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瓜瓜有一次批评在牛津的中国学生不和外界交往，“他们建立了一个像X-man一样的，和这里的白人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

与传统的中国留学生不同，薄瓜瓜擅长社交，朋友圈子也以英国人为主。有的媒体从他2006到2009年的Faceboo记录下他参加的各种社交活动。据报道，薄瓜瓜2008年曾发起过为汶川地震受害者捐款的活动，募款超过1.5万英镑，不过他组织的影响最大的活动是通过另一个社团——欧洲委员会（European Affairs Society），那次名为“丝绸之路”的晚会请到了成龙，还有少林寺僧人的表演，吸引了近400名牛津学生参加。英国媒体后来说，那次活动是由一家汽车厂赞助的。
至今仍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圈里热议不止的一个话题，是薄瓜瓜当年参加“牛津联合会”（Oxford Union）的竞选。“牛津联合会”其实是一个独立于牛津大学的组织，“但它特别有名，有的人甚至认为它跟牛津一样有名”。牛津博士生刘一帆解释，“英国真正的公共辩论，是从它开始的。历史上在联合会待过的人，很多后来成为知名政客”。
他说印度或巴基斯坦的留学生中有很多活跃分子也喜欢加入Oxford Union的辩论，有的甚至以前做过联合会的主席。“他们有的后来去本国从事政治活动，不少人被暗杀了。所以前年有一名印度学生去竞选联合会的主席，明明没有选上，结果下来后很多人都说congratulations（恭喜）。”刘一帆笑着说。
因为牛津联合会名气很大，有很多很有背景的孩子在里面。“他们有能力请来非常厉害的明星、政要，比如克林顿、迈克尔·杰克逊，最近的嘉宾就是阿富汗的卡尔扎伊。”因为牛津联合会的名气实在够大，这些名人也会把来这里视为一种荣誉。刘一帆说，联合会去年的主席是一位韩国学生，而他就请来了去年全球最红火的鸟叔。
“从大陆学生的传统看，我们确实很难进到这里面，一个是语言的问题，还有一个文化的问题，我们从小就不习惯辩论，也不会辩论。”刘一帆说。
当年的薄瓜瓜试图挑战这一格局。他参加了Union Librarian职位的竞选，据说这个职位相当于副主席。“在公认‘中国热’的当今，‘牛联’的大喇叭却很少有中国的动静……加入会员的中国人却寥寥无几，好像与我们无关似的。我觉得‘牛联’这么有影响力，应有中国的话语权，能发出中国的声音。所以在竞选布告中，我在自己名字后面打出了大大的‘中国人’三个字。”
只有联合会的会员才有资格投票。“牛津70%到80%的本科生是Union会员，但很多华人偏偏不是。”薄瓜瓜后来在一个节目里有些无奈地说。而《牛津学生报》后来的报道说，薄瓜瓜总是在给同学们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雨伞这样的小东西，到Union的终身会员资格（根据其官网最新显示是218英镑/人）。薄瓜瓜的一位朋友向《每日电讯报》回忆，投票当天有好些中国学生赶来为瓜瓜投票，但未获允许，因为他们是前一天才加入Union的，“瓜瓜试着争辩，但最后不了了之”。
据说薄瓜瓜最后以4票之差败给了一个英国人。“只可惜投票的几千名会员里没有几个中国人，开始我觉得挺孤独，但不管怎么样，最后证明了中国人不但能大大方方进入西方主流社会，而且在而后的辩论中，中国的声音也有机会博得响亮的掌声。”
“他当年应该没有参加过辩论。他竞选的也是一个比较偏社会活动而不是那种学术性的或政策性的角色。”一位了解内情的留学生说。与薄瓜瓜同时期的，真正获得一致认可的“名门之后”，是新加坡星狮集团主席李显扬的长子，也是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孙子李绳武，“他是公认的辩论高手”，“据说也是那一届PPE专业的第一名”。

在牛津读书期间，薄瓜瓜还是“牛津大学保守派联盟”（Oxford University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OCA）的一员。OCA成立于1924年，是英国保守党的青年分支。一位朋友回忆，薄瓜瓜当时从“至少有500英镑现金”的钱包里掏出50英镑的现金交了会员费。“很奇怪一位共产党官员的儿子会加入保守派联盟。”他说。

