；以她的作品改编的歌曲《橄榄树》和电影《滚滚红尘》曾感动过，滋润过我们那一代人的心田。
痖弦谦虚地说，最早发现三毛文采的人应是白先勇，而他自己只不过是“闻香识女人”，闻到了三毛文字里的芬芳，在自己主持的台湾《联合报》副刊做了幕后推手，编辑并刊载三毛的早期作品。这让我想起了当年上海滩上的《良友画报》掌门人伍联德先生，他在1926年的创刊号上将蝴蝶作为封面女郎，隆重推出，成就了后来民国历史上的一个耀眼的电影明星。虽说时代不同，但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白先勇先生这样评价三毛：“三毛创造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瑰丽的浪漫世界；里面有大起大落生死相许的爱情故事，引人入胜不可思议的异国情调，非洲沙漠的驰骋，拉丁美洲原始森林的探幽，这些常人所不能及的人生经验，三毛是写给年轻人看的，难怪三毛变成了海峡两岸的青春偶像。” 上世纪1990年，三毛曾到大陆旅游，从新疆返回台湾途中，在四川停留数日，除了四川媒体为三毛制作的一段视频访谈留存至今，成都的文友肖全先生陪同观光，在成都柳荫街为三毛拍下了一组照片，由于三毛在大陆留下的照片极少，因此这组照片迄今已显得十分珍贵。用三毛自己的话来说：“这是自己漂泊生活几十年的生动写照。”（参见下图）
据说三毛的英文名叫ECHO，三毛本是笔名，从三毛的《闹学记》序中只提及“三毛”二字中暗藏一个易经的卦(干卦)，是何玄机，不得而知。但三毛本人又曾说过：起初起此名，是因为喜欢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 (后拜为干爹)；另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自己写的东西很一般，只值三毛钱。三毛的一生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她的作品也在全球的华人社会广为流传，在大陆也有广大的读者，生平著作和译作十分丰富，共有二十四种。
1989年4月，三毛首次回大陆家乡，发现自己的作品在大陆也拥有许多的读者。并专程拜访以画漫画《三毛流浪记》驰名的张乐平先生，了却夙愿。1990年从事剧本写作，完成第一部中文剧本，也是她最后一部作品《滚滚红尘》。1991年1月4日清晨去世，年仅48岁。 陌上花开，何处惹尘埃 上世纪后期，海内外华文读书界曾广为流传三毛与“西部歌王”王洛宾与的一段忘年之交，誉之者称为佳话，毁之者谓之“炒作”，更有诟言四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给后世读者留下了许多不解的密码。 痖弦作为挚友，对三毛与王洛宾之间的关系有如下的解读：“其实是一种长辈晚辈之间的情感传递”，我亦赞同。因为痖弦说：“三毛是藏不住话的人，她的几段感情经历我都很清楚，三毛的男性朋友很多，未必是男朋友。三毛在大学期间曾有个男朋友，家里人都认识，但还没有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后来三毛出国，这段感情也就淡了。三毛后来在马德里认识了一个德国人，不过此人后来因病去世，让她很难过。直到遇到荷西以后，三毛全心投入，而荷西因为意外去世之后，使得三毛无法承受了。荷西之后，三毛曾拒绝过不少追求者。”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向来有“为尊者讳”之说，人走了以后多说一些好听的话。痖弦不愧是三毛的挚友，有什么说什么，贵在说真话，如今将一个真实的三毛展现在我们读者面前，让大家对三毛的文品人品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解与认识。 痖弦还说：“三毛很单纯，她心中有话就会讲。对王洛宾，她写信给我讲，从小唱王洛宾的歌，现在认识了这个人；王洛宾的年纪很大，所以她把王洛宾当作长辈。三毛对长辈表达爱的方式不同，或许人家会以为是男女之爱，而她认为这种情感是源自对艺术创作的欣赏，没提过两人会变成伴侣。三毛只是希望能给他一些温暖，让他享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情感。”实际情形确实如此，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虽才过去短短的20年有余，但那年月的世态人心还基本延续了较为传统的状态，衣着朴实，人心诚信，令人怀念。男女之间的感情也决然不像如今的滥情，附带了太多的物质因素，理想与信仰的缺失，道德底线的崩溃，决然不应以当下的情形来揣度那时的人心。
