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份，中秋前夕，我借回国问学之机，前往洛阳龙门石窟，桂林漓江等地，寻访1973年10月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留在那里的历史遗韵，有幸目睹了不少珍贵图片及文物。当年老特鲁多访华，中国政府给予了最高规格的外交礼遇，周恩来不顾重病之身，在北京数日接待，并陪同他前往洛阳，参观龙门石窟。随后，由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接棒，陪同特鲁多一家人去桂林参观漓江、七星岩、芦笛岩等风景名胜。彼时邓小平从文革遭遇中恢复工作伊始，受周恩来委托，履职接待之重任。陪同回京后，特鲁多还拜见了当时中国第一号人物毛泽东，会晤约两小时，给历史留下了一个精彩的瞬间，也给加中两国关系的发展进程谱写了一曲美丽的乐章。

回望历史，1973年特鲁多的中国之行，其实源远流长，乃是贯穿他一生的中国情结使然。他出生于1919年，曾先后就读美国哈佛大学、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的三所政治经济学院。读书期间，他崇尚东方文化，尤其是弥漫在纽约、英伦与巴黎博物馆里的古典中国风情（Chinoiserie），常去参观，深受熏陶。完成学业后，他于1948年开始了为期一年的东方世界旅行。先从东欧列国漫游到俄罗斯，从中东到印度，再从东南亚到香港。1949年4月，上海易帜前夕，年方30岁的特鲁多身背行囊，一路北上，抵达上海，在十里洋场勤工俭学，流寓数月，直到上海战役打响，他才和各国难民们一起匆匆逃离上海，乘船返回加拿大。

可以说，老特鲁多年轻时候曾亲眼见证了香港和上海的时代巨变。那时，他还是一个穷学生，一个驴友，一个背包客。在西方人主要从电影、书籍和政治宣传上了解东方时，特鲁多用了一年的时间，身临其境，已在非西方国家作深度旅游，几乎走遍了东方诸国，并记实于回忆录，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当年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足迹，在青史上留下的文墨遗痕。

1960年是世界冷战时期，特鲁多已满41岁，在蒙特利尔做劳工律师。他收到了来自北京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一封邀请信。当时中国急于向西方世界介绍和证明自己建国十年的成就，其中包括北京城里的十大建筑，向欧美诸国媒体、律师发出了邀请函，但是大多数机构与个人对于红色中国都避而远之，唯恐有染。据史料记载，仅加拿大魁北克省就有100多人收到来自红色中国的邀请函，但只有20多人敢于回信，最终启程去中国的只有5人，其中就包括特鲁多和他的朋友雅克•埃贝尔。

当年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国际航线尚不通畅，于是从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出发的外国考察团一行5人，只有取道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英国，从伦敦辗转到达北京。他们从1960年9月18到10月22日，在中国逗留了32天。加拿大的特鲁多颇有主见，说话风趣幽默、遂被推举为考察团团长。在中方人员的全程陪同下，他们在北京、长春、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参观了工厂、农村、街道、学校、监狱、教堂等地方，了解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教育以及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他们看到的是和当时西方舆论迥然不同的人文风景，他们不得不对此有所思考，并且真诚地希望自己能站在较为公正的立场上看待中国。参观结束后，正值10月1日国庆，考察团成员们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排着队与毛泽东握手。这是特鲁多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的场景被写入他的回忆录。

背包客时代的老特鲁多

这本回忆录由老特鲁多和他的朋友雅克•埃贝尔返回加拿大后，两人根据日记整理完成，书名为《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特鲁多为这本书作了自序，向西方世界介绍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变迁。1961年，《红色中国的两位天真汉》一书由加拿大蒙特利尔出版社以法文出版。该书首印2万册，在西方社会引起很大反响。两位作者备受舆论谴责、攻击和中伤，美国政府甚至因为该书拒绝特鲁多和赫贝尔入境。此书于1968年又出了英文版，曾在西方广为传播。2005年，在加中建交35周年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中译本，译者为袁筱一、夏灵。特鲁多的次子亚历山大•特鲁多应邀出席了新书发布会。

《红色中国的两位天真汉》就是他们中国之行的真实记录。该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来回顾和审视自己国家的历史，尽管当时特鲁多与埃贝尔的参观范围是有局限性的，对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大量问题只能做表面观察，但是在这种局限性中我们或可读出历史另一面的真实。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各个侧面构成的，秉持诚意记录下来的就是真实。

