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龚心钊（1870～1949）不仅是近代中国的杰出外交家，还是著名收藏大家。其人字怀希，号仲勉，安徽合肥人，晚年寓居上海。他早年19岁就中举人，26岁中进士，曾是清代国子监的最后一任科举考官，掌握着读书人求功名的仕途之路通行证发放权利，可谓炙手可热，权重一时。光绪年间，他受清廷委派，出使英法等国；宣统年间，他出任大清驻加拿大首任总领事。

回望历史，光绪卅四年（1908年12月18日）清廷下诏，准奏在英属坎拿大（今加拿大）开设总领事馆，只有不到三年（1908－1911）的时光，前后有两位诰命大臣赴任。龚心钊于宣统二年（1909年1月）上任总领事，1910年7月离任，王斯沅于同月接任总领事，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事发，清廷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在英属坎拿大延续总领事馆事务。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曾在中国北洋政府驻加拿大总领事馆里举行了婚礼。1931年《威斯特敏斯特法》通过后，加拿大成为主权国家，两国外交关系逐渐升级，1932年驻加拿大总领事馆改称驻渥太华总领事馆。1941年南京政府授命刘师舜为首任驻加公使，1944年升级首任大使。1971年黄华为中国大陆政府首任驻加拿大大使，此乃后话了。

龚氏家族  声名煊赫的“外交官世家”

史料记载，龚心钊的祖上乃是安徽大户人家。先祖龚鼎孳（1616—1673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江左三大家”之一，另两位是常熟钱谦益和太仓吴伟业。龚鼎孳在清初历任刑、兵、礼三部尚书，他与其弟龚鼎孠是合肥稻香楼主人。历史上龚家出自江西临川，元末辗转迁居安徽合肥，正是“一世二世孤苦伶仃，三世四世渐有书生，五世出一高僧，六世车马盈门。”到了七世孙龚鼎孳，“合肥龚”已发展至顶峰，在当地闻名遐迩。十二世孙龚照昕于1868年因刊刻费用“甚巨”，筹资困难，遂完成家谱的“手抄本”，直到1890年《合肥龚氏宗谱》正式付梓。

此时，龚家后代子孙龚照瑗已“横空出世”，他出自江南官宦世家，是第一代大清驻外使节，曾先后任驻英、法、意、比公使。他不仅“捐资授梓”修家谱，还广邀名人做序，给龚家“壮门面”。家谱卷首各序分别由“军机大臣张之万”，“两江总督曾国荃”，“吏部右侍郎孙家鼐”，及“提督浙江学政潘衍桐”撰写并题跋。由此可见当年的龚家人脉气势，确实非同寻常。

龚照瑗的侄子龚心湛也曾任大清驻英使馆参赞，后来做到国务总理，官已做得够大了。龚照瑗的儿子龚心钊1909年被任命为大清驻英属坎拿大总领事。龚心湛的侄辈龚安庆1933年任大清驻伊尔库茨克总领事。龚安庆的侄辈龚镇洲，亦是辛亥年间安徽著名的革命者，曾被孙中山派往南洋诸国宣慰侨胞，筹集款项。早期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时，便和蒋介石是同班同学。1942年龚镇洲去世，蒋介石撰联“解环钩党留元气，树帜张军振义声”来表示悼念；李济深主持追悼会并题写了碑文；周恩来、董必武联名电唁“有德有年，功在民国。”致吊；龚澎的母亲徐文，懂英语，写一手好钢笔字，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由此看来，龚家满堂皆是“皇亲国戚”，不是虚言。

值得一提的是龚镇洲膝下有二个女儿，龚普生和龚澎，延续了家族的外交使命。妹妹龚澎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参加过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共，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组副组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等职。龚澍在重庆时，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成为中共第一位对外新闻发言人。她在与各国通讯社的交往中，以流利的英语、缜密的思维、机智的反应、美丽的品貌，给外国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的良好印象。有的外国记者“因她的魅力而发狂”，有的外国人暗自表示对她的倾慕之情。1943年深秋，龚澎和乔冠华在重庆结婚，毛泽东赞誉他俩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龚澎和乔冠华在重庆结婚合影

