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我到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出席《加拿大人在中国》的大型历史图片展览开幕式。翌日，怀着敬拜的心情，专程前往士嘉堡区，寻找加拿大中国宣教团旧址的历史遗韵。按图索骥，车到跟前，便看到那里有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旧式楼宇，相传在上世纪20年代，甚或更早一些时候，曾是加拿大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大本营。据说当年不少被派往中国的加拿大传教士，曾在这里接受过培训。1921年，这座老房子被罗马天主教会买下，最初起名“中国宣教学院”，隶属加拿大罗马天主教海外传教部。多年后更名为士嘉堡宣教团（Scarboro Missions），沿用至今，负责加拿大天主教在海外传播福音的工作，总部就在峭壁公园附近的Brimley Road和Kingston Road路口西南角。这里就是百年前加拿大传教士前往中国的起点，敲开古老而又神秘中国大门的早期通道。

中国宣教学院1936年编撰的中国传教士名录

近年来，笔者与士嘉堡传教团的首席主持苏孟仁神父（Fr. Brian Swords）虽有过几次文墨交流，但这次用英文电话预约，对方竟用纯正的国语问道：“你什么时候能来？”令我大吃一惊，在加拿大遇到为数不多讲中文的西人中，苏孟仁的中文堪比大山兄弟的水平。见面之后才知道，苏孟仁神父先后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很熟悉中国应在情理之中。他曾在医科大学毕业，后来修读神学，又到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修读语言学和中文。1978年首次进入中国大陆，在中国大连的高校教授英文。1986年返回多伦多，到士嘉堡传教团任职，1987年当选最高职位的首席主持至今。上世纪末他又再次到中国大连、西安、北京、长沙、成都、包头、乌鲁木齐等高校教授英文，直到2010年才回到多伦多，如果说他是一个中国通，应是恰如其分的。

当年，苏孟仁神父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在中国各地的天主教会，参加他们的礼拜，实地了解天主教在中国的开展情况。作为加拿大天主教海外传教工作的一把手，能花这么长时间长期在第一线工作，其工作精神和态度着实令人赞叹。苏孟仁神父告诉笔者，近百年的历史仿佛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他说早在1920年，士嘉堡宣教团成立之初，宗旨就是致力于将基督福音传入中国，岁月流逝，曾经有过宣教工作顺畅的年代，尽管那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不期90多年以后，如今可去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传教，惟独中国再也不能去了，那里已成为一个传教的禁区。因此，不得已只有将原来“中国宣教团”的名称改为“士嘉堡宣教团”，主要面向亚洲国家和地区，然而他们对中国的眷恋却始终没有停止过。苏孟仁神父表示，他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天主教会重返中国。

中国宣教团成员的历史镜像。

历史的遗韵沉淀在这里，让我还能捕捉到过往的岁月痕迹。如今的士嘉堡宣教团位于Guildwood公园里，靠近安大略湖畔的峭壁，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去处，多年来成为了婚礼和婚纱拍摄点，因为那里除了站在峭壁上眺望浩渺的安大略湖之外，还有充满古典气息的城市雕塑和建筑遗迹，有点像中国圆明园遗址的感觉。据说这片土地的几任主人都是加拿大历史上的名人，包括加拿大首任总督John Graves Simcoe，加拿大1804年的国会议长Alexander MacDonnell 以及加拿大安省政府秘书长Duncan Cameron等。

据史料记载，加拿大传教士 Francis Xavier 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教的加拿大牧师，可惜他于1898年在中国广东省台山的上川岛（Island of Sancian）因病去世，最终未能深入到内地。当时，他的去世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它标志着在宗教改革，包括南欧天主教改革和北欧的新教改革和环球航行传教背景下的全球福音化时代，在中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随 Francis Xavier之后而来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范利安（Valignani, Alexandre）站在澳门海岸，眺望北方呼喊：“哦，顽石， 顽石，你何时打开大门？！”他的呼喊代表了西方世界面对中华帝国长期闭关锁国的焦虑和无奈。