《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法文版

加拿大前总理老特鲁多和他的朋友雅克•埃贝尔出版的回忆录《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英文版与中文版。

该书作者之一埃贝尔，多年以来一直希望能让这本描写中国的书回到中国，但同时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对于45年后能看到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赫贝尔表示“这真是一个奇迹”。据悉，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与上影厂达成初步协议，将合拍成电影大片，既表现45年前的中国，也反映现在的中国。小特鲁多将扮演他的父亲，埃贝尔也将出现在影片中。我们期待早日分享这部再现加中友好关系的影视作品。

有了1949年和1960年两次中国之行的经历，特鲁多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他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引导西方社会修正对中国的许多偏见。终于机会来了，1965年，时任蒙特利尔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他参与竞选，当上了国会议员，1968年联邦大选，成为加拿大总理。

上世纪70年代初，特鲁多高瞻远瞩，倡议西方世界应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世界格局的平衡与稳定。在他的主导下，加拿大率先与中国建交。1971年，联合国重新承认了中国。由此也影响了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对华战略，尼克松与基辛格步特鲁多之后尘，1972年秘密到访中国，建立了中美联络处，为1979年建交铺平道路。随后，不少西方国家与中国相继建立外交关系，由此来看，如果说特鲁多是冷战时期之后，西方国家与中国重新修好的重要奠基人，应不是妄语，这一重大举措将会永远载入加中友好关系的史册。

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10月，在中加建交三周年之际，特鲁多正式以总理身份访问中国。在这次出访前夕，他专程从渥太华到多伦多，拜访了中共早期领袖人物张国焘，征询对自己中国之行的看法。其间，特鲁多对张国焘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早期领袖人物表示了崇高敬意；张国焘则表达了对特鲁多中国之行的肯定，言之东西方的世纪恩怨皆可化解，建交的时候到了。双方会见约近半个小时，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记录与历史影像。随着时光的推移，今后有担当的历史学家或将会重新审视这一精彩片段，还原历史，揭示张国焘在加中两国友好关系发展史上曾经起过的推手作用。

其时，特鲁多已年满54岁，随行家眷有娇妻玛格丽特，年方25岁，风姿绰约。长子贾斯汀•特鲁多已经1岁半，青葱可爱，是他第一次随父母亲前往中国旅行。当时玛格丽特已经怀上了4个月的次子亚利山大•特鲁多，也就是毅然挺着大肚子去了中国。他们访华期间留下的许多历史镜头，再现了一个加拿大官宦家庭的中国故事。

特鲁多此行，陪着玛格丽特参观了紫禁城、颐和园、八达岭长城，洛阳龙门石窟，桂林山水，玩得流连忘返，不亦乐乎。中国的古典建筑和山水风光，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料记载，老特鲁多一生至少去过五次中国，贯穿了他的一生。

1973年10月14日，加拿大前总理老特鲁多在洛阳龙门石窟参观，随后的是时任外交部翻译唐闻生。

洛阳龙门石窟全景图

除了毛泽东，周恩来之外，邓小平分别于1973年，1979年及1986年会见过到访中国的特鲁多总理。时光流转，轮到小特鲁多当上了加拿大总理，开始访华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他的执政理念与父辈大不相同，但那份中国情结依然如故，成为家庭趣闻与谈资。因为毛泽东的一篇纪念文章，白求恩成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加拿大医生，不知是否还能记起一个响亮的名字，那就是小特鲁多的父亲──皮埃尔•特鲁多？

