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主办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下月即将举行，中美间因“瑜亮情结”，受香港民运、南海主权纷争等影响，峰会暗中较量已不是悬念。台湾派遣前副总统萧万长出席，“习马会”已不可能，使高峰会焦点转移至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能否会晤，谈些甚么，以及中日关系是否从此融冰等问题。

安倍16日在义大利参加亚欧高峰会晚宴后，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握手寒暄；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在日本演讲也称，APEC对中日高峰会是“很重大的机会”。日本舆论认为，“习安会”已有谱；但“纽约时报”泼冷水，指“习安会”将只会晤15分钟。

中日关系涉及亚太稳定，间接影响美中关系，能否破冰，备受国际关注。安倍第一次执政时首度外访选择中国，让中日关系破冰，结束长达数年的中日首脑(当时是胡锦涛和小泉纯一郎)“王不见王”僵局；但他第二次执政采强硬对华政策，在历史认知和钓岛主权等争议寸土不让，并着手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导致中日再度陷入高层对话冰封。目前中日都有意创造“习安会”，也为此铺路。日本鉴于经济需要，比中国更期待峰会，已为此作了不少铺垫。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伊原纯一月前秘访中国，要求10月底两国重启防务部门工作层级磋商，以启动海上联络机制，避免钓岛紧张对峙引发意外冲突。

之前，“史上最大规模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200多人9月下旬访华，表明最大目的是为实现中日首脑会谈铺路。曾长期负责对华外交的外务省总务课长垂秀夫，也两次秘访北京，力图促成首脑会谈。曾帮安倍首个任期实现访华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7月也陪前首相福田康夫访北京，晋见习近平，为实现“习安会”斡旋。安倍为向北京释善意，放弃“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

日方动作频频，但瓶颈仍在两国高层会面，是否预设条件或前提。中方提两条件：要求日本承认钓鱼岛是有争议领土，安倍任内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在亚太峰会召开前，如何达成妥协，对双方都是考验。

中日争端在双方操作和对峙下，已变成中日民粹主义对决。中国人到日本旅游、买日本货依旧，但对日本“深仇大恨”有增无减；日本民间对中国反感，也上升到历史新高点，达八成以上。这种民间氛围让双方政府让步，都易引发国内政治危机。举例言，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撰文，指日本已无可能再走军国主义老路，和平主义深入人心，无意再侵略中国。结果遭南京军区原副司令王洪光严厉批评，网民围剿，被骂成“卖国贼”。这种学术讨论空间狭窄化，或民粹主义情绪如劫持政府政策，绝非好事。

北京对“习安会”，其实可采新思维，从更宽广历史和未来发展，掌握中日关系的主动权。因为：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运作越南、菲律宾挑战中国，并修正美日防卫指针，要求日本自卫队在全球支援美军，意在建立强大同盟，联手扼制中国。北京如主动经营日本，可软化或弱化美日同盟，过度强硬反而给美国创造条件，甚至成日本发展核武的理由。

二，回顾历史，日本是大亚洲主义(亚洲人团结起来抗拒欧洲列强)的倡导者，历史上其右翼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及犬养毅等政界人士支持孙中山推翻满清，再造中国，这是原因所在；即使伊藤博文也曾对光绪帝和康有为面授明治维新成功经验，期待中国变法成功。但因中国太贫弱，导致日人狂妄自大，以为只有日本才能领导东亚，走入侵略邻国歧途，终遭致二战惨败。今天中国崛起，改变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如能联合日本和周边国家，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让亚洲人自己管理亚洲事务”，也是孙中山当年“神户宣言”主张中日携手的理想。

三，百年来，中国从未掌握中日关系主导权，1972年中日建交，也是田中角荣主动。北京应主动掌握中日关系，在峰会驳斥安倍的错误史观，提出双方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既可争取日本民心，更可赢得国际尊重，也符合中国作为亚太峰会东道主的领袖风范。

总之，北京似不必太拘泥“习安会”的前提，既握有主动权，实不宜放弃这个双方都可下台阶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