另一佐证来自王洛宾的儿子王海成撰写的《我的父亲王洛宾》一书中，保留着他父亲的亲笔文字，记录着与三毛的首次见面经过和感受。“掀起你的盖头来，美丽的头发披肩上。像是天边的云姑娘，抖散了绵密的忧伤。”这是王洛宾套用其经典作品《掀起你的盖头来》曲调重新填词的“第五段”歌词，相信是三毛留给王洛宾的最美好的第一印象，也道出了王洛宾对来自台湾的女作家三毛的心理感受。
那是1990年的文坛佚事。那一年三毛与王洛宾首次在新疆见面，由此拉开了两人友情的序幕，在第一次见面之后，三毛回到了台湾，不久王洛宾就收到了三毛的信，信中写到：“我亲爱的朋友，洛宾：万里迢迢，为了去认识你，这份情，不是偶然，是天命。没法抗拒的。我不要称呼你老师，我们是一种没有年龄的人，一般世俗的观念，拘束不了你，也拘束不了我。尊敬与爱，并不在一个称呼上，我也不认为你的心已经老了。回来早了三天，见过了你，以后的路，在成都，走得相当无谓，后来不想再走下去，就回来了。” 这封三毛给洛宾老人信，写得极美，也可称作“情书”，已经编入三毛文集。那年月，中国文坛上出现这样一位情感丰富的女子，应该说是一个异数，让人刮目相看，海峡两岸有了一个交流的因子，有了一个敢爱敢恨的三毛。红颜无罪只因太美，离歌无言却是太悲。关于当年三毛在大陆与王洛宾、贾平凹等人的绯闻多来自小道，捕风捉影，过于离谱，实为八卦，乃中国世俗社会的几千年陋习，如今都已付笑中谈。
其实，当年洛宾老人已近古稀之年，三毛把他当作长辈，语言表达方式是诗人作家特有的煽情风格。若以偏狭的心理揣度，视为男女苟且之端倪，实为大谬，亦是对逝者的大不尊。三毛写下的“情书”源自对艺术创作大家的欣赏与感佩，也仅是“一种长辈与晚辈间的情感传递”，只可惜如今两位均已作古。我要赞美他们曾有过的友情，赞美人性的美丽，因为那是海峡两岸的文化艺术在上世纪“文革” 之后政治破冰，文化交流解冻的最美好见证。 红尘往事，此情可待成追忆 在淡淡的人间烟火中，三毛的一生既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更有着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她一生“流浪”，踏遍万水千山，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她站在红尘之上，俯瞰芸芸众生，唱尽世间情怀。她，就是三毛。
在《撒哈拉的眼泪》里，三毛袒露了她的红尘往事。她与荷西的感情有多深？看看荷西去世后她的回答：“荷西，你答应过的，你要在那边等我，有你这一句承诺，我便还有一个盼望了。”一个温纯婉约、热爱生活的女子三毛，善于以诗文来诠释现代社会的爱与情。今天，红尘中的我们仍然不禁要扣问：你遇到你的“荷西”了吗？你又邂逅你的“三毛”了吗？ 旷世才女，以诗意写红尘，以喻理道人生。如今品味痖弦口述的三毛，需要用灵魂触碰灵魂，触碰她生命的律动，触碰她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犹如品一盏清茗，需要走入那声情并茂的场景中，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 情痴一生花事了，谁叫她是三毛呢？如果在她那个年代，非要立个贞节坊的话，不会有她，为她有太多的绯闻；如果她穿旗袍的话，一定比《花样年华》中的张曼玉更为风情万种，缠绵悱恻，因为她有太多的爱恨。天意弄人，短暂的一生，三毛一直在渴望爱情，可是真正的爱情，却一直没能眷顾于她。在她的前半生是没有找到，在她的后半生是找到了也不能接受。吉普赛式的衣裙，黑发分成两把垂落的麻花辫，如同她的爱恋，三毛的衣着装饰，也带着一份流浪的风尘。
这是一个奇情的女子。在淡淡的人间烟火中，苦苦追逐着心灵深处的爱恋。三毛19岁时，做了台湾文化学院哲学系的一名选读生。一个5岁多的时候就开始看《红楼梦》的女孩，又不合群，内心将是怎样的丰富？当离群多年的少女，又回到了群体之中，一场疯狂的爱情已经不可避免。三毛轰轰烈烈地恋爱了。 或许是太年轻，或许是她爱得太炽热，这场恋爱最终没有结果。她那个时期的一些小说、散文，后来收集成了《雨季不再来》一书，尽管有些稚嫩，但那些流露着迷惘和伤感的文章，真实地记录着一个纯情少女的心路历程。 三毛是一个喜欢沉浸在自我世界的人。世上本没有完美的事，再奇的女子，也要在人间烟火中寻找情感的寄托。三毛选择了荷西，选择了她最能伸手触摸的幸福。这是三毛作为一个女人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在她内心的深处，和荷西的爱恋，甚至愿意用童话般的思维去净化和升华。 1979年9月30日，荷西因潜水意外丧生，三毛痛苦地说：“他等了我6年，爱恋了我12年，诀别时没有跟我说一声再见。我所有的感情都随荷西而去。”在父母扶持下，伤痛的三毛回到台湾。