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22日在首都渥太华，加拿大总理哈珀与参与“人头税”平反仪式的华人代表合影。

我在世界日报发表“排华历史是否会重演？”文章，反应热烈，网络的转贴更让点击上了好几万。令我宽慰的是，鲜少有人认为我危言耸听、制造恐慌，相反，很多认识不认识的朋友，尤其是投资移民要找我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防患于未然”，这种危机意识非常珍贵，因为不少移民都是为了孩子们的教育和成长来海外，孩子们一旦在北美自由的空气中成长后，回去亚洲的毕竟是少数。

因此，家长们都想两个问题：一是如果排华的导火线是大人引起的，而让孩子蒙受池鱼之殃，那我们就罪过大了；二是如果我们现在在危机萌芽的时候毫无作为，或者继续“寻欢作乐”，那我们是要在历史上“被评价”的。上次文章提及的著名教授对我说，“排华起来，第二代第三代受害最大，因为他们虽然长着亚洲脸，自己却定位是加拿大人美国人，一旦遭遇排斥，说你应该‘滚回亚洲去，滚回中国去’，他们在精神上会顶不住。”

这当然是个心理学问题，或者说是心态问题。我常举个例子，说共产党人或者进步知识分子，在国民党时代坐牢受刑，许多人都能挺住，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为何坐牢，心态上很坚定；但是同样这些人在文革或者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冲击或者坐牢，很快就垮了，因为他们想不通，为何革命一生，现在要坐自己人的牢？精神先垮了，身体很快就顶不住，那些老帅将军莫不如此。

如何解套？或者如何把危机消除于“青萍之末”？这是一个大问题，不是我几篇小小的文章就能“指点迷津”，但我愿意提出一些观察，抛砖引玉，激发大家的思考。

从应战的模式来看，就是针对社会上违宪违法的种族歧视现象不能轻易让步，而是依据宪法和人权宪章及时反击。华人社区在这方面做得较差，不少华人个体在社会、工作单位等各层面遭遇种族歧视，一般都是息事宁人，真的要打官司，社区的经济支持，尤其是富有阶层的经济支持几乎是零。这方面大陆的富豪比台湾的差，台湾的郭台铭等尚有为天下人打抱不平的义气和担当。 

问题在哪里？当然在社区的领袖或者所谓的“侨领”；我不愿意一棒子打翻一船人，这里的分析不针对大部分社区领袖或侨领，而是针对现象，是“对事不对人”。

这些领袖如何产生？不少人或者不少同乡会什么会，不是因为某人有理念、愿景、智慧、担当、文化底蕴、社会声望而被选为会长理事长，而是因“有钱”捐给这个会多少万，才做会长，多少万做副会长，于是领导班子就搭起来了。这样的“提拔机制”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同乡会和机构成了会长的“私人工具”，所有活动围绕着如何利用这个会或者组织来赚“私人的钱”，或者赚一伙人的钱；一种是拿着头衔沽名钓誉过把瘾，回到祖居国享受一下侨领待遇。

在和平享受时代，这样玩玩票未尝不可，但在侨社面临转型，或者侨社面临潜在危机的时候，这些侨领就“赶着鸭子也上不了架”了。大陆侨社表面上轰轰烈烈，高喊新侨要取代老侨，但实际上是一盘散沙，群龙无首。这方面，台湾和香港的侨领，要强很多。（作者为知名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