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2013年初春，来自巴蜀大地的二只大熊猫“二顺””和“大毛”飞抵加拿大多伦多，开启了他们长达十年的海外“作秀”之旅。这个事件顿时引发世界媒体的关注，加拿大总理哈珀夫妇与政府三级官员们赶到机场，站在停机坪上恭候“贵宾”到来。二年后的2015年金秋10月，这对大熊猫意外生下了双胞胎，又成了加拿大的特大新闻。

闻讯后，我与谭楷兄相约从温哥华飞到多伦多，以熊猫“娘家人”的身份，在多伦多的华西医科大学老校长之子咪咪杨和四川师范大学北美校友会天梅，洪瑞二位副会长等代表的陪同下，前去动物园看望刚出生的盼盼和悦悦。那时候，他们还躺在恒温箱里，只有不到一个拳头大小，粉红色的躯体，煞是可爱。谭楷兄不仅是《大熊猫》杂志执行主编，还是成都大熊猫基地的首席顾问，因此我们的到访受到了多伦多动物园的热情接待，派出了熊猫馆的经理索菲亚女士全程陪同，从成都大熊猫基地派去的专职饲养员小张也特地拨冗出来作陪，双方互赠书画礼品，谭楷兄与我还获赠了二顶印有多伦多动物园标志的“绿帽子”戴在头上，引来一片善意的笑声，温馨如许，其乐融融。

中国的大熊猫“出使西域”，最早可上溯唐代武则天时期。据日本《皇家年鉴》记载，早在武后垂拱元年（685年），临朝称制的太后武则天就曾送给日本天武天皇两只“白熊”和70张“白熊”毛皮。有学者考证，彼时的“白熊”即今之大熊猫。这一考证或许不无道理，因为四川广元有纪念武则天的寺庙“皇泽寺”，有以武则天名字命名的地名“则天坝”，有纪念武则天诞辰的民间民俗活动“正月二十三，妇女游河湾”节庆，有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在利州“江潭感孕”的传说，有包括北宋时期的《九域志》等大量官方文献，有出土文物“广政碑”的碑文记载等。凡此种种，均为史实。四川广元山林里亦有大熊猫繁衍，其栖息范围可延至甘南地区。若将这几点串起来推论，武则天向日本天武天皇赠送“白熊”一说似可成立，是最早走出国门的例证。

与熊猫馆经理索菲亚女士合影

与专职饲养员小张合影

毫无疑问，四川是大熊猫的故乡。如今的大熊猫已成为中国的一张靓丽“名片”，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从四川走向世界，带着东方文化的独特气质，传递和平友善的中国文化精神。沟通心灵，增进感情，互利合作，共享共赢，不仅是大熊猫的魅力所在，也是中国与世界深度交融、携手前行的魅力。正如法国《观点》杂志所说，大熊猫不是普通的双色毛绒玩具，而是真正的外交大使。温和敦厚的大熊猫，将带着中国人民的善意，继续走进世界民众的心灵。

大熊猫的发现者──法国神父戴维

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神父，坊间又称谭卫道，是法国巴斯克族人，1826年出生于法国与西班牙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他不仅是动植物学家，也是天主教遣使会会士。1862年至1874年，他被法国远东教会派往设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工作。1869年，他在四川宝兴邓池沟龙门山上发现了大熊猫，立即意识到其极有可能是中国独有物种，随后将其制成标本，运回法国。其间，他还发现了金丝猴，麋鹿，绿尾红雉，珙桐等珍稀动植物。因此，他被誉为是世界上发现大熊猫的第一位西方人，为世界博物学界所认同。

回望历史，戴维神父在1848年被任命为牧师之前，已经显示了对自然科学的热爱。1862年加入了遣使会，不久之后派遣了到北京，他开始为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收集材料，主要收藏动物学标本，但在植物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收藏也很丰富。 后来应法国政府请求，他收集到的重要标本被送到巴黎，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巴黎植物园委托他再去中国进一步收集标本。经过几年的收集，他又获得当时未知的许多动植物标本，丰富了西方学界对东方物种的认识，受到赞誉。