1949年后，姐姐龚普生担任过共和国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司长和首任驻爱尔兰大使；妹妹龚澎担任过新闻司司长和部长助理，常与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和章含之们一道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担任重大外事活动的翻译。据传40多年前的“文革”期间，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结束后，与龚澎闲聊，说道：“你们家的革命派占了多数嘛！”此言应不虚，龚澎的姐夫章汉夫，曾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在加上夫君外交部长乔冠华，后来娶了章含之为妻，可见龚家姐妹俩在共和国外交部大院里怎生了得？又是怎样的一道姊妹花风景？往事悠悠，如烟如云，如今惟有那些厚重的片段，逐渐积淀下来，成为历史记忆，至今未曾消遁。

龚心钊  晚清收藏大家

当年，龚心钊除了担任清廷大臣及驻外使节之外，平生笃好文物，潜心研究，因此他收藏的文物，精品颇多。如秦商鞅方升，战国越王剑，宋代米芾、马远、夏圭等名家书画，宋汝窑盘，以及时大彬、徐友泉、陈鸣远、陈曼生等制的紫砂壶。他所藏印章，既丰且精，有自战国至六朝的铜、玉、石的官、私印章2000余方。1960年，龚心钊的后辈将珍藏的500余件文物，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受到市人民政府表彰。

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来中国访问时，在上海接见了六位英裔华籍的老太太，其中最为年长的就是颇有名气的收藏家龚安英女士。龚安英1910年生于英国伦敦，当时正是其父龚心钊出任大清国驻坎拿大总领事任内。龚心钊是英国皇室熟知的中国收藏大家。女王也就同龚安英谈起了收藏雅趣，聊得很开心，提起父亲，龚安英十分尊崇，因为自幼深受父亲的影响。

龚安英与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交谈。

龚心钊的个人收藏后来主要传给了长女龚安英，精品很多，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商鞅方升”，底刻秦始皇诏书，是秦孝公十八年商鞅推行变法时所制造的标准量器，堪称国之重宝，是见证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珍贵历史文物，由于龚心钊曾为其写过题跋，外界大多认为“商鞅方升”为其收藏，其实却是其兄龚心铭所有。据龚安英老人回忆，当初确实是龚心钊购得此宝，但龚心铭以米芾手卷换之。

1949年后，首任上海市长陈毅曾到龚家看过米芾手卷，后龚家将米芾手卷让给上海博物馆。“文革”初期，龚心铭家后人不承认拥有方升，也不肯出让，遂将“商鞅方升”藏于上海师范大学校园中。红卫兵于对龚安英家抄了十天，最后在家中抄出一纸条，也就是当年老兄弟俩所签署互让的交换合约，事情才水落石出。还记得2010年9月底，正值上海世博会，笔者与温哥华文友梁燕城兄，张子夜兄到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参加“人文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我还特地向与会的二位师大历史系教授请教，他们也说到“文革”初期龚家被抄之事，还举了不少例子，如何为保护这些祖上传下来的宝物，托付给了在校园里一位亲属，当时是“吃香”的工人阶级之家，以避乱世横祸，“国之重器”便这样安然无恙地保存了下来，此不赘言。

那年月，龚心钊的收藏讲究精致优雅的装潢包装，流露其高雅不凡的收藏品位与风格。上海书画鉴定专家谢稚柳先生曾对此赞叹不已，认为这已成为龚氏的个人收藏风格。如今，这些闪耀着藏家余晖并庇荫后世的珍贵文物大多数已由其后人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如今百岁高龄的龚心钊之女龚安英女士仍安居于上海，雅藏与墨缘不解，汇观无尽，一批瞻麓斋最后的珍贵文物，正待焕发出新的典藏生命。

当年，龚心钊还有旧藏宋拓本《九成宫醴泉铭》，世传为欧阳询传世书法最为煊赫者。此碑刻于唐贞观六年四月，碑在陕西麟游，千百年间广为传拓，拓本岂止千万。历经唐宋元明清至民国，碑身因锤拓过多而磨去数层，面目全非，字口细如枯骨，早已不是欧阳询初写时的面貌。此碑不存唐拓，所传最早本为明代驸马李祺本，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李祺本虽题为唐拓，然学界多认为系北宋早期所拓。