学业之谜

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薄瓜瓜被形容为一位派对男孩——不事学业，热衷社交，花钱如流水。网上流传着他在牛津参加各种聚会的“纨绔”照，在他入学的第一周，他就买了许多香槟，在宿舍里搞了一个大派对等等。他的一个朋友形容他是一个花钱大方、不断给人买酒的人。不过，也有人认为是公众将可以理解的青春期行为过分放大了。“以前他的一切来得太容易了，所以进了大学后，他要叛逆或者小放纵一下，我们不应该对他过分苛责。”一位知情者说。“牛津本来就是一个很注重社交的地方，各种派对、各种舞会，在上面跟一个女生搂一下抱一下是非常普通的。我觉得什么也说明不了。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后来不在国内那么大肆宣传的话，这些事情就不会被放大。”一位留学生说。
如果没有2009年的毕业风波和他后来在国内的宣传热，薄瓜瓜应该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宽容——这一年，传出他因为成绩不及格而被牛津大学开除。薄瓜瓜在牛津时期的学业，后来也成了沸沸扬扬的一个热点。
PPE专业学期为3年。“PPE有两次真正的正式考试，一次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一次是在‘大三’结束的时候。除了‘大一’和‘大二’的第一个学期外，每一个学期的开始的时候都有一次考试，是考上一个学期学过的。如果你连续把那个考挂（未通过）的话，老师就会让你回去反省一下自己，然后再来考试。‘大一’学年结束的时候那场考试，我们叫预考，如果考挂了，那假期结束之后你还有一次重考的机会；你还是挂了的话，学院有两个选择：一是把你踢掉（开除）；二是给你一个空档年（休学）。”学PPE专业的朱泽平介绍说。
所谓空档年，是指学生可以休学一年，出游或者参加别的社会活动，这在欧洲学生中很常见。薄瓜瓜后来告诉媒体，他没有被开除，是想用英国学制中的“空档年”推迟一年毕业。不过有媒体当时又“追杀”到贝里奥学院采访，校方的回复是“他被要求休学一年”。这就显得微妙起来。“如果学校要求空档年，实际上是让学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一般是成绩的问题，除了你做一些激起公愤，特别不道德的事，老师都不会管你的。实际上文科要考得特别好很难，因为你要花很多的精力。但是要考挂也挺难的，真的要完全不用功，什么都不看，才能考挂。”朱泽平说。
因为被要求离校，薄瓜瓜不能再使用学校的设施，据英媒报道，他随后搬到牛津唯一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兰道夫（Ran dolph）住了一段，酒店每晚住宿人民币最低1400元左右。据说在这里，他还开了几次派对。当时薄瓜瓜在牛津期间，约会的是一名叫Lale Can的土耳其学生。他们一起组织了一个舞会，DJ Tim Westwood 表演，薄瓜瓜还安排了成龙来做了场演讲。
薄瓜瓜在牛津留下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一位牛津博士认为：“薄瓜瓜在官僚子弟中算是好的，没有什么派头的。”牛津大学附近的一家高级中华餐饮店老板回忆起当时曾前来用餐的薄瓜瓜称：“他态度很傲慢。”薄瓜瓜与朋友一起举办派对，令该店员工将饭菜送去距离很远的聚会场所。这位老板说：“中国高干子弟点餐时从不说预算，对价格毫无概念，一副不管多少钱都付得起的样子。”
一位匿名的牛津教师也通过路透社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这位教师认为，薄是一个富有进取心、尖锐和擅长辩论的人，有那种在上课之余还能找到大量时间享乐的天分。

一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有类似的看法：“从我与他打交道的经历看，如果不管那些传闻，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他是那种典型的英国私立学校出品的学生：聪明、强大，自信。”
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有一天，三名西装革履的中国外交官来牛津拜访贝里奥学院的院长安德鲁·格拉汉姆博士。他们说：“这件事情很让人难堪，因为中国很重视教育，如果薄瓜瓜的考试不通过，这会让他父亲和祖父都难堪。这位老师回答说：（既然考试不过让他觉得尴尬）那么他们就应该让薄瓜瓜更加努力地学习。”
在牛津大学采访期间，本刊记者也联系了贝里奥学院的前任院长安德鲁·格拉汉姆博士。也许意识到曾经的这位学生在中国引起的关注，之前甚少面对媒体的格拉汉姆博士很快回了邮件，他说很抱歉目前不在英国。但是他用邮件的方式正式回答了几个问题。
1.他并没有被退学，而是被要求离宿一年。该决定通过正常学生学业监督程序做出的。休学期毕，瓜瓜如约返校并参加了毕业考试。这些毕业考试为大学考试，不是贝里奥学院考试。他在哲学、政治、经济这门科目获得了2：1。
2.我们提供了毕业证书以证明他拿到2：1。
3.以贝里奥学院院长的角度来看，瓜瓜虽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但是他对学业的不够重视导致我们最后决定让其休学一年。返校参加毕业考试时，他取得的成绩是可信的。
（He was not expelled. He was， however， required to be out of residence for one year. We reached this decision following our normal processes in which we monitor the academic progress of all students. At the end of this period of absence， he returned as expected an d took his Final Examinations. In these exams， which are University-wide exams， not Balliol College exams， he obtained an Upper Second Class Honours Degree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 d Economics.
We provided the normal letter certifying that he had obtained an Upper Second Class Degree.
Seen from my perspective as Master of Balliol at the time， it became clear that， while he was a clever young man， he did not settle well into his academic work an d this is what led to our eventual decision that he should be away for a year. On his return， he achieved a very creditable result in the final exams.）
对于《每日电讯报》所说的被中国外交官造访一事，贝里奥的前院长是这样回应的：“的确曾有一篇报道暗指中国驻英国大使曾来找过我。

