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海外，浪迹天涯，多年来我有一个嗜好，就是每到一处异域郡邑，总要去逛逛她的旧书店，从中寻觅并体味那座城市的味道。这次到了美丽的波士顿，美国文学的发祥地之一，再去剑桥区的哈佛大学校园朝圣，自然也免不了要去她所处的大学城走走，寻古探幽。但见热闹的街肆上，商号林立，人流如梭，家家吃铺里座无虚席，这场景不禁让我恍惚，这里可是近代中国读书人来求功名的西洋圣地么？这里可曾是无数民国大先生们徜徉之地么？初来乍到，遂心生敬畏，忐忑地漫步其间，终于找到了街边的一家书店，便径直往地下室走，那里是旧书卖场，除了书还是书。我的目光很快停留在一个光线略暗，不起眼的角落，那里堆放着一些被尘封的书籍和卷宗，像是许久没有人碰触过了。须臾间，我便从中梳理出了不少汉学类的书籍，谨此举偶。

其中竟有辜鸿铭早年译成英文的中国“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和《大学》三册，《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原版英文书，原来这里竟是藏宝之地，不禁让我大跌眼镜。辜鸿铭乃是清末民初时期的大学问家，学贯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曾获欧美13个荣誉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格致的中国第一人，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还记得当年的西方人曾广为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由此可见，那年那月的辜鸿铭已是怎样的一位近代中国文化大儒。

辜鸿铭与泰戈尔合影

近年来，中国古典文论的外译已出现了不少成果，但译本的质量良莠不齐，反映了译事之难。辜鸿铭的早期译本，作为那一个时代的翻译精品，无疑是翻译学界可资参照，借鉴与探讨的范本，这一事功也足可演绎出许多有份量的博士论文命题，造就一批学者。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堆辜鸿铭的早期译著里，还裹夹着一册1907年巴黎自由时代出版社（The Free Age Press）刊印的托尔斯泰与辜鸿铭英文书信录，内有当年二人信札往来及插图，已逾百年的历史沧桑。从字面上看，托翁的信函抬头是“致一位中国先生”（Letter to a Chinese Gentleman (Письмо китайцу)），收件人是辜鸿铭（Ku Hung-ming (Хун-Мину)），英译者是Vladimir G. Tchertkoff。序文介绍，他们的书信录曾于1906年11月首次由Neue Freie Presse出版社以德文刊印，随后由Courrier Européen出了法文版，1907年在巴黎的The Free Age Press又出了英文版。直到1911年初， 托尔斯泰去世后不久，Journal of Oriental（东方杂志）出了中文版。这一段佚文可谓尘封多年，而这一册名人书信录的文史价值则在于是1907年出版的原版，如今已存世无多，或可称为“善本”，弥足珍贵，竟然被遗弃在这地下旧书卖场，也不知何人所为，令人唏嘘不已。

哈佛旧书卖场里另有一大捆书籍及卷宗，打开来看，原来是顾维钧口述的英文原版回忆录，令我喜出望外。我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顾维钧退休后，曾应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参加该大学的“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完成了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如今已成为研究现代中国历史的海内外学者案头必备书。当年，这套英文原版文集印数不多，不知为何流失在哈佛旧书卖场，几十年过去了，且品相完好，应是稀世珍宝。

如此珍贵的顾维钧口述回忆录，已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尘封，应该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历史沿革不可多得的重要文史档案。记得上世纪后期，国内的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这套文集的中文版，共计十三卷。近年，又将此十三卷内容重新排版，订正原书错讹，再版面市，以飨读者。但是，如要从事顾维钧研究，最可靠的参照应是非他的这套英文版文集莫属。

回望历史，顾维钧乃是民国初期至六十年代国际国内重大政治外交事件的亲历者。他的回忆录对于民国政要，重大事件，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均有较为翔实的描绘。顾先生于1912年曾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历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国、英国大使，驻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他的外交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被誉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85年他病逝于美国纽约，享年97岁。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曾前往吊唁。