即将赴中国的宣教学院学生在练习用筷子吃饭。

当年，中国宣教学院曾一度以Francis Xavier的名字命名，用来激励后来前往中国的加拿大年轻传教士。据苏孟仁介绍，1921年到1923年两年间，Guild Inn作为即将赴中国的宣教学院的学生宿舍，他们上课还是要到6公里之外的士嘉堡传教团现址，因此非常不方便，后来就全部搬迁出来。至于当年在那里总共有多少学生就读，苏孟仁说并无历史记载，但是从1920年代到1949年，中国宣教学院培训了共约150名传教士，之后由学院派出，在中国工作过的天主教传教士逾百人，这些传教士主要分布在浙江、四川和山东诸省。当时加拿大天主教传教士主要派出机构有两个，一个是以士嘉堡为基地中国传教团，他们是以英语传教。另一个是以魁北克为基地的法语传教团，他们向中国派出了300多名传教士。

当年的加拿大年轻传教士在出国前除了学习神学外，还要接受现代科学和医学基础知识的培训。他们到中国除了传教之外，大部分时间用在兴办教育和医院，为贫民看病。比如在民国初期的几十所大学中，教会大学就占了20多所，各教会附属的中小学校则不计其数。当年的教堂更像是一个教会、学校和医院的综合体。

1919年《中国传教》创刊号第1期封面。

苏孟仁介绍说，这些传教士在士嘉堡完成培训之后，初到中国，听不懂当地方言，造成了一定的交流困难，只能用简单的肢体语言表达。他们在那里除了教授英语之外，也开办医院和学校，推广慈善、印刷、体育、女权改良、婚姻观念等新知识。他们发行的宣教杂志现名为Scarboro Missions《士嘉堡传教》，以前叫China Missions《中国传教》，发行量曾达到5万份。他表示，除了传教之外，这份杂志还有创收的功能，每年订价是1加元，以此来弥补开支。杂志都是在士嘉堡印刷，再运往中国。

在这批传教士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中国传教团的创始人John Fraser神父，其中文名字叫做樊国柱。他1877年出生于多伦多一个苏格兰裔移民家庭。在St. Michael学院完成本科学习，又到意大利的热那亚学习神学，遇到了一些到海外的传教士，于是也萌发了到全世界传教的念头。樊国柱在1901年取得了传教士的资格，他返回加拿大与家人作了短暂的告别之后，于1902年乘船前往中国传教。同年12月21日他抵达了中国，被指派负责宁波教区，成为中国第一个来自北美的传教士。

樊国柱神父8年之后返回加拿大，用了二年的时间试图去引起人们对中国传教的重视。在此期间，他曾经多次到美国、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等地游说，然后又返回中国传教。1918年11月9日，渥太华大主教Gauthier 授命樊国柱组建一个传教学院，该学院在1919年9月顺利建成，校址是由一个磨面作坊改造而成，位于首都渥太华西部的小镇Almonte，1921年学院搬迁到今天的士嘉堡的Guild Inn，直至1924年。

1937年1月出刊的中国宣教学院期刊封面

1925年，樊国柱神父率领士嘉堡中国传教学院首批毕业学员前往中国浙江省丽水传教。为了纪念其功绩，1932年1月他被任命为多伦多St. Michael大教堂的首席书记官，从那时起他被尊称为Fraser阁下。由于传教工作开展的规模越来越大，加拿大需要Fraser回国处理事务，他在中国忙碌的传教工作于1941年终止。不幸的是二战爆发，他走到印尼首都马尼拉之后就无法继续前行，这一困就是三年半，这段蹉跎征途使他1945年才回到加拿大。

1946年，樊国柱神父再次乘船返回中国到金华传教，3年后他返回多伦多升任总会的副职，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返回中国。原因是1949年之后，留在中国内陆各地的加拿大传教士皆被当作帝国主义特务，相继被逮捕，大部分在1952被驱逐出境。

那时候，加拿大传教士们经历了中国内战、抗日战争之后面临新的挑战。起初的和平过渡对传教士们影响并不大，解放军非常有礼貌，只不过传教工作受到影响，城市之间不能走动。神父McGettigan记载道，几个城市之间的传教士几个月都无法联系上。与此同时教会内也住进了解放军工作组，负责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韩战的爆发使中国军队和加拿大军队首次兵戎相见，也直接影响到在中国的加拿大传教士和修女们。彼时，加拿大人已经是中国的敌人了。传教士们也在所难免，在中国的噩梦开始了，他们曾遭受的恐惧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中国传教工作自此戛然而止，樊国柱于1950年东渡日本，开始了新的传教生涯，那时他已经73岁高龄。他在日本一直传教到1962年，最终因病客死他乡，终年85岁。