但此事绝不真实；无论是中国驻英大使还是其他使馆人员，从未有相关人员前来拜访我，或尝试来拜访我，更没有对我施加压力。虽然的确有使馆人员会见过薄瓜瓜的导师，但我并未发现有任何压力施加于导师（我相信如若有的话，作为那次决定薄瓜瓜去留的会议主持，我还是会知道的）；无论如何，即使有人向我方施加压力，我方决定也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牛津留学生刘一帆解释，英国成绩分为四等：first，2：1，2：2和third。2：1，是仅次于一等成绩的第二高成绩，“牛津因为优秀学生比较多，所以前二级给的比例也比较高”。英国媒体说，薄瓜瓜后来在没有老师教导的情况下在期末考试中获得了2：1的高分，“令很多人惊讶”。但是他的导师还是不为所动，拒绝为薄瓜瓜去哈佛提供引荐信，只提供了“就学证明”。
2009年5月，陷于学业麻烦的薄瓜瓜却因为获得“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的“大本钟奖”而在国内大红。主办方的解释是，薄瓜瓜因为“将中华文化和中国声音带入世界最高学府”。这次评选的主要负责人李俊辰的头衔是“英国华人青年联会主席”。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一再强调，在评选前并不认识薄瓜瓜。“我和薄瓜瓜只在颁奖典礼上见过一面，之前没听说过他，之后没有联系过他。”因为这个“大本钟”奖只颁了一年，网上也有传说，这个奖是专门为薄瓜瓜“量身定做”。李俊辰对此也矢口否认。
之前“大本钟”奖组织方也曾联系过在英国的另外一名华人。其家人说：“我当时还给他们建议，用‘钟’这个名字不好，中国人很忌讳。他们没有采纳。而且我跟组织者联系过一段，感觉不太对，后来就不参与了。”而另外一名在伦敦留学的中国学生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奖的含金量有多少，但是看到后来瓜瓜那么当回事地在国内宣传，觉得有些怪怪的。”
正是“被要求”休学的这一年，薄瓜瓜在国内颇为活跃了一段时间。2009年6月27日，薄瓜瓜以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学生的身份，戴着“首届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的桂冠，到北京大学做了一场演讲。当时的报道说，北大以“相当不低的规格”迎接了这位“杰出青年”。后来有人注意到，在距离正式开场两个小时之前，有8人分成两列站在阳光大厅的正门口，“白衬衫，黑裤，黑皮鞋，留着短发，戴着耳麦，面无表情”，“穿着制服的北大保安，一旁衬托，足足矮了半头”。后来有人透露，这几个“白衬衫”是组织方花钱外雇的专业保安人员。至于花费，则是由一家民营企业慷慨买单，“打了折的”。薄瓜瓜当天穿着一件中式立领白衬衫出席，有媒体描述，“他的肤色是健康的古铜色，据说前一天才从古巴回来”。
这一年，薄熙来在重庆拉开了轰轰烈烈“唱红打黑”行动序幕。重庆市门户网站发表了一篇名为《薄瓜瓜现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论文章，将薄瓜瓜的求学经历上升到“制造中国声音”的高度。有趣的是，这篇文章援引了“英国BBC特邀评论员”尼尔·伍德（即海伍德）先生对薄瓜瓜的评价，称他是一位“天生的中国小大使”，还赞扬薄瓜瓜的英文水平已经超过了他的英国同学。2010年8月8日播出的重庆新闻里，薄熙来当天出席了一个名为“接见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代表”的活动。薄瓜瓜就坐在他右手边，而重庆市的其他领导则分坐在主席台的两侧。
2010年，薄瓜瓜还有一次颇引人注目的旅行。他与同为高官后代的前女友一起游西藏。照片的出处来自他本人的社交网站相册。镜头中的薄瓜瓜如寻常驴友一样与藏民合照、在玛尼堆前留影……然而从另一个视角的照片可以看出，这次旅行出动了不少安保人员随行保驾护航。

“清理门户”