顾维钧和黄蕙兰夫妇合影

顾维钧出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顾晴川本是布衣书生，家境清寒，为生活计，于光绪末年，从家乡江苏嘉定到上海作小吏，后来逐渐发达，当了上海道台袁观澜的师爷，再后来任晚清第一任交通银行总裁。顾维钧从小聪颖过人，4岁时入私塾读书。12岁跟了父亲来上海读书，不久便考入南市育才中学。由于父亲的人脉，1905年，16岁的顾维钧远赴美国留学，入纽约州库克学院学英语，第二年便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攻政治和文学，4年间获文学学士和政治学硕士两个学位，继而获法学博士学位，从此走上了读书人求功名的仕途之路，一发便不可收拾。他的人生出道比胡适要早几年，彼此对国家的贡献不分伯仲。

在我的记忆里，顾维钧一生为国家和民族做了二件了不起的事，一是1919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巴黎参加巴黎和会。会上日本政府要求以战胜国的身份接管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顾维钧为此准备了《山东问题说贴》并发言，将山东比喻为西方人不可放弃的耶路撒冷，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 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震撼整个欧美政坛，一度扭转了世界舆论，并博取了列强对中国同情，虽然后来事态恶化，维权未果，“五四”运动爆发。二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受民国政府委派，参加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不畏日本阻挠甚至生命恐吓，坚持进入中国东北实地考察，揭露日本侵略行径，为中国博取利益，随后出任驻美大使，继续为中国抗战在美国奔走呼号，争取对华援助。当年，一家英国报纸发表评论，认为他“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确实，顾维钧功不可没，他的回忆录穿越了半个多世纪，本身即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他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曾做出历史性的贡献，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之一。因此，我感到，在哈佛旧书店淘到的这套英文版回忆录，它所蕴涵的历史份量有不可承受之重。

这次在哈佛旧书店里，还购入几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 的原版小说。其中值得一提《庭院中的女人》，是赛珍珠的另一部以中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文风朴实，文笔细腻，通过对主人公吴太太及其周围女性命运的描写，读者可真切了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江南的乡村生活场景，让我老想起张爱玲笔下《金锁记》里的那悲情故事。

赛珍珠翻译的《水浒》（All Men Are Brothers）1933年英文初版也是哈佛之行的收获。迄今为止，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已有多种外文译本，有的直译成《发生在水边的故事》，有的意译为《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在所有译作中，翻译得最为准确、最为精彩也是最有影响的，还当数它的第一个英译本《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英译本就出自赛珍珠的笔下。

赛珍珠精通汉语，对中国小说有着极高的评价。她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致谢词便是以《中国小说》为题的，她说：中国的古典小说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小说一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知道《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之作。”她的这番话赢来了文学大师们的热烈掌声，因为她在数年之前翻译的《水浒传》在西方的流行，已经让人们对中国小说刮目相看。

赛珍珠翻译《水浒传》是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那年月《水浒》有几个版本，有的只有七十回，有的长达一百二十回。赛珍珠选择的是七十回本的《水浒》，她认为这个版本最好，因为较长的版本结尾大多是好汉们被朝廷招安，而七十回本则自始至终贯穿着与官府反抗到底的思想。赛珍珠之所以选定《水浒》来翻译，既有艺术上的考虑，也有“政治”的因素。《水浒》的口语化文字对中国小说史具有深远的影响，赛珍珠对这种文字风格很是赞赏。而小说的政治内容对她的吸引力则更大。在赛珍珠眼里，梁山一百单八将类似于英国中世纪追随罗宾汉的绿林英豪，他们并非存心造反，只是受环境逼迫，万般无奈之下才揭竿而起；他们是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公民，所反抗的是邪恶的势力和无道的社会。

在这段时间，赛珍珠除了教学之外，就是埋头翻译《水浒》。前后耗时五年，终于将《水浒》翻译成了一千多页的英文。而书的原名《水浒》通常被译成“Water Margin”，指的是书中许多事件的发生地。赛珍珠认为书名这样去译，西方读者肯定不知所云，她先后试用过《侠盗》、《义侠》等名，但自己都不甚满意。直到出版前不久，她才突来灵感，想到了《论语》中的一句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于是在纽约庄台公司1933年出版这本上、下两卷的译著时即以“All Men Are Brothers”为名。这是《水浒传》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那年月在北美是畅销书。