据苏孟仁神父介绍，最后一个加拿大传教士是在1954年被中国政府赶出大陆，他的名字叫做Louis Arthur Venadam。这些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之后，大多没有走远，就近在印尼、日本、孟加拉、菲律宾、台湾等地停留下来，继续传教为生，因为他们都以为那次离开中国不过是个短暂的休整，也就没有刻意留下回忆录之类的文字记载，如今看来非常遗憾，早已无法弥补这段历史。他们没有想到，近70年前的那一别，就再也没有机会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

苏孟仁神父说起，早期加拿大传教士都很年轻，大多不到而立之年，血气方刚，笃信天主，之所以决定毅然飘洋过海，前往中国传教，是抱着一种拯救与博爱的神圣使命。他们相信，如果中国人不信主，死后就要下地狱，因此他们一定要去中国传教布道拯救他们，对此信誓旦旦。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精神可嘉，亦无可厚非。然而，经过近百年的社会文明与发展，他们也意识到中国人或有自己的信奉，虽然敬拜的神灵不同，但其内在理念都是可以互通的，因此目前传教的观念也应有所改变，互相取长补短，融合汇通才是应许之道。

苏孟仁神父在中国影像

苏孟仁神父在中国宣教的20年间，深入中国的教会，感受到目前中国教会和世界各地的现状尚有很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价值取向和认知的层面。他认为，中国政府不希望自己的人民拥有任何宗教信仰，九九归一，也就是为了统一思想，便于国家管理，因此早已背离了天主教的初衷，把中国的天主教改造成“爱国天主教”，其所有的神父都须经过政治考核，再由政府任命。他所知一些政府委派的红顶神父与普通信徒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布道者。但他坚信，总有那么一天，正宗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会将重返中国。

据士嘉堡宣教团的工作人员詹妮女士介绍，原“中国宣教学院”所在的这幢老房子近百年以来几经历史变迁，早在1996年，多伦多市政府文化局便正式接手这幢建筑遗迹，公园局负责管理及周边的园林。从中国宣教学院到士嘉堡宣教院，再经过改建，转换为酒店，最后已失去原有功能，改为接待一些私人婚庆活动等，但营运效果并不乐观，并于2001年10月旅游季结束之后关闭。到了2008年，多伦多百年学院（ Centennial College）提出一个重建计划，计划投资3000万希望恢复其酒店功能，作为学校的实习酒店。此外也准备在这里开设一个历史文化学院，甚至计划建造一栋高层公寓，但是市议会没有通过。不幸的是，2008年12月25日圣诞节凌晨一场大火摧毁了原来的多间工作室。2009年市议会决定拆掉1968年增建酒店部分，这栋建筑在2001年停业以后就处于空置状态，2005年室内铜管道被盗，导致地下室被水淹没，致使内部潮湿发霉。再加上窗户破损、屋顶漏水等问题，使得室内霉变加剧，被定为濒危状态。如今我只能依稀辨认出早期“中国宣教学院”的原貌。随着不久这幢有着老故事的建筑被拆除，最后的历史遗韵也将不复存在，令人惋惜。这里谨整理并记录下她的历史沿革及百年沧桑，以期永远留存在加中两国的民间记忆里。

2017年10月21日，纪念《加拿大人在中国》大型历史图片展览开幕式在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八楼隆重举行，图为加拿大传教士医生后人们与中国朋友们合影留念。左四为本文作者桑宜川。

时逢复活节来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从中国宣教学院走向古老华夏之邦的加拿大传教士们，感恩他们几代人百年以来为了信仰而前赴后继，把人类社会的信仰传给缺少信仰的中国人。

2018年3月31日星期六午后 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迷迭香园

作者桑宜川简介：

曾赴澳大利亚、加拿大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加拿大环球教育服务公司董事长、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环球英语学院院长等，同时为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客座教授。桑教授学术兴趣和研究领域广泛，学术造诣颇深，学术论著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