1888年4月，戴维神父在巴黎举行的天主教国际科学大会上发言，总结了他在中国的研究进展。他所发现的动植物，其中不少在当时都不为人所知，例如他收集的杜鹃花品种，有不少于52个新种类，他在中国西部山区收集的报春花中约有40种是当时未知的植物。这些标本后来陆续运回了巴黎植物园的博物馆，由此可见一个西方博物学家的敬业精神。对欧洲来说，戴维神父一生最大的发现是大熊猫和“大卫神父鹿”，一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鹿种，即麋鹿。后者很早便从自然界消失了。戴维神父成功地保护了这一物种，并把活的麋鹿带回了欧洲。如今在中国只有极少量被保护在特定的围场里，在他作为博物学家的工作之余，戴维神父没有忽略他的传教士工作，他以献身精神，开展牧灵事工。在四川宝兴邓池沟龙门山上，如今还保留下来了一座天主教堂，它的老主人就是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教堂始建于是1839年，占地约5000平方米，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教堂远视为中式民居四合院，四周为石料墙裙，内部则是全木材料结构，造型为法国圆拱天蓬礼堂，独具匠心，极为精致。戴维神父在此居住、传教并从事生物研究。在村寨口有一座很气派的山门，上书：“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发现地：邓池沟”。

邓池沟山顶的戴维神父教堂掩映在白色的雾蔼中

关于戴维神父发现大熊猫的过程，史料记载他在中国生活了12年，其间仅短期返回法国一次。他除了将大量植物标本寄回法国，还将不少植物移植到欧洲各国，他在中国发现了数十个鸟类新种，100多个昆虫新种和许多重要的哺乳动物新种，其中包括中国特有的哺乳动物大熊猫、金丝猴和麋鹿。1867年，戴维第二次来华后，听说四川西部一带动物种类很多，而且有一些是人们尚未知晓的珍稀物种，便从上海到达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担任东河邓池沟教堂的第四代神父。

1869年的春天，戴维和几个人来到邓池沟源头采集到几种生物标本，途中路过一户人家，主人客套地让他们到家中去用茶点。突然，挂在墙上的一张黑白相间的奇特动物皮深深地吸引了戴维。主人告诉他：当地人叫这种动物是“白熊”、“花熊”或“竹熊”，它很温顺，一般不伤人。戴维异常激动，他估量这种动物“将是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种”，这次发现将填补世界动物的一个空白。

为了得到这种奇特的动物，戴维雇佣了不少当地猎人展开搜捕。不久猎人们送来了第一只小“竹熊”，“遗憾的是他们为了便于携带，就把它弄死了。”他在日记里这样记述。1869年5月4日，猎手们终于给戴维带来了喜讯：捕到一只活的“竹熊”。戴维认真思考后给“竹熊”取名“黑白熊”。那只憨态可掬的“黑白熊”滑稽可笑的动作倍受戴维的喜爱。他一会儿称体重，一会量身段，对这只“黑白熊”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科学观察。

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喂养，戴维决定将这只可爱的“黑白熊”带回法国。可是，要把这个宝贝带到大洋彼岸的法兰西帝国去，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简直是太困难了。结果，这只可爱的“黑白熊”经不起长途山路的颠簸和气候的不断变化，还没运到成都就已奄奄一息，戴维神甫只好非常惋惜地将这只“黑白熊”的皮做成标本，送到法国巴黎的国家博物馆展出。戴维神甫怎么也没想到，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标本竟然就这样产生了。

