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两个新年可过。一是新历的元旦，属于公家计算一年正式的开始。另一是旧历的春节，传统上的过年，属于私人领域情感的寄托。随着传统的逐渐逝去，旧历年的年味当然越来越淡，可是中国人在情感和习惯上，还是把过旧历年当作过年。在中国春运中，几亿人不惜舟车劳顿，就是为了赶回家，吃年夜团圆饭，即可掂量出那一个新年才在人们心理占有真正的份量。

中国人改历始自辛亥革命，1912年通令全国采用。百年都过了，西式元旦仍然新不如旧。而日本就不一样。1868年，明治维新，日本人采用新历，从此只过元旦新年。中国人的两个新年，某种意义上说，是融合适应传统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和中国被迫进入近代国际社会之后，接纳平等主权国家的秩序观。明的公开正式一面，都已经采用西方推广至全球新的西服、历法、法律、文化等等，但是私的生活领域，大多数不自觉潜在意识，仍然以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情感礼俗习惯为依归。

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世界观，即西方认为的朝贡体系的天下秩序，当然不见容于现今国际社会。中国自己也否认这种狂妄陈旧的狭隘认识。中国被西方优势武力强迫打开国门，接纳西方近代发展出“主权独立，国家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国际秩序，其实只有一百五十年。这在中国数千年强大历史长河中，处于弱势的相当短暂时期。中国因为处于相对弱势，所以反而特别强调提倡西方缔造出的主权独立国家平等的国际秩序。可是在心理感情上、潜意识中，恐怕经常会不自觉流露依恋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尤其中国崛起，重新恢复其旧有的地位，中国对于西方制定的自己没有参与的国际规则，逐渐不能忍耐。

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习近平要邀请各国共同盛大庆祝，表面上强调的是世界反法西斯共同胜利，其实中国人都知道，真正的重点在于伸张、确定二战胜利所承认亚洲国际秩序。从1840年至1945年，中国是被欺侮弱国。民族心声是联合世界弱小之民族，平等待我，取消不平等条约。1945年抗日胜利，表面争取到四强地位，但是实质上仍然在美苏主宰亚洲秩序下存活。二战胜利所宣告的亚洲秩序，并没有履行实践。日本放弃台湾主权，但是台湾转为美国保护，并没有归还中国。二战之后，亚非拉各地殖民地纷纷独立。1955年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会议上，中国、印度、埃及高举不结盟集团旗帜，以和平共处五原则为国际秩序基础。而追塑五原则历史根源，就是1648年西欧各政治实体共同确立的西发利亚条约的国际关系。

现在亚洲各国国际处境比起19世纪欧洲列强的民族主义高涨，国家主权绝对独立，军备竞赛、领土争端丝毫不妥协，有过之而无不及。去年中国记念与印度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六十周年，今年是万隆会议六十周年。更重要的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中国等了七十年，才有足够实力，提出要求实践共同承诺的亚洲国际秩序。

传统中国一直自认是文明世界中心，抱有天下一家的胸怀。面对欧洲列强和日本扩张，起初认为国家平等是委屈天朝颜面，后来弱化到求之而不可得，现在终于重新崛起。中国崛起对于自己意义有两层。它恢复中国历史上熟悉的天朝地位，继续特殊文明传承。可是同时，它又担负了按照西发利亚条约模式建立的现代大国地位，不仅是亚洲庞然大物，举世也是仅次美国的世界第二。它对西方体制的威胁性超过冷战时代的苏联。因为它不但在意识形态上不同于西方，尤其美国提倡的价值，而且组织动员社会资源能力、经济竞争效率上，都能有青出于蓝潜力。

中国文化回异于西方，把一个整体文明装扮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型态出现于国际。它的显明和潜在的国际秩序观必然是有冲突的，可是享有两千年的优势之后被打的四零八落，几乎彻底丧失自信。现在重新站回原有地位，它的天下一家，近悦远来的德性传统，如何适应转化近代武力为本的国家主权体制要求，将是21世纪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