南宋晚期及宋元拓本与南宋早期本的另外一个区别是，由于碑石在南宋又经打磨、剜挖，字口又由细变粗，但缺乏光采，与北宋本的肥厚，已风神迥异。张彦生先生在《善本碑帖录》（第100页）中也写到：宋末至元明初拓本，“碑字摩拓细瘦，难寻真面，以未经俗手剜本为佳”，而“明中叶后，碑字细瘦漫漶，屡续剜损”，这时的拓本已然不入大家法眼了。这一时期的宋拓精本存世亦有一二。龚心钊早期收藏的这本《九成宫醴泉铭》乃是国家级藏品，坊间已难见到此类珍本。比较著名的还有端方旧藏本，现在日本；翁方纲旧藏本，现在上海博物馆。这些善本均经前人多次著录，有的在民国间还曾出版过，在金石圈流传多年，知名度较高。

龚心钊蓄古爱好系从小耳濡目染，受到父亲的影响，收藏是自20岁随父到上海时即已开始。北洋政府时代，龚心钊辞官归隐，寓居十里洋场，热衷文物收藏。由于出身世家与官场，龚心钊的交游也多为晚清遗老与学人。

图为瞻麓斋所藏的1935年时年66岁的龚心钊与诸遗老的合照，前排中坐者为秦子质（宣统年间任广东陆路提督），其左旁为陈筱石（直隶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前排右一为龚心钊。

龚心钊一生心血全在于文物，即使到了晚年，家中经济并不宽裕，但老先生对看中的器物还是决不肯罢手的。一旦看中，即便借钱或者卖掉首饰也要买回来。到了后来，沪上古玩商都已熟知其人，知道老先生的个性，即使有好东西也不取出来给他看了。上海之外，龚心钊常赴北京琉璃厂赏、购古玩，古玩商皆熟识之。玉刀是龚先生最喜爱之物，当时总是问朋友或亲戚借钱，再需龚夫人从上海汇钱到北京才买到手。龚安英说，对待心爱的文物，父亲是买之、读之、考之，却不喜欢在他人面前炫耀张扬。老先生在把玩、擦拭藏品时绝不使用一般粗糙的拭布，往往是用自己身上已经磨得平润了的衣服袖口来擦拭，这是要避免织物上尖锐的纤维可能刮伤器物。收藏家对文物的钟爱、细心以及爱物之成癖、成痴，由这些小处与细节当中表露无遗。

据龚安英的孙女告诉笔者，祖父龚心钊的日常生活，除了玩文物，也以诗文自怡。以前家中屋子大，老先生的书房堆满文稿，藏书丰富，其中还有元版书，所收藏的器物都是装箱落地存放。他学问好，性好清淡，白天喝茶，只有晚上偶尔饮些老酒，酒后会写文章，雅兴所至，往往赋诗。他的右大拇指后来因病而截去一节，握笔不便，但是对诗文考证，仍然用功不辍。抗战时期，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曾经限电，每到晚上，全家还将电力集中供老先生使用。

目前，龚安英在上海文博收藏界被尊称为“大小姐”，极有可能是最后一位健在的民国世家名媛，她出生于英国伦敦，也就是在龚心钊出使加拿大总领事任内（1910年）。龚心钊很疼爱这个小女儿，一直将她带在身边。每有新购得的文物总会招来安英一起玩赏，因此她从小就和文物生活在一起，大半生都过着“大小姐”的生活。

据说当年合肥城内几条街都是她家的，而三国时代的古战场遗迹──逍遥津公园，就是龚家的后花园。龚安英还记得小时候就常和家中的一群堂兄弟姐妹向花园中的水池掷碎瓷片，作“打水漂”的游戏。龚安英晚年还曾遇到一件有趣的事，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来中国访问时，在上海接见6位英籍华裔老太太，龚安英也被安排谒见女王，据英国总领事表示，龚安英是英国领土之外最为年长的英籍女士，而龚安英也十分庆幸有此殊缘，得以与伊丽莎白二世相见。

