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外长倪可森（Rob Nicholson ）

       加拿大在亚太地区到底有没有重要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是经济的，还是地缘安全的？要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或许还要问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加拿大是否主要是一个亚太国家？不管怎样，由加拿大环球事务研究所（Canadian Global Affairs Institute）成员格里纽斯（Marius Grinius）撰写的一份名为“加拿大与亚洲︰繁荣与安全”（Canada and Asia: Prosperity and Security）的报告，回答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但也引发了更多的一些问题。比如，他提到加拿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亚洲安全事务中扮演了卓越的角色，有助于创造出“加拿大的亚洲黄金十年”，以此作参照指标，认为加拿大在新世纪参与亚太地缘政治的数字少了。

       这样的比较本身，就是没有顾及亚太地区大环境的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的衰退还没有那么深，中国六四后在外交上仍然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中日之间的纠纷尤其是领土争端，还没有今天那么严重。对美国而言，“亚洲再平衡”策略还没有诞生，“九一一事件”还没有出现，美国与中国的交手也没有现在这样激烈，中国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硬。

       加拿大不是世界超强，也没有军事或者地缘政治上的全球战略，因此，在亚太地区逐渐成为世界经济新的中心，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成为新经济体的主力，以及美国把全球战略中心移到亚洲后，加拿大（包括联邦自由党政府和后来的联邦保守党政府）把自己亚太战略的核心置于与亚太地区发展经贸关系，而减少参加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多边讨论，其实是一种相当明智的选择，而非错误。

       从传统的外交来看，加拿大在亚太地区的参与，基本上是跟随美国（或者因美国要求而跟随），这不但因为美国是北美地区的军事保护者，是西方阵营的超级领袖，而且也因为加拿大经济太依赖美国，得罪亚太国家不会在经济上对加拿大造成太大损失。但是，这种状态到了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拿大不应该再以美国马首是瞻。

       首先，在经贸上，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持续降低，对亚太地区的经贸则不断上升，再加上美国自金融危机之后，变得更为自私，以至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都感叹，美中的经贸关系紧密度早就超过了美加关系。其次，美国已经不是西方国家的道德领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与战后抗衡苏联时所占据的道德制高点已经不能同日而语，美国围堵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美国的霸权不衰退，是为了在亚太地区谋取更多的“美国利益”而非“西方利益”。再次，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崛起，已非加拿大这样的中型国家可以对它们“说三道四”，而亚太的经贸发展，则对加拿大的经济和产业转型极为重要。

       因此，加拿大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做美国亚太战略的“陪跑者”，尤其不应该介入美中的围堵与反围堵的战略较量，这不符合加拿大的外交利益。相反，加拿大应该在亚太发挥特殊的“加拿大软实力”，在多元文化、人权环保、族裔共存的问题上，给亚太国家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带去影响力，成为“和平缔造者”，这才对加拿大最有利。（作者为知名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