法国巴黎国家博物馆将这标本展出后，当时谁也不认识，人们从兽皮上看到它有一张圆圆的大白脸，眼睛四周有两圈深深的黑斑，像是戴着一副墨镜，于是有人断定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动物，但经博物馆主任米勒‧爱德华兹充分研究后认为：它既不是熊，也不是猫，而是与在中国西藏发现的小猫熊相似的另一种较大的猫熊，便正式给它定名为“大猫熊”。如今台湾的国语就沿用这一表达方式。

在邓池沟龙门山顶，戴维神父当年主理的教堂前面，有一座人熊握手的纪念碑，是纪念大熊猫科学发现140周年而建的，那上面镌刻着《雅安宣言》：“我们主张，生态旅游发展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旅游发展不以牺牲大熊猫等野生动物的生态环境为代价……我们相信这个星球上的65亿人类，都将成为《雅安宣言》的支持者和参与者。”文字写得洋洋洒洒，令人素然起敬。

邓池沟天主教堂里至今珍藏着戴维神父的生前物品

当我走进教堂，看到教堂内部是全木结构，圆拱天蓬礼堂，建造极为精致，很是吃惊。教堂还有戴维神父当年用过的生活器物和居住过的卧室。如今，大熊猫已经成为国宝级的动物，邓池沟天主教堂和戴维神父也因此遐迩闻名。戴维神父曾做出的科学贡献永存民间记忆。

加拿大人与大熊猫的不了情

加拿大传教士医生在中国的圣徒故事犹如杜鹃啼血，可歌可泣，可追述到百年以前，其中不少后代子孙出生在中国，在中国长大成人，与父辈和祖辈一道，几代人无怨无悔，与中国人民共同度过了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当年在四川各地创建了近十家仁济医院，数所中学和护士学校，尤其是在成都创建了华西协合大学，救死扶伤，并把大爱奉献给了中国。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加拿大、美国和英国教会在成都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校园内，有一所专为外籍教职人员子女开办的“加拿大学校”Canadian School，CS即校名的缩写。这群孩子当年跟随父母的脚步来到中国成都，在华西坝学习成长。与这群孩子一起生活在华西坝的，还有大熊猫。据史料记载，1937年至1946年间，先后有十几只来自野外的大熊猫圈养在华西坝。其中一只叫“潘多拉”的大熊猫，在1938年间与孩子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我们每天放学，都会去草坪上与潘多拉玩耍。”七十八年后，当年的孩子变成了老人，但回忆起多年前与大熊猫的亲密接触，他们显得格外开心。“每当潘多拉在草坪上玩耍，成都市民都会蜂拥而至。一时间，到来华西坝看大熊猫成了当时的时尚。”正是这段与大熊猫共同生活的经历，让孩子们回到加拿大后一直心心念念。每一年，他们都会在加拿大聚在一起，回忆与大熊猫在一起的时光。从1939年至2018年，这样的聚会一直持续了整整80年。他们虽身在加拿大，可心系的却是儿时生活的成都。他们自称是“CS的孩子”，都认为C代表着Canadian，S代表着School。却不知，这个S同时代表着他们心系的“四川”，他们爱这座美丽的“天府之国”。同时，希望每年都能来到回到故乡，探望大熊猫，找回儿时的记忆。

现年87岁的黄玛丽是启尔德家族的代表，其家族三代曾生活在四川，并参与创办华西大学。当年，她和姐姐与一只名叫“潘多拉”的大熊猫一起玩耍，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如今已成为加拿大人与大熊猫的经典历史照片。

据说这只大熊猫幼崽于1937年9月在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出生，次年4月被猎人捕获，随后卖给了华西协和大学。负责此事的生物教授丁克生将其带回成都后，养在华西坝家中，取名为潘多拉（Pandora）。当年在华西协合大学里，大熊猫“潘多拉”成为一群外籍教职人员子女的玩伴。在华西坝上生活两个月后，潘多拉辗转重庆上海香港，远渡重洋，于同年6月9日抵达美国旧金山，最终落户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