当年海伍德案被媒体率先爆出后，曾有薄瓜瓜的同学向媒体透露，薄瓜瓜本人表示他与海伍德并不相识。

但是后来证明，他显然没有说实话。当时曾有媒体形容海伍德是薄家“管家”，还有说“薄瓜瓜的男保姆”。海伍德的太太告诉记者，这种说法让她感到“很恶心”，“尼尔是他们的家庭朋友”。
在伯恩茅斯曾与谷开来有过合作的霍尔回忆，谷开来当时也向他介绍了两位生意伙伴：海伍德和德维尔。“帕特里克（德维尔）是谈判人，”霍尔称，“海伍德负责所有的文书和货运工作，那些通关所需的各种复杂操作。他很熟悉这些工作。”据霍尔说，谷开来和海伍德经常发生财务上的纷争。“主要是因为谷觉得这个英国人有些越界了。他说，‘尽管交给我，Horus，我会搞定这些，而不是你’。之后她就变得焦躁不安，因为她觉得他在做决定，但那是她的钱。”“我觉得她在财务问题上不清楚，也不怎么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尼尔是坦率明白的，我认为。”霍尔说，“他在这方面更有头脑一些。”霍尔最后又说德维尔和谷开来看起来比较亲密，“他经常握着她的手。我们经常在伯恩茅斯附近看见他们，他们看起来比朋友更亲密，可能是情侣，这是我们当时所认为的”。
谷开来与德维尔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大约在2006年产生了变化。据德维尔后来在法庭上出具的证词，2006年，谷开来便向他提出要将罗素地产公司——即法国那套海边别墅的拥有者——的股权转给徐明持有，徐明派人来办理手续，但是没有转成。“因为当时我咨询律师，律师告诉我，从税务的角度讲，当时转让股权程序复杂且费用不菲，于是决定等别墅的股权简化后再转让股权。”德维尔说。媒体后来发现，就在这一年，德维尔和父亲米歇尔共同出资，在卢森堡注册成立D2地产投资公司。值得一提的是，D2地产投资公司的登记地址是北京昂道律师事务所，即原来的开来律师事务所。这家公司从2007到2010年期间曾3次开出空头支票，不知是否与这套别墅的运作有关。
谷开来性格上的变化，不知道是不是与她的身体变化有关。据薄瓜瓜后来发的声明中说，2006年，“她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随后深居简出，自那以后，她已经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
到了2007年下半年，谷开来又决定把那50%的股权转让给了海伍德代持。她后来在证词里说，因为不想让德维尔“霸占别墅”，所以让尼尔（海伍德）进来制约德维尔。不过，“尼尔只是代我持有罗素地产公司股权，他和德某某一样也只是一个代理人，是隐名的”。
有意思的是，虽然表面上看，海伍德与德维尔在别墅的代持人上是一种竞争关系，但他们彼此却没什么恶意。根据德维尔的证词，海伍德当时还告诉他谷开来开始对他产生怀疑，而他认为这些怀疑是“不适当”的。而海伍德被谋杀事件曝光后，德维尔告诉媒体：“我们的共同点是都娶了中国女人，我们彼此十分了解。我可以断言，不管从哪个方面讲，他都不是一个行骗的人，他有着英国传统的高贵气质。”
虽然德维尔对海伍德的股权转让因为种种原因也没有成功，但至少说明在那个时候，海伍德还是深得谷开来信任的。采访过海伍德遗孀的一位英国同行告诉本刊记者，后来当谷开来涉嫌谋杀的消息传来时，王某某还不相信。“已经认识了那么多年，怎么会呢？”据她说谷开来对海伍德的两个孩子也很好，西方媒体在形容他们关系时用了“godmother”（教母）这个词。
德维尔在证词中说，2008年，谷开来又想把别墅交给郭某某的香港酒店集团经营管理，“谷开来还让我和薄瓜瓜一起与香格里拉酒店的领导和律师会面，介绍别墅的情况”。但此事不了了之。
至于谷开来为什么失去了对“德叔”的信任，庭审的一些证词或许也能帮我们找到蛛丝马迹。王立军作证时说：“2009年下半年或者2010年上半年，在重庆3号楼，谷开来非常生气，指着德某某说：‘德叔帮我打理房产一年的租金好几百万，不仅不给我，还向我要钱。

