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虽是满头银丝，脸上皮肤却是白里透红，明眸皓齿，谁看得出她已八十有余，还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最近一次我去探望她时，她对着我看了又看，似曾相识，又记不起来，忽然脸上闪过一丝微笑，用英语说了一个字：“BEIJING”。正在给她喂饭的安妮高兴极了，说伊丽莎白认出我了。我的思绪一下飞回到二十多年前。

伊丽莎白和安妮都是多伦多一所高中的教师，伊丽莎白教历史，安妮教英文，两人都是单身，由于志同道合，索性一起搬到一座大屋住了，退休以后，更是朝夕相伴。

您问我是怎么认识她们的？说来话长。

伊丽莎白和安妮都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在八十年代中期，她们跟旅游团访问了北京，上海，西安等地，旅游团中有一位女士正好是我的朋友玛莉，她来自加东新斯高沙省的悉尼市。

我跟玛莉的相识相交纯属偶然。八十年代初我在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进修时，一位《环球邮报》的记者JAN WONG采访了我和其他中国访问学者，文章在蒙市的报上发表时还登了我的一幅照片，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加拿大广播公司CBC举办了电视专题节目——发展中国家的妇女现状，我也应邀出席，从印度和毛里求斯来的妇女谈了当地妇女如何受歧视，我就介绍了有关中国妇女顶半边天的情况，巧的是远在加东的玛莉正好看到了这档节目，她真是有心人，化了不少精力，通过CBC电视台和麦吉尔大学辗转找到了我。我们联系上后，通过鸿雁传书不断加深了解，播下了友谊的种子。她热情邀请我到她家去作客，盛情难却，我在进修学业结束后走了一遭。

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在加拿大乘火车，感到挺新鲜。那时正值秋高气爽季节，看看窗外一片片绿树丛中点缀着火红和金黄的枫叶，把大地装扮得像风姿绰约的少女，倍感心旷神怡。火车抵达悉尼站已近子夜，玛莉和她丈夫特地到火车站来接我，把我安顿在她家一间舒适的客房里，墙上挂着画有中国风景的瓷盘，镜子一角插着我以前寄给她的一张照片。我一路有些感冒，她还特地买了药，让我好好睡一觉。她的热情使我感到很温馨，有宾至如归之感，我们虽非姐妹，却情同姐妹。

玛莉的家里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古董和摆饰，原来她的父亲是远洋轮船长，曾去过中国，爱好收集中国瓷器古董，父亲去世后，这些宝贝传给了她。中国古老悠久的灿烂文化使她渴望揭开这个神秘国家之谜。难怪她对我这么一个普通中国人如此友好。她丈夫是位医生，喜欢航海，墙上有一幅他身穿制服的照片，意气风发，墙上还挂了一些航船模型。家里有个小儿子，叫鲍比，二十多岁了，却像个五六岁的孩子，原来他小时候一次洗澡时，保姆只放热水，忘了放冷水，烫伤后在医院昏迷六周，醒来后因神经烧坏，致使他的智力一直停留在孩提时代，到处求医也没用。鲍比几天后跟我熟了，听到我回屋，竟会帮我拿拖鞋，经常跟在我后面，他妈妈对我说：“你现在多个影子了。”

玛莉把我一周的日程排得丰富多彩：有读书心得交流会，有在她家里的两次招待会，大多是妇女组织的，围着我问长问短；有报社记者采访，谈我在加拿大两年的观感，还有悉尼市CBC广播电台邀我去谈谈有关中国教育，生活，妇女等情况。

玛莉还带我去参加了当地商界一次午餐会，除我俩外，其余三十多人全是男士。会上他们问我各式各样的问题，对中国一切都很感兴趣，有的甚至说要买飞机票访华了，可是当我讲到中国男女平等，丈夫和妻子分担家务时，一位男士调皮地说：哎哟，要退票了！大家都大笑起来。

除了带我去参观当地名胜古迹外，感恩节那天，玛莉夫妇特地驾车七、八个小时，带我到郊外欣赏枫叶，汽车沿着环岛的凯伯特小道 （CABOT TRAIL）行驶，一路上有郁郁葱葱的山峦，潺潺流水，峡谷深涧，悬崖峭壁，但最吸引人的还是那如火如荼的枫叶，以前从未看到树叶竟然如此色彩斑斓，在金色阳光照耀下，七彩树叶仿佛透明似的，在秋风中摇曳飞舞。为了答谢玛莉一家对我一周的热情款待，我特地为他们烧了一顿中国饭菜，虽然我的厨艺一般，他们却连夸好吃。

