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11天的欧洲之行已经结束。习近平访问的四国及国际组织给予其极高礼遇，这从某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后金融危机时期欧洲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实力认知。本文不想谈论这次访问，而是想总结习近平自去年全面掌控党政军和外交大权以来，中国的外交在过去一年里所出现的变化，它染上了明显的习的个人风格。

一些学者将“习式外交”的特点概括为：以大国思维运筹大国谋略，显得自信、沉稳而大气；顺势谋事，不以成规为戒，不被旧律所缚，因而显得灵活主动，刚柔并济，有时候甚至出其不意。从而也被一些国外媒体视为中国强硬外交路线的开始。

习近平在国际事务上的强硬姿态虽然在中国国内引起很大争议，但客观地说，因他一改中国领导人“软弱”的形象，也为他赢得了多数中国民众的赞扬和支持。不过，上述对习近平外交特点的概括更多偏重于对习的个人风格的现象描述，而未揭示出中国外交在他领导下的深刻变化。笔者认为，在过去一年，中国外交同以前相比，出现了几个明显的不同：

一是大国外交开始起步。大国的外交并不等于大国外交，判断大国外交的一个标志就是，外交是谈别人的事，谈世界的事，而不是谈自己的事。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在很长时期里， 中国外交谈的多数是自己的事，防御的色彩很明显。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长期国力弱小，缺乏大国外交的资源和支撑手段，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和意志。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到了习近平时代，中国积累了雄厚的大国外交的经济硬实力，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比过去大为增加。目前，中国虽然还受一系列国内问题的困扰，制约了中国大国外交能力的发挥，但相对来说，中国在习时代，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和解决那些涉及地区、全球和人类发展与和平的大事。

二是同俄罗斯结成“准同盟”关系，以抗衡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背景下事实上对中国形成的战略挤压。说是“准同盟”而不是“同盟”关系，是因为中国至今公开坚持的原则是“不结盟” 。从俄罗斯一方来说，它也显然不希望同中国结成盟友关系，因为盟友关系就涉及到一个谁主导的问题。两国现在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自然是它们共同感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压力，双方的“抱团取暖”比单个应对美国，效果更好。因此，习近平在去年三月成为中国国家主席后，一改过去时隔很长、先访华盛顿再访莫斯科的传统做法，一星期后就访俄罗斯。在索契冬奥会开幕式遭到西方国家政要集体抵制的情况下，又毅然赴会，力挺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也没有对俄国的入侵行为公开谴责。而俄罗斯在有关中日领土争端、设立防空识别区、维护二战成果等方面，也给予中国很大支持。两国经贸水平在过去一年也有很大提高。可以说，两国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准同盟”关系。

三是深耕周边，孤立日本。在中国的外交布局中，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是除俄罗斯之外，有邻国数目最多的国家，与30多个国家的领土接壤。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同其中许多国家存在领土争端和主权纠纷。因此，中国要崛起，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另外，搞好同周边的关系，也是中国“反恐”和反分裂的需要。

中国周边外交的两大重点是中亚和东南亚。中亚外交主要是防范分裂新疆和恐怖主义，另外就是解决能源需求。东南亚外交则主要是防止这一地区的国家借美国的力量同中国形成对抗，同时在中日冲突中支持日本。在中国陆地领土问题基本解决后，剩下的领土纠纷主要发生在与南海几个声索国之间。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使得南海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在中国的周边外交中，不能不提日本。日本是中国周边实力最强的国家，也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中日因历史和钓鱼岛问题而发生的外交纠纷，已经发展成为两个东亚大国之间的全面对抗。这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有可能因一方蓄意挑衅或意外事件而演变为武装冲突。中日两国目前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军备扩充。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有关国防部分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统筹推进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

同时，为应对今后可能的军事冲突，中日也都在做争取外交同盟的工作。日本开展价值观外交，用加大援助的方式，拉拢东南亚尤其同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其意图是建立一个北从韩国，中经台湾，南到印度的民主弧形包围圈，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要打破这个包围圈，中国就需要反围堵，孤立日本。这就是中国在去年为什么召开有史以来第一次周边外交工作会议的深层背景。在此次会议上，中国提出了新的周边外交基本方针，即“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其后，习近平在访问印尼和马来西亚时，又倡导命运共同体。这次会议和习近平的访问，除了预防美国深度介入南海后的变化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针对中日问题，一旦交恶要做好东南亚国家的工作。