其实，小特鲁多也对加中关系的发展抱有信心。2010年加中建交40周年时，他曾表示加中友谊比40年更久远，早在建交10年前，加中之间就开展了谷物贸易，而白求恩则更早地把加拿大人民的情谊带给了中国人民。其实，他或许忽略了一段更为重要而又精彩的历史篇章，那就是早在126年前，受加拿大联合教会差遣，第一批加拿大传教士医生就已前往中国，在内陆诸省开门行医，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例如天津妇婴医院创始人，利奥诺拉 郝维德（Leonora Howard King），她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利兹镇，曾为李鸿章家眷及故宫诸臣看病。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她大义凛然，毅然开放医院，收治的病人包括中国士兵和普通民众。 这个身材修长的加拿大女医生，以其精湛的医术和卓越贡献，及英勇无畏气概，战后获得慈禧太后颁发的大清“帝国双龙勋章”，是中国近代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位西方女人。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批加拿大传教士医生甫抵上海后，除了少数前往河南，河北，山东等中原地区，大多经长江水路的夔门入蜀，先后创建16家仁济医院，遍布巴蜀各地。如今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以及华西医院，如果追根寻源，血脉传承，她们的前身应为创建于1892年，坐落在成都四圣祠的四川第一家西医院—福音医院（后改名为仁济医院），这不仅是西医入川的最早历史记载，也是西医入华的历史故事，其中的林则博士（Dr. Ashley W. Lindsay 1884～1968）被后世公认为是现代中国牙科口腔医学的首创人与拓荒者。加拿大传教士医生惠泽华夏子民，救死扶伤，源远流长，因此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应该从这一篇章写起，被遗忘的真相需要还原，均有待今后的历史学家勘误。

远在故国四川成都，笔者认识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友，多年来不计任何回报，无怨无悔，自费为纪念加中两国的这段友好往来历史而奔走，他们成立了一个“加拿大老照片项目组”，矢志挖掘，史海钩沉，已整理出数以千计的历史图片及实物，并配以中英解说词，先后在国内成都，北京等地，以及加拿大多伦多举办大型展览，纪念西医传入中国的历史，参观者摩肩接踵，盛况空前，共同缅怀与感恩百年前的加拿大传教士医生及家庭，几代人为战乱时期的中国所做出的奉献。目前，这一展览已在海内外传为佳话。

加拿大总督勋章，采用英法语言，含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存世孤品。

更有四川电视台与央视为此主题立项，合拍出五集电视专题片，据悉已经杀青，等待播出。2013年加拿大总督戴维•约翰斯顿访问中国，特别为这个老照片项目组颁发了“总督勋章”，同时有一封给项目组的亲笔签名信，信中赞誉了项目组同仁们的无私善行，确认了加拿大和中国四川之间存在着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友谊。

同年，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的公使唐兰女士代表大使馆出席了在四川大邑新场古镇《百年历史影像馆》的开馆仪式并讲话。嗣后，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前文化参赞麦道伟、前任大使马大维、现任驻重庆总领事馆总领事欧阳飞在出席项目组举办的多次文化活动中，都几乎会异口同声地述及：“以前一说起加中友谊都认为该从白求恩算起，是你们的工作让我们知道了，加中友谊其实早在120年前就开始了。”诚如斯言，据此佐证，加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历史应追溯到一百二十年之前，确非妄语。

往事悠悠，如烟如云，如今大多皆已散去，但感人的故事却总是留驻在加拿大华人的心田。老特鲁多曾在加拿大几任总理，掌权16年，对社会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引进最低工资、推动全民医保，加大对妇女、儿童、残疾人的福利，建立国有石油公司，这些可以说都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1984年，老特鲁多宣布下野。保守党布莱恩•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当选为加拿大总理，结束了加拿大长达20年的自由党统治。1986年5月，在马尔罗尼访华前两个星期，已经不是加拿大总理的老特鲁多又去了一趟中国，为加中两国友好关系铺路，再次受到邓小平的高规格接待。

小特鲁多兄弟

事出有因，老特鲁多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其实与其早年的中国之行有着直接关联。上世纪40年代末，他就到访中国，对这个东方文明古国进行考察，但终因战事而中断。12年后，1960年，他又和好友作家雅克•埃贝尔再次前往中国，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把在中国的见闻与经历写成了《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一书。在他们的笔下，他同后来成为参议员的埃贝尔描写了一个与当时西方舆论宣传中截然不同的中国，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世界必须重视的民族，世界大家庭需要中国，应该放弃敌视和歪曲，沟通和理解才是处理与新生政权关系的最佳途径。

1968年4月，他出任加拿大总理时曾表示，在对华关系上要摆脱美国的控制，要干一些“美国不同意的、同时也不喜欢的事。就算是老虎尾巴，我也要扭它一下”！最后他冲破美国阻挠，推动加中于1970年10月建立外交关系，他的英名也已载入史册。

在1973年以加拿大总理身份首次访华时，老特鲁多还将加拿大国际人道主义者白求恩大夫用过的一套医疗用具作为礼物赠送给了中国人民。老特鲁多2000年9月病逝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鎔基致电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说，“特鲁多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加外交关系的建立和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言之凿凿，青史永存。