后来玛莉跟旅游团来中国参观时我热情邀请她到我家来玩。我到宾馆去看望她时，第一次会见了伊丽莎白和安妮。她俩来自多伦多。在交谈时，她们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历史，和妇女地位等十分感兴趣，问了我许多问题，我一一作答。没想到几年后我到多伦多大学进修时又遇见她俩，她们见我初来乍到，就邀请我在她们家书房小住一个月。

伊丽莎白和安妮从此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她们开车带我领略了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雄伟壮丽，我们都被大瀑布的磅礴气势所震慑，为造化的神奇而赞叹。夏日阳光照耀下，七色彩虹横跨瀑布，细小水珠喷射在我们身上，感到丝丝凉意。在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里，琳琅满目的展品加上伊丽莎白和安妮穿插的小典故和历史故事，使我开阔了视野。在黑溪拓荒者的村落里，看到了加拿大早期原住民和移民开拓创业的艰辛。她们还请我观赏了音乐剧《悲惨世界》，恢宏激昂的场面，扣人心弦的情景让我心动不已。她们带我参观了美术馆，微型世界，植物园，自然森林保护区等等，让我拥抱大自然，体验生态保护的深远意义。
她俩一贯关心时局，喜爱读书，很少看电视，常参加一些集会，为弱势者声张正义，朋友有难，她们马上伸出援手，给予关爱和资助。我从她们的言谈身教中找到了自己的楷模。

记得我丈夫刚来多伦多与我团聚时，伊丽莎白和安妮都为我感到由衷高兴，她们主动提出驾车到机场去接他，后来又陪他参观市容，再访尼亚加拉大瀑布，帮我们搬家等等，她俩就像大姐姐一样关爱我们，使我们在异乡客地如沐春风，我们心中充满了对两位老人的感激之情。我的丈夫说：她们待我们那么好，咱们也应为她们做点什么。

自从伊丽莎白开始有老年痴呆症的症状后，年逾古稀的安妮拖着微跛的腿忙里忙外，带她看病治疗，安排一日三餐，不但把她生活安顿得井井有条，还要让伊丽莎白活得有尊严，有情趣，她俩有时到餐馆进餐，有时到教堂听音乐会，参加慈善捐款会等等，直到近来伊丽莎白的症状渐渐加重，才慢慢减少了外出次数。伊丽莎白的情绪时好时坏，现在很难再看到她慈祥灿烂的笑容，大多是木然的表情，露出茫然的眼色，有时甚至会吼叫，可是安妮总是和颜悦色地跟她说话，耐着性子慢慢喂她吃饭，每次喂她吃心爱的冰淇淋时，伊丽莎白的嘴张得特别大。尽管她有时神智不太清，安妮做甚么事仍要询问她的意见。那天我们带了些中国点心去看她们，饭后，安妮放德国音乐家安德烈的交响乐录像给我们欣赏，她知道伊丽莎白也很喜欢。当她看到一位三岁的小男孩演奏小提琴时，伊丽莎白的脸上绽开了难得的笑容，她的右脚还不自觉地打起了拍子，我们见了都十分高兴，尤其是安妮。她与伊丽莎白虽非姐妹，却胜似手足。我被她俩的真挚友谊深深感动。

她们屋前屋后有个很大的花园，以前她俩打理得花草茂盛，十分悦目，可是伊丽莎白生病后，安妮也力不从心，花园里野草丛生，我丈夫见机会来了，就带上工具，帮她们整理花园。我们把地上树叶扫去，把野草锄掉，栽上花卉，虽然累得满头大汗，看到焕然一新的花园，心里甜滋滋的。每逢圣诞节前，我们总带上一份礼物去探望她们，以前也曾邀请她们观看中国的文艺表演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嘛。

在异国他乡，也能感受到真挚的关爱和情谊，即使在雪国的凛冽寒冬中，也能感到丝丝暖意，不是亲人，也可情同手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