1939年，潘多拉被送进纽约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游乐区。在为期一年的展览期间，有超过13万的美国人购买门票观看了生性活泼的潘多拉，当时美国最具影响力的《LIFE》周刊还进行了专门报道。由于水土不服，潘多拉于1941年5月13日辞世，终年不足5岁。

从1938年到1945年，先后有15只被称作“熊猫川军”的大熊猫，从被不少加拿大人视为第二故乡的四川华西坝出发，历经艰险，被送到当时的美国和英国动物园，成为见证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与盟军友好的使者。其中1938年5月，华西协合大学的加拿大教授丁克生委托同事陈普仪教授利用回加拿大休假的机会，顺道将大熊猫“潘多拉”带到美国。

当时正值中国抗战期间，烽火连天，在陈普仪的精心照顾下，“潘多拉”乘飞机到重庆，然后乘船经上海至香港，再搭乘海轮远渡重洋，躲过太平洋上的日本舰队，经夏威夷，近一个月后终于到达美国旧金山，之后被送到纽约动物园。“潘多拉”一经亮相，就受到市民的追捧，一天竟有三万人排队到动物园一睹它的风采。

当年，“潘多拉”效应启发了宋美龄。1941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宋美龄和姐姐宋霭龄决定赠送美国一对大熊猫作为礼物，以答谢“美国救济中国难民协会”的援助。当年11月，国民政府在重庆林园举行了隆重的赠送仪式。这对被运到美国的大熊猫后取名“潘弟”和“潘达”，为二战期间的美国民众带去许多快乐。

他们多次告诉笔者，“我们虽身在加拿大，可心系的却是儿时生活的成都。一直牵挂着成都，牵挂着大熊猫。”他们对四川的一片深情实在令我感动。我知道，华西坝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终结，他们播下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华西的人文精神将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如今，加拿大人讲述的故事应是加中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篇章，是为纪念两国人民之间长达四代人的悠久情谊。他们与祖辈和父辈早在百年前就把中国四川当作自己的家园，并对中国的现代医学与教育发展做出了贡献，加拿大传教士的善行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在彼此相距遥远的两块土地上留下了永恒的脚印和精神文化遗产。

美国《国家地理》与大熊猫的缘分

上世纪80年代初，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主政四川时期，省内的社会面貌为之一新，各行各业有声有色，与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一道，引领全国发展态势。当时民间广为流传：“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尤其是农村经济改革措施深得人心，遂引起了国际关注。1982年，美国综合性大刊《国家地理》杂志记者一行首次抵达中国，采访“丝绸之路”沿线的故事，参观南方诸省丝绸公司。

其时，笔者的大学同学牟兰供职于中国丝绸总公司，受公司委托，担任英文翻译，与美国记者相处数月，穿越了大半个中国。牟兰表现温文尔雅，落落大方，给美国记者留下了极佳的印象。因此，《国家地理》杂志在编辑报道文字的过程中，特别辑录了一张她在一幅双面丝绣后面的照片，画面玲珑剔透，巧夺天工，作为双页全彩插图，于1984年1月出刊。当时四川乃是全国改革开放的试点省份，享有“天府之国”美誉，有川妹子出镜代言，意义深远。

那年月，在陪同美国《国家地理》记者们到“丝绸之路”沿海诸省采访旅程中，牟兰总与他们提到自己的家乡四川，虽然地处内陆，较为偏远，但仍建议他们去那里看看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的情形就是这样，经过牟兰和她的父亲牟航远先生在成都多次牵线搭桥，由四川省政府外事办公室正式发出邀请，促成了美国《国家地理》摄影师（Cary Wolinsky）乌林斯基，文字记者（Ross Terrill）罗斯‧特瑞，托德‧卡瑞（Todd Carrel）及家眷一行1984年二次到访四川，对四川的经济、文化、，饮食、人文及自然风光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度采访。其中托德‧卡瑞能说流利中文，任美方翻译。