’后来我问德某某怎么回事，德某某说海外房产的日常支出非常大，租金等收入基本上都用于房产的支出了，同时自己为帮着管理房产也做出了很多的付出。”
唯一一位地位没有被动摇的，是老朋友徐明。“徐明比较殷勤，会来事。他知道瓜瓜去英国读书后，赶紧在英国建了个办事处。”一位知情者说。徐明多年的忠心耿耿，让他始终处于这个圈子的核心地位。
在庭审时，以证人出现的徐明提供的大量证词，也让外界得以一窥这么多年来他地位“岿然不动”的金钱成本。谷开来后来在证词中说，2003年之前，“我跟瓜瓜在英国的费用都是我自己支付的”。2003年以后，她跟徐明提出，瓜瓜往返伦敦、还有一些海外朋友到国内旅行的费用，由徐明帮解决，“徐明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从这以后，我和瓜瓜出国、回国以及中途到其他国家旅行的机票和旅行费用，均是由徐明支付的”。
具体操作此事的张晓军说：“我为薄瓜瓜购买的机票主要有三类。薄瓜瓜在国外读书期间从国内往返英国、美国的机票，通常每年薄瓜瓜要回国三次；另一类是薄瓜瓜出去旅游的机票，比如2006年薄瓜瓜去德国看过世界杯，还去过威尼斯、阿根廷、古巴、巴黎、非洲等地；第三类是为薄瓜瓜的朋友购买的机票，这些朋友主要是薄瓜瓜的同学，还有一些是薄瓜瓜在国外结交的朋友、老师，国内的朋友比较少。”
在谷开来心中地位没有丝毫变化的，当然还有儿子薄瓜瓜。2010年，正在大家还议论薄瓜瓜学业的时候，有消息称：薄瓜瓜已在2010年入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当时有传言，薄家找人游说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才完成申请哈佛的种种手续。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不肯回应这些传言。不过，单单从表面上看——2010年薄瓜瓜在牛津补考通过，当年即进入哈佛大学，也能看出他入学上的“与众不同”。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花费大概是一年9万美元。而去年薄熙来庭审披露出来的一些信息，也让这个培养精英的学术机构一度陷入尴尬——谷开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晓军作证，2011年3月中旬的时候，美国哈佛大学来了一个40人左右的访问团，这批人从上海至重庆、重庆至北京的国内机票以及在北京居住的酒店都是由大连实德出的。后来肯尼迪学院发言人不得不出面澄清称“这是学生的个人行为，与学院和学校无关。学生用的钱是自己的钱，或是自己独立筹集到的款项”。
根据庭审，2011年8月，“薄瓜瓜及其亲友一行六人”去非洲旅行。其间“薄瓜瓜从某航空服务公司租用了一架私人飞机用于他们迪拜至乞力马扎罗的往返旅程，费用共计8万美元”。加上酒店和行程的5万多美元，这13万美元，是徐明“从徐明私人账户”中支付的。从200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案发前，徐明代为支付的机票费用多达76次，一共300多万人民币。
2011年11月份，薄瓜瓜打电话告诉母亲，自己的信用卡透支了几万美元。谷开来指示张晓军打电话告诉徐明，徐明马上找人还了这笔钱。这30多万美元不知道是不是他给薄瓜瓜付的最后一笔钱。
谷开来作为高级官员的夫人，她和商人应该保持的距离和界限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现在看来，那些原本应该有的界限早已荡然无存。她在使用徐明的钱时，完全毫无顾忌。而薄瓜瓜是怎么面对这一切的呢？茨威格在给那位法国断头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写的传记中，提到她早年的奢侈生活，无比感慨地评价：“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不知道如果薄瓜瓜未来有一天读到此句，内心会不会有所动。