龚心钊藏品  高端拍卖会上的压轴戏

近年来，清末民国大收藏家龚心钊的藏品常在高端拍卖会上成为压轴戏。这些闪耀着藏家余晖并庇荫后世的珍贵文物，见证了一位民国初年的大收藏家对文物的宝爱态度及其不凡的审美品位与眼光。以下为几次拍卖成功的实例，作为藏家分享雅趣。

在2014秋季拍卖会上，经龚照瑗、龚心钊父子递藏的一件清代田黄印章经过多轮竞拍，以1500万元落槌，加佣金总成交价为1725万元。据悉，拍出的这枚田黄印章质地纯正、体量硕大，总重量约148.8克，在存世田黄方章中极为少见，为清代龚照瑗旧藏。龚照瑗是清代著名外交家、收藏家龚心钊之父。值得一提的是，在印章一侧落“龍石”边款。“龍石”即杨澥 (1781-1850)，江苏吴江人，号龙石，生于清代乾隆四十六年，精金石考据之学，嘉庆、道光年间在苏州众多篆刻家中独占鳌头，《墨林今话》评他为“江南第一手”，开创了“松陵印派”。此田黄方章原配木匣，木匣上书“龚仰蘧用田黄章”，龚心钊平生笃好文物，所藏印章超过2000余方，涵盖战国至六朝的铜、玉、石的官印和私印。

在2016年上海朵云轩春拍中，龚心钊藏晋唐古纸以630万元落槌，创下了古纸拍卖迄今最高价，尤其是其中三张“晋人茧纸”，对研究和认知中国古代造纸技术和纸张使用状况，意义重大。这批传世古纸，一部分是合肥龚氏的家藏，另一部分从聊城杨氏、海丰吴氏、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古玩商处陆续购置，由龚心钊分两册精心装裱。其一题为“晋唐历朝古纸”，其二题为“晋唐历代古纸素册”。因前一册收入三张稀世珍品“晋人茧纸”，故龚心钊特别注明为“不市本”，大有代代相传，世世永守之意。

据朵云轩专家介绍，蚕茧纸一名，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首见于唐人何延年。他说王羲之写《兰亭》，“《序》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这一说法沿用至今。不过，《兰亭》真身相传已做了唐太宗的陪葬，当时太宗命臣子摹写《兰亭》，用的都是楮皮纸，故晋代茧纸究竟是何等神物，一直是后人想要探究的奥秘。米芾《宝章待访录》载，传为王羲之《笔阵图》前有自画像，其用纸“紧薄如金叶，索索有声”。龚心钊据此对所藏蚕茧纸钻研后认为，米芾所说的应该就是蚕茧纸。晋以后直到明代，才重新有了生产蚕茧纸的记载，但只是宫里用来制作雨衣雨伞的，大概无法用于书写。否则，在历朝历代留下的那么多书法墨迹中，不可能没有一件实物，或相关的作品著录。王羲之用它来写字后，或许就因为蚕茧纸的极为罕见，就再没人舍得用它写过字了。

龚心钊藏南宋•修内司官窑卮瓶，图录号: 1863，以1176万元成交(含佣金) 。宋瓷的魅力就在于极简雅的线条却处处到位，绝无一丝拖沓之惑。釉色温润含蓄，毫不艳丽浮夸，最能体现文人之情趣与品味。修内司窑是南宋改权建立的第一座官窑，仿汴京官窑形制特征烧制。用澄泥做胚，制作极其规整，釉色晶莹透澈。此件南宋修内司官窑卮瓶，造型极为素雅，线条简雅纯练。胎薄，釉厚，由内而外釉色含蓄。此件卮瓶为清末著名收藏家龚心钊旧藏。

2017年7月16日下午，西泠印社2017年春拍第二日，“中国历代紫砂器物暨茶文化专场”中，lot3848 清中期•龚心钊旧藏，杨彭年制，陈曼生刻，香蘅款，紫泥粉彩泥百衲壶，以580万元人民币起拍，1260万元落槌，1449万元成交，创造曼生壶的世界拍卖新纪录。