无独有偶，如今加拿大总理小特鲁多的胞弟亚历山大•特鲁多也出了一本书《迷失在中国的乡巴佬》， 讲述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其实，他与中国的故事由来已久，在他出生之前，胎教使然，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的亚历山大是一名加拿大记者，导演和作家，也是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和玛格丽特的第二个儿子，加拿大现任总理贾斯廷•特鲁多的弟弟。1973年，还在妈妈肚子里的他就伴随母亲和父亲到访中国。那时，许多西方领袖还未曾到访过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

亚历山大•特鲁多十几岁时，随同父亲和哥哥，即加拿大现任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再次来到中国。从那以后，亚历山大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深深着迷。当年老特鲁多写了一本书叫做《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书中以一个天真汉的身份来介绍中国，开启了当时加中关系的新纪元。这一次，亚历山大•特鲁多也写了一本名为《迷失在中国的乡巴佬》（Barbarian Lost: Travels in the New China）的书来介绍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不同于父亲自称“天真汉”，儿子干脆自称为“乡巴佬”。这二本书名文趣相投，交相辉映，分别展示了特鲁多家族特有的情商与知性，带给读者的是一种精妙绝伦的西方文化幽默。

亚历山大•特鲁多坦言：“这些年我一直在拍摄有关地缘政治的电影，中国是一个很好的背景题材，我觉得有必要好好探究一下。”他还说，自己需要花一生时间来真正了解中国，现在他已经有了“不同的视角”，并在书中与读者分享了他的“真知灼见”，显然这一切都来源于他的多次中国之行见闻。期待亚历山大•特鲁多再去中国，拍摄出更多的中国社会巨变的专题记录片。

细心的读者或可感受到，亚历山大从小随父亲一起多次到过中国，因此在中国问题上多少会受到老特鲁多的影响，不以传统的西方视角来评价，而是笑称如果把自己当成一个乡巴佬，会发现更加不一样的中国。在新书的一个章节中，亚历山大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与父亲和哥哥在中国山区旅游时的场景。“有一次，我和哥哥一起跑下山。人们称这座山为圣山。我们在跑步时受了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那时，父亲没有嘲笑我们，而是指责我们。”父亲说：“中国人把西方人视为野蛮人，你们跑步这么野，难道是在给他们这么称呼我们的理由了？”管中窥豹，中西文化差异与价值取向由此可见一斑。

加拿大华裔画家程树人先生作于2015年3月加中建交45周年之际。

亚历山大告诉笔者，这是乃父教育自己如何与中国文化相处的第一课。“中国是一个复杂而又古老的国度，你必须以一种谦卑的心态对待她，而不是自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也不能以外人的视角评判它。你需要试着根据内心的声音来做判断。”他还说，哥哥早在第一次以总理身份正式访问中国前就已经读完了这本书。“哥哥喜欢这本书，他认为这本书让他真正认识了现在的中国。”在谈到加拿大是否存在“政治王朝”，哥哥是否因家族的光环而当上总理时，亚历山大回应道：“加拿大有着完善的民主制度，我们以思想选拔人才。人们或许把我父亲和哥哥的部分理念联系在了一起，我认为这是好事，但除此之外的舆论都是不健康的。”从这样的话语中，中国读者或可体味出当今加拿大总理作为政治家的智慧与卓识。他的这一素养来自家庭教育，“中国风”的血脉传承，有利于加中两国关系的长足发展。

本文作者桑宜川教授

我站在洛阳龙门石窟主殿前面，眺望着山下的依水潺潺流过，远方是与洛水交汇处，在午后的阳光辉映下，微澜中泛起了无数的鱼鳞之光，分明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跃动，这就是华夏民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我的眼帘里幻化出老特鲁多携带妻儿曾来这里时的身影，他来朝圣，这里就是东方的巍峨圣殿；他来修好，仿佛岁月早已沉淀了这一湾依水的浑浊。要让他从容咽下，纵然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和邓小平把盏之时，东西方的历史恩怨皆已瞬间化解，泪飞如雨，从此不愿再诉说离殇。

2017年10月12日 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桑宜川简介：

曾赴澳大利亚、加拿大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加拿大环球教育服务公司董事长、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环球英语学院院长等，同时为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客座教授。桑教授学术兴趣和研究领域广泛，学术造诣颇深，学术论著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