四是外交战略更为进取，外交手段更趋强硬，民意对外交的影响日益明显。尽管中国政府确立了“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方针，但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外国感受到的却是中国日益强硬的外交姿态。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包括刚结束的中国“两会”——多次向世界表示，中国核心利益不容侵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去年11月23日中国出人意料地宣布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范围涵盖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定，不仅是针对日本的反制措施，也有学者认为，它也是中国对美国主导的东亚旧格局，所发起的一次空前有力的挑战。

中国进取的外交战略和强硬的外交手段，首先源自习近平本人的因素，习近平的强势风格已经从其反腐中可见一斑，针对外国对中国的挑衅，预计他会采取比前任领导人更不合作的态度；其次这样的战略也反应了中国实力壮大后的自然反应，其中当然也包涵着民意对外交的制约和影响。民意“虚幻”的大国感觉表现在外交方面，就是外交必须迁就民众的民族主义需求。最高领导人提出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会刺激和膨胀大众的“大国”意识，而此种意识不允许中国外交出现在民意看来是“软弱”的表现，这就会倒逼中国外交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倾向于采取强硬的方式和手段。

但这是否表明中国领导人抛弃了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方针？在外交学者之间，有争论。至少从目前来看，即使没完全抛弃，也是加强了这一方针中“有所作为”一面。完整的“韬光养晦”方针包含十六个字，过去更多地强调了“韬光养晦”， 现在则强调要“有所作为”。“有所作为”就表明，外交要进取，不能只是被动防御。中国的《孙子兵法》说，“进取”本身就是最好的防御。

五是外交的经济因素及内涵出现了很大变化。中国已经由过去的外交为经济服务，变为经济服务于外交。外交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经济提供了外交所需的资源，而外交的目的，总是促进国家利益最大化，其中又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最大化。中国在过去30多年，外交主要是为经济服务，不但为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也直接介入和参与引资和引智的具体工作，这个阶段的中国外交，很大程度上可称之为经济外交。

现在中国外交虽然仍为经济服务，但随着中国利益向全球扩散，外交对于塑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的作用更加显著。且外交服务于经济的内容已经发生变化，过去更多的是招商引资，从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后，外交今后更多的是保障能源安全。目前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全球第一，占到所消费石油的60%，未来这一比例还会上升。中国石油的来源比较单一，主要是中东和波斯湾地区，其中，伊朗石油产量的1/5卖给中国，占中国石油进口量的11%，由于伊朗的核问题可能和西方会发生严重对抗，这种局面对中国和伊朗的石油交易产生严重冲击。因此，如何保障中国的石油安全，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任务。

另一方面，中国也从过去的资本输入国变为输出国，在吸收外资的同时，中国也向外投资。最近10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即FDI的增长率和总额两项指标均急剧上升。统计显示，从投资存量看，中国的FDI2003年为330亿美元，2011年升至4247．8亿美元。从投资覆盖情况看，截至2011年，中国的FDI已经辐射到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存量占89%。从直接投资对象国看，大部分集中在邻近中国的亚洲经济体。从投资企业的数量看，亚洲居首，欧洲次之，非洲居第三位。从所涉及行业看，虽然分布广泛，但主导份额来自第三产业，第一、第二产业无论是存量还是流量均出现下降趋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补给能源、粮食以及其他国内比较稀缺的资源。如何保障中国企业顺利地走出去，以及中国资本在全球的利益，对中国外交是一个新的考验。

在引资阶段，经济的力量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外交受制于经济，但在中国成为能源主要买家以及中国资本走出去寻找投资机会的情况下，买家的市场地位以及资本力量可以作为一种外交工具和手段为特定的外交目的服务。例如，中国发展同中亚国家的关系就通过所谓“新丝绸之路”计划，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开路先锋，将中亚国家与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捆绑在一起，把中国商品和市场力量投射到中亚国家，将这些国家的发展紧紧同中国联系在一起。

此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中国还会利用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参与全球治理。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庞大的市场和消费力量，仍是中国最重要的硬实力。中国会利用这张牌来达成自己的外交目标。因此，不排除当一些国家与中国有领土争端时，或者与中国产生其他冲突，中国会利用自身的市场地位作武器进行惩罚。2010年，中国就曾对日本暂停出口稀土作为一种惩罚。这也是中国外交在过去一年趋向强硬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