“终结者”王立军

如果说德维尔、海伍德、徐明等构成了一道事实上的“谷开来圈子”的话，那么最后加入者、也扮演最后“终结者”角色的，是王立军。

在北京生活后期，谷开来的健康出现了问题。据说在薄一波的追悼会上，她当场昏过去。被送到医院后，医生发现她服用的虫草胶囊中混合了铅、汞，“神经系统受到不可挽回的损伤”。谷开来认为这是有人蓄意投毒，而在她心里，早已对“嫌疑人”身份有了明确认定。
1977年，薄熙来与前妻李丹宇的孩子薄望知出生，李丹宇与薄熙来离婚后，将儿子改为“李望知”。谷开来对于这个孩子比较介意，是周围一些朋友心知肚明事。一位知情者说，读书时，李望知曾经在寒暑假时去大连看父亲，“开来知道他来，但避而不见”。薄熙来也知道谷开来比较介意这一点，只是“偷偷对他好”。
1996年，李望知从北京161中学考入北大法律系。他的一位大学同学回忆：“有传言说望知是篮球特长生，但他其实不是。不过我觉得他应该不是通过高考的正常途径入学的。他体育确实不错，他身高大概有1.85米，身体素质很好，‘大一’时就是篮球和足球院队的，好像还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据同学回忆，除了加入这两个运动队外，“望知在其他方面表现得都很低调”，他也从来没有特意提及自己的身世。那时大家私下里传说“他是高干子弟”，“但当时薄熙来还没有薄一波有名，所以我们传他的不是‘薄熙来的儿子’，而是‘薄一波的孙子’”。
从北大毕业后的李望知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之后，他曾在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再之后又开了自己的公司。这段时间他也涉足很多领域，但“生意并不算做得很大”。
据知情者透露，李望知后来结婚生子，妻子是大连一家著名企业老板的女儿，据说两人是在美国读书时认识的。“开来失去工作以后，性格有很大变化。特别是从英国回来以后，一看到某企业做得那么红火，她认为薄家偏向大儿子，不依不饶，弄得老薄很为难。最后逼得老薄没办法，把那家企业的进出口权给要了回来。可是开来还不甘心，她还找人调查李望知，看他在美国有没有财产之类的……搞了好多事。”一些朋友后来愈发觉得谷开来“变了”。
一个看起来事业兴旺，一个仍然是在学校读书的学生。这看起来有很大差异，其实也许只是时间问题——李望知比薄瓜瓜整整大10岁。如果薄瓜瓜正常发展的话，假以10年，他的前途也未可知。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但是身边的朋友感觉，谷开来非常介意这一点，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薄瓜瓜显得不如李望知。
2010年，薄瓜瓜还注册了一家“瓜瓜科技公司”。“我当时一听这个消息就在想，瓜瓜这么小就开公司，开来也太宠他了！”一位知情人回忆，他也揣测，“开来是不是太着急和李望知比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薄瓜瓜公司注册的负责人是张晓军。张晓军原是谷景生的勤务员，和薄瓜瓜年龄相仿，因而关系密切。“瓜瓜回国都是他陪的。”谷景生去世后，他又到了薄家当勤务员，最后因协助谷开来杀人而被捕。
谷开来认定自己被人为下毒后，在北京报了案。“据说当时没人理她，认为她是臆想。”一位知情者说。谷开来对办案人员的怠慢颇不满。2007年底的某一天，听到她抱怨的徐明为她介绍了“破案能手”、铁岭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
徐明和王立军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他后来说，2006年，“朋友找王（立军）办事，他当场就办了，此后我们很熟”。徐明这位富豪很快以他通常的物质方式表达对这段“友情”的重视——他出资人民币285万元为王立军在北京购置了两套住房，并以其岳父名义办理了购房手续。
王立军表现得非常积极，见面后没几天——2007年12月6日，他成立了“12·6专案组”，迅速把谷开来的司机和一位工作人员抓了，据说那两位倒霉的工作人员被无故在沈阳关了5年，也没有什么审判，直到海伍德案发后才被放出来。

王立军的高度“执行力”得到谷开来认可，由此也收获了信任。2008年6月，王立军调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立军当时颇受薄熙来的重视。此后3年，王立军仕途通畅，从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一路飙升至副省级的重庆市副市长，成为薄熙来治理重庆倚重的一名重臣。而在“打黑”高峰期间，在谈到夫人的角色时，薄熙来说：“我的夫人谷开来是中国第一批律师。不仅法律知识，国际文化的知识也很丰富。她的知识，特别是法律知识在‘打黑’中给了我很大帮助。”
王立军出现得晚，但在薄家的地位上升得很快。谷开来后来说，自“12·6”案后，她和王立军关系良好。与薄家关系密切的G先生认为，谷开来对王立军信赖，非常可以理解：丈夫整天忙于公事，唯一的儿子远在海外读书，王立军每天都可以到她的房间里，大事小事，她都找王立军商量。王立军“办事牢靠”，还甚至负责为谷开来安排医生与疗程，“薄熙来觉得太太的命都是王立军帮忙捡回来的，很是感激”。不过据说薄瓜瓜在美国的安保也是王立军负责的——对于王立军是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来实施的，我们不得而知。
而对谷开来来说，她对李望知的怀疑一直没打消过。据媒体报道，直到2012年1月，谷开来与王立军关系破裂之前，她还让王立军去抓李望知。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有些怪异。据相关报道显示，李望知与北京一家叫“重耳”的投资咨询公司有关联——重耳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的名字，他在年轻时曾因父亲晋献公的宠妃骊姬的陷害而被迫逃亡，而后经过种种努力重新夺回王位，并成就霸业。而李望知的化名李小白似乎也有深刻寓意。同为春秋五霸的齐桓公即名小白。公子小白在击败手足夺取王位后成为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李望知怎么看待谷开来对他下毒的指控？记者多方联系李望知，但一直未有回应。
虽然李望知此次并没有被牵连进来，但实际上他与父亲的关系也受到很大影响。直到重庆事发几个月前，薄熙来还曾约李丹宇的哥哥李小雪见面，“指着一堆报告质问，李望知是否有意毒杀谷”，李小雪坚称这是无谓揣测，薄熙来才释怀。薄熙来后来在法庭上说：“因为王立军和谷开来认定‘12·6’案件是薄望知（即李望知）给谷开来下毒，我非常气愤，导致有6年时间，我对望知的上大学、结婚、生子都毫无所知，后来我知道错怪了望知。”
虽然这一桩“投毒案”最终也不了了之，但是从整个事件发展来看，它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引入了王立军这个“终结者”。