重新寻找中国大熊猫和九寨沟的故事就是经过这几次采访，继民国华西坝的加拿大人向西方介绍并展览过后，时隔约半个世纪，中国大熊猫在西方几近被人忘却之际，再次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隆重推出，从此发扬光大。在这之前，多年“养在深闺人未识”，那一天终于再次“出嫁”了！

笔者的大学同学牟兰与董红手捧刊载有四川故事的美国《国家地理》合影

如今，根据乌林斯基的回忆和笔记，他再次确认了去四川采访的日期，他的小分队第一次于1984年4月14-24日访问四川，第二次是1984年9月6日-17日，中方陪同人员是四川旅游局的谢新华先生。当时乌林斯基作为领队，共计采访了13个人，其中包括原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和省长蒋民宽，四川名人杨百万以及部分普通老百姓，并对采访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均做了详尽的笔记。

乌林斯基说，他去过世界很多国家和地方，但四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如果需要，他乐意整理出一个当时接受采访者名单，供我们参考。有了这次愉快而又成功的中美文化交流与合作，美国《国家地理》在1985年9月出了专版《四川──改革之源》（Sichuan: Where China Changes Course ) ，不仅报道了大熊猫和九寨沟，还将四川养猪专业户夫妻俩推上了封面，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在海外报道之序章。

1985年，乌林斯基在牟先生的办公室里看到已拍摄的九寨沟照片，很感兴趣。因此牟先生建议并安排他去九寨沟拍摄，还告诉他哪个角度拍摄最好。乌林斯基拍摄的那张藏民骑马过珍珠滩瀑布的照片成为《国家地理》第一张跨页九寨沟照片，已成为千古绝唱。时过境迁，如今那里的地质结构已发生变化，再也不可能有人能从珍珠滩瀑布上穿流而行。

如今，乌林斯基一行于80 年代初在中国，尤其是在四川拍摄的近万张老照片保存完好，已成为珍贵的现代中国历史影像。未曾预料到的是，30多年之后，牟兰的妹妹牟薇任《成都街巷誌》的责任编辑时，乌林斯基当年拍摄的不少成都旧影竟然派上了大用场。那本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书籍已成为老成都的历史光影的珍贵记忆。美国《国家地理》摄影记者的拍摄视角和技术处理颇有新意，在书中格外出彩，为读者所青睐。

当年他不仅拍摄了不少寻找大熊猫的图片，还首次拍摄了九寨沟的旖旎风光，并传播到海外，影响深远，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贡献将为中国读者永远铭记。

前排：牟航远、何家秀夫妇，后排左上：《国家地理》乌林斯基父子和文字记者罗斯‧特瑞

如今，在改革开放整整40年后，我细心翻阅那二本期刊，其中报道四川的内容之丰富，弥足珍贵，对当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具有醒世意义。据说乌林斯基和雅瑞父子俩也一直希望能够找到赞助，有机会重返中国，并由第二代雅瑞，美国电影制片人再次挑起大梁，或以寻找大熊猫的栖息地为线路，或以寻找四川养猪专业户夫妻为题目，为美国《国家地理》重拍当代中国的精彩系列故事。

牟兰与笔者手捧二期有关四川故事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合影

当中国驻德国前大使卢秋田先生知道了这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之后，特地为乌林斯基父子俩希望重走丝绸之路，起了一个不错的名字：“新丝绸之路再出发”，鼓励他们再次用电影镜头来拍摄“文革”之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

这确是一个“很棒”的题材，正是“茶马古道木兰花，惟有识者不弃她。丝绸之路续新篇，美国二代摄影家。”笔者期待着，通过这篇拙文的叙事，倘若能有幸得到海内外有识之士的青睐，助力拍摄出一部关于大熊猫的历史记录片，将是脍炙人口，传为世纪佳话的善举。

2019年2月 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迷迭香园

作者简介：桑宜川，加拿大华裔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原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在四川大学外语学院任教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主，研究兴趣广泛，著述颇丰，现为加拿大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应邀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