那情景让我想起了《诗经•采薇》中的句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它像一幅水墨画，把一个出门在外的旅人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出门时是春天，杨树柳树依依飘扬，而回来时已经是雨雪交加的冬天。在一年的当儿，他经历了什么尽在不言中。今天的读者可以想象三毛等着荷西的那情景，异乡的游子一个人在独行，远处有一盏灯在为他亮着。三毛即便受尽孤独与寂寞，也要等到相见的一天，可是三毛的荷西却永远回不来了。 走进三毛，情殇如梦花事了 近年来，对于华文读书界的“三毛热”持久不衰，对此痖弦有自己独特的洞见：“我想，纪念三毛最好的方式，还是去研究她的作品，而正确地判断她的死因，也应该是研究三毛文学的一个重要角度，从人去理解作品本来就是讨论文学的方式之一。诸君或可抛开三毛的传奇，抛开文学以外的因素，客观、冷静地面对她的作品，研究她特殊的写作风格和美学质量，研究她强烈的艺术个性和内在生命力，才是了解三毛、诠释三毛最重要的途径。”我深有同感，以这样的价值取向，方可将三毛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使其具有学术文化内涵。
痖弦在说到三毛诗歌的时候，喜欢与杨唤诗歌做比较，说两人有太多类似的地方，可惜两人都英年早逝。我知道杨唤是台湾著名诗人，他的诗总是充满生命的激情。三毛逝世后，痖弦每次想到三毛，就会想起杨唤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我是忙碌的》。他说虽然三毛的作品中没有雄壮飞扬、慷慨赴战的意象，但两个人在理想的执着、艺术的坚持、人生的期许上，却是非常相像的。若把杨唤这首自悼意味的作品当作三毛的墓铭，最能象征三毛为爱，个人情爱和人类大爱牺牲奉献的精神。痖弦对挚友作了这样的评述：“观三毛的一生，几乎每一个日子她都在忙碌中度过。杨唤诗中有句“把发酵的血酿成爱的汁液”这句诗，简直就是三毛一生最恰切的写照!”这句话说得真好！
在演讲会上，痖弦还特别引用了杨唤的另一首诗歌，来寓意三毛的宿命，诗很简短，特录于此，以飨读者：“我走了，像一发出膛的炮弹，飞完了全部的射程。给容纳过我的间，留下了什么？恐怕，只有轰的一声巨响！我落到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过声音、速度和光亮。” 在这首的诗行中，诗人把“我”比喻为“一发出膛的炮弹”，想象大胆新奇，之后“留下了什么？”的设问发人深省，而回答非常理性，蕴涵着诗人对人生价值的思索。结尾一句则类似格言，表明诗人敢于直视平凡的生命但又拒绝平庸的思想，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前不久在一次文友聚会上，痖弦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为史须有史感，史德，史心，写出的文字再过几十年，几百年都还能站得住，立得起来，经得起检验，并为后世读者所认同。”诚如斯言，还原历史场景，让真相说话，实乃信史之道。这番话语让我想起了钱穆先生治史的观点：“写史自要有史法和史义，以求取史识。如何观察记载是史法，如何了解历史之意义与价值为史义。而要获得史义，求取史识，就必须要有史心和史德。”两位前辈史家学者的教诲有不谋而合之妙，后学谨以痖弦先生讲述的三毛人生作为观照，悉数哂纳，敬谢方家。 2013年11月11日初稿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作者（左）和痖弦先生 备注：拙文写于六年前，曾在加拿大的多家华文报刊上连载，所引用的痖弦先生话语，系依据当时演讲会上的手机录音及多次交谈的记忆整理而成，并得到过先生首肯。今次稍作修订，推出微信版，若还有任何文字出入，笔者承担文责，并敬请先生垂示，指谬不吝，谨此鸣谢！2019年6月 作者简介：桑宜川，加拿大华裔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原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在四川大学外语学院任教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主，研究兴趣广泛，著述颇丰，现为加拿大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应邀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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