曲终人散
到了重庆之后的谷开来无论从外形还是心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她在重庆有一个身份证，出生年份改成了比实际年龄小5岁的1963，名字则成了“薄谷开来”。没人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改。对比起若干年前她刻意隐瞒姓氏而用“开来”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反差。一些过去的朋友去看望她，都觉得她变了，这种变化让他们担心，但他们又表达不出那种令人担忧的成分究竟是什么。“最顶级的医生每天都到谷家来，她很少出席正式场合，也停止跟旧识与朋友联络，她甚至连手机都没有。”谷开来一直坚信有人在谋害她，“我去了几次，她都说她中毒了，薄市长也中毒了，浑身都长了怪东西，她看我在笑，还不高兴：‘你怎么不相信我呢？’老薄也只能在旁边笑。”而后来对她的宣判词里也提及：“薄谷开来患有精神障碍，对本次作案行为的控制能力削弱。”
那时的海伍德也感觉到了这种气氛，很快他也与谷开来产生了矛盾。
根据后来谷开来的庭审内容：“2005年左右，经谷开来介绍，尼尔结识了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国内某红三代出身国企高管张某。其合作项目涉及法国的一处地产项目，以及重庆江北区建设的大项目。

此项目如果如期完成，尼尔可从中获得1.4亿英镑的收益。但由于中国的建设项目受政治因素干预太多，此项目未能开工。”与薄家关系密切的G先生后来坚持说，谷开来的介绍只是“一个非常友好的示意”，“她从未参与那个建筑项目，也不是受益人”。
2008年，海伍德写了一封E-mail给瓜瓜，“赔偿这次失败的项目和报答他多年来照顾薄瓜瓜的功劳”，“他要求索赔上千万英镑”。据G先生讲，“薄家非常惊讶”。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薄瓜瓜安排海伍德与他母亲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茶馆见面。海伍德向每个人道歉，说他并不是真想要薄家那么多钱，只是希望薄家帮他一把。
可是据G先生说，2011年初，海伍德再次E-mail给薄瓜瓜，向薄家要钱。“这封信的口气比前一封更加急迫，还详细列出他当年如何帮忙瓜瓜办舞会，甚至如何在瓜瓜参加高等会考时，担任哈罗公校与瓜瓜父母的中间人。”G先生说，“谷开来听说海伍德又寄E-mail来，评论说海伍德这次真的疯了。”
另一方面，关于那套法国别墅的“代持人”也在不断变化着。也在2011年，谷开来决定取消之前转给海伍德50%的股权，再次将该股权转让曾被她“剥夺”“代持权”的德维尔；2011年4月，已定居柬埔寨的德维尔回到中国并到重庆参观。德维尔说：“这期间我见到了完全变了样的谷开来。”又谈到别墅问题，谷开来要求德维尔“把罗素房产有限公司名下的股份（尼尔和我的）转移给徐明”。后来又让德维尔将全部股权转给徐明的女朋友某某。德维尔与徐明的女朋友见面，试图操作，但因为涉及手续繁杂，“没有转让成功”。
此举又激怒了海伍德。德维尔后来作证，海伍德给他打电话，要求140万英镑赔偿。“我当时惊愕不已，说不出话来，而电话那头的尼尔则满腔愤怒边骂边走，发泄着对谷开来的不满，说他被她蒙骗了（法律上的蒙骗），威胁说：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全部揭发’。”德维尔当时安抚了海伍德。
不料，第二天德维尔接到一封邮件，说“有个叫尼尔·海伍德的人给他们打过电话，起诉罗素房产有限公司，并要求得到该公司50%的股权”。德维尔将此通过薄瓜瓜转给了谷开来。法庭上关于这幢别墅的产权转移证词令人眼花缭乱。按照德维尔证言，2011年7月，谷开来签署了文件：“把她的股份转给我，同时取消尼尔·海伍德的股份。”
2011年下半年，薄瓜瓜用iPad跟母亲视频电话，海伍德威胁他。“当时通话的画面闪烁，说了几句就断了。”谷开来说，“我当时非常担心瓜瓜在美国的安全，怕瓜瓜在美国被撕票了。”谷开来不能容忍有人对她的儿子做出威胁，她是那么爱他，他们之间通信互称“大兔小兔”，根据庭审，于是，这年8月，她开始动了除掉海伍德的念头。
2011年11月10日，海伍德再次致信薄瓜瓜，称“如果你言行不一，将会自食其果”。法庭后来作为证据出现的一句话是“I will destroy you”（我会毁了你）。怎么理解这句话，每个人了有不同解读。而在谷开来的庭审上，还称海伍德“将薄瓜瓜软禁于其在英国的住处，借此向谷施压”的细节。不过这些后来没有再被提及。
可是谷开来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她决定亲自动手——她后来告诉徐明，尼尔是间谍，她是为民除害。
可是在北京的海伍德并不知道这一切。虽然他曾在2011年跟一些朋友说“他自己处在来自薄家的难以承受的压力之下”，并计划于第二年回英国。
2011年11月4日，海伍德坐上他的“007”银色捷豹轿车，离开了位于北京北郊的家，来到中国大饭店，见一个“来自上议院并经常光临的英国同胞”。对方与薄家很熟，或许是出于这一层关系与他相见。