话说合肥龚家的私家花园

如果说万历二十年进士，曾任泉州知府，督学湖广的窦子偁名气还不够大，那么龚照瑗和龚心钊的名字对于合肥人来说，则称得上“如雷贯耳”，或曰“妇孺皆知”。“合肥龚”先祖自明朝从江西“瓦家坝”迁居合肥，“一世二世孤苦伶仃，三世四世渐有书生，五世出一高僧，六世车马盈门，到了十三、十四两代，已是满门翰林。”一直到成为合肥“龚张李段”四大姓之首，而且代有人才辈出。那年月，龚氏家族在合肥地区俨然是一户大姓。龚家不乏翘楚，七代的龚鼎孳，十二代的龚照瑗，都曾光耀家族门庭。龚照瑗做过最“惊天动地”的事莫过于任驻英公使时，在伦敦诱捕了孙中山先生，后迫于舆论压力又不得不放了孙。他的儿子龚心钊也是清末驻英属坎拿大总领事。具有喜剧意味的是龚家十五代龚镇洲后来却受孙中山指派，赴南洋筹募经费。他的两个女儿龚普生和龚澎竟也成了1949年后红色中国所依重的外交官。

据说逍遥津姓龚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整修斗鸭池，并根据水面略似豆叶形状更名为豆叶池。同时，还在豆叶池畔修建蘧庄。我查阅了史料，始知龚心钊将别墅命名为蘧庄的缘由。原来，龚心钊的父亲龚照瑗，字仰蘧，因为他仰慕春秋时代归隐不仕的名士蘧瑗。又因为蘧通蕖，也就是荷花。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自然为历代文人所仰慕。只可惜，逍遥津变成龚家私家花园后，龚照瑗还没有来得及居住，就出任英、法意、比公使了，而龚心钊也在辛亥革命后离开逍遥津，到了上海。古老的逍遥津在风雨飘摇中延续至1949年，那时候她已经是破烂不堪。

安徽的人文历史极为深厚。我知道寿县出土的楚器，芜湖出土的陶器，徽州出土的徽画都堪称一绝。这倒使我想起了龚照瑗、龚心钊父子，他们在民国时期没有了官职，主要就是从事工商业以及古玩字画的鉴赏、收藏。蘧庄原来藏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包括碑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颜真卿的《多宝塔法帖》、汉白玉仕女图等。看来，逍遥津这块风水宝地注定是要和赏玩结缘。不信你去看看逍遥津门头上的那块匾，“古逍遥津”四个大字乃是同治甲戌科状元陆润庠的手笔，现在该是价值不菲的文物。

笔者的桑姓在安徽有一大支脉，是元末明初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潮分流过去的。还记得多年前听家住合肥的本家姑妈说起过，1949年后，合肥市政府将龚家后院逍遥津辟为公园，1953年，公园正式以“逍遥津公园”命名。但上世纪“文革”期间，逍遥津被改为“东风公园”，名字来源于那句毛氏语录“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也许是因为“逍遥津”这几个字的历史文化内涵太厚重，即使在那个特殊的“文革”浩劫年代，除了公开场合称呼“东风公园”以外，坊间百姓还是习惯叫它“逍遥津公园”。当年龚心钊家族延续了几百年的鼎盛与辉煌，虽然如今已经式微，但仍鲜活地留存于民间记忆。

行笔于此，我不由得想起了清代文人孔尚任《桃花扇》里的诗行：“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泱泱华夏历史，上下几千年，从古到今，再显赫的家族，再辉煌的江山，都像上演的一幕悲喜剧，既有高潮迭起，也有尘埃落定，皆有宿命，概莫能外。正是红尘山外，浮生若茶，大清帝国首任驻加拿大公使龚心钊家族的故事也不例外。

桑宜川 2017年11月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树谷 

作者桑宜川简介：

曾赴澳大利亚、加拿大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加拿大环球教育服务公司董事长、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环球英语学院院长等，同时为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客座教授。桑教授学术兴趣和研究领域广泛，学术造诣颇深，学术论著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