近年来，我与天津财经大学原人文学院院长，现国际交流中心主任孙建成教授有一些学术交往，他是国内研究《水浒》英文版本的专家。我们曾多次对几个译本的海内外研究现状进行过深入的学术讨论。记得建成教授极为欣赏赛珍珠的译文，说到字里行间翻译得精妙之处，他会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嗓门，赞口不绝。清代钱塘文人厉鹗有云：“相间亦无事，不来忽忆君。”文墨相契的朋友，常在我念中。

这次也淘到了几本民国初期的教育类书籍，其中有原商务印书馆掌门人王云五先生编撰的《王云五小辞典》与《四角号码辞典》，或许贻笑大方，但我却敝帚自珍，视为宝物。如今，知道王云五名字的国人可能已无多。他的一生极为辉煌，早年追随孙中山，担任过总统秘书，后来追随蒋介石，担任过民国政府的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官做得已不小。其实，他的真正历史文化地位是20世纪中国第一出版家。他的人生价值给后世留下的启示是，自学不但可以成才，还可以成“家”，成为大师，成为文化泰斗，然而读书却是一生的事，永无穷期。

王云五读过一年半私塾，未上过小学、中学、大学，更没有留洋的金字招牌，他的名片上只印有“识字”，以示其文化程度，这是谦逊，也是幽默。今天，我国的教育已出现很多问题，特别在精神层面上。教材应该怎样教授孩子睁眼看世界、提炼有人生价值的东西？当年的民国教材或可提供参照。从晚清到民国将近半个世纪，1903年到1949年，是中国新教育的起点，也是最好的时期。1902年后出现了中国新式教育后，中国人才开始自己编课本。早期的一套《最新教科书》，即是1904年在王云五执掌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邮票中的王云五先生

另外，我还淘到几本民国元年的原版小学教材，匠心独具，插图精美，同样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年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这四个出版社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大陆图书市场。民国政府几乎不插手教科书的编撰，才造就了民国教材的黄金岁月，至今被学界评价为范本。直至1942年民国政府避乱迁到重庆，才建立了现代中国第一家官办出版社正中书局，开始组织人力编写教科书。当时出了一套“国定本”，整合了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等7家最大民营出版社，让其负责印刷、发行，由国民党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审定，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等专家学者纷纷参与编撰。那年月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深，所以中小学教科书很好地保留了汉语的优点，叶圣陶和丰子恺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传播甚广，直到今天仍然受到佳评。

近现代中国历尽沧桑，清末民初以降，及至今日台湾，无论风云怎么变幻，中国教科书始终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完整性、纯洁性，延续了华夏的人文传统，没有摒弃《国文》、《常识》、《公民》、《历史》等带有普世价值的科目，从而造就一代又一代知识新人，很值得今天的国内教育界反思，我们的教科书如何才能不再继续误导下一代？

除此之外，这次在哈佛还有幸搜寻到了十几本罕见的民国初期的“毛边书”。所谓毛边书，其实就是印制的过程中没有切边，任其粗糙，是与“信息时代阅读”背道而弛的独特文牍，贵在把玩，讲究的是沉潜，鉴赏的是书韵，亲近的是墨香，拿在手上，会带给读者一种别样的体验，追求的是书与人、物与我、情与意交融，甚至可以“两忘”的阅读境界。在当今红尘滚滚，物欲喧嚣的世态里，我辈守望的这一份情趣，或许近于迂腐，或许贻笑大方，早已不为时尚和潮流所青睐。但我乐意敝帚自珍，因为我深知，她们的历史内涵及审美意义早已超越了其本身的具象，不仅仅是不可复制的绝版书籍，更承载了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一段又一段文墨华章。

2017年12月2日桑宜川 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笔者收藏的赛珍珠所著原版小说，大多出版于上世纪30-40年代。

作者桑宜川简介：

曾赴澳大利亚、加拿大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加拿大环球教育服务公司董事长、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环球英语学院院长等，同时为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客座教授。桑教授学术兴趣和研究领域广泛，学术造诣颇深，学术论著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