他还兴致勃勃地告诉对方，自己有几个新项目想商谈。但是，这个英国同胞已对他有点不耐烦。当天，他们也讨论起《华尔街日报》在调查的故事，海伍德主动提出，他要试试看能否平息这个传言。“我要‘消灭’这个故事。”他告诉客人。——当时《华尔街日报》正在调查关于薄瓜瓜的故事。在海伍德死后的11月26日，美国《华尔街日报》还是发表了轰动一时的“红色法拉利”报道。一位知情者说，在海伍德死之前，他也并没有和该记者有什么联系。
最后一位跟海伍德聊天的朋友，是英国财经记者汤姆·瑞德（Tom Reed）。2011年11月9日，他们在北京顺义区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11月11日，海伍德参加了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跑车俱乐部”成立餐会，当天很多中国有钱人都在现场。11月12日早上，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要他到重庆去。11月15日，旅馆的清洁人员发现了他的尸体。
海伍德在北京妻子王某某一连三天没有打通丈夫的电话，对方手机一直是“关机”状态。直到11月15日，她接到电话，告诉她丈夫在重庆去世，“起初不相信是真的，以为是骗局”。
11月16日一早，王某某在亲友陪伴下去了重庆。当地警察告诉她，海伍德是饮酒过量，心脏骤停。她虽悲痛，但也并没有产生疑问——2004年的某二天，海伍德的父亲彼得正是在晚餐饮酒后，心脏病病发去世的，死时68岁。她想海伍德也是死于家族病。当时她给海伍德的母亲打了电话，他的母亲很伤心，但为了回避“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惨场面，她没有到重庆。
11月17日，海伍德的尸体被火化。仪式很简单，也有英国的外交官在场。两个孩子留在北京，并没有到重庆。
11月18日，王某某一行人回到北京。12月，海伍德的骨灰被带回伦敦安葬，海伍德的遗孀和两个孩子特地从中国飞到英国参加。他的朋友在一个教堂里举办了一场悼念会，他的英国朋友听说他因心脏病去世，虽然感到难过，但从未怀疑过。
海伍德死后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一位朋友说，伍德给他的妻儿老小留下的很少，银行存款相当于一个“五位数”的英镑。他的遗孀和两个孩子甚至到英国出席葬礼的机票都有些困难，还是一位朋友慷慨解囊为他们买的。　谷开来为了“保护”她的儿子，杀了海伍德，留下另一个哀伤的母亲。海伍德的母亲后来告诉英国媒体：“我非常爱他。我们母子关系不能再密切。我们每个星期都要通好几个电话聊天，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任何烦恼。”
德维尔后来移居柬埔寨。他说他离开的时候，跟他到的时候一样，都是一无所有”。他在金边过着质朴简单的生活。直到谷开来杀人案浮现后，他前来中国作证。谈及这一事件，他引用老子的《道德经》为评语：“当魔鬼没有了可以伤害的对象，它自然会自己消失。”（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早已远离这个圈子的C先生则在2012年初的某一天拨通了徐明的电话——虽然他早已离开薄家圈子，而彼时徐明与谷的关系显然比他更密切，但是因为他早年对徐明的帮助，徐明对他一直尊敬有加，提到这一点C先生还感慨徐明“仗义、够义气”——徐明接了电话。C先生说有一桩在俄罗斯投资矿场的事宜，问徐明是否有兴趣。徐明接了电话，告之自己在香港，让C先生把相关资料传真给在大连的秘书，两人约定等徐明回大连后再当面沟通。此后C先生再打电话，怎么也联系不上徐明，问秘书也不知道他的行踪。他后来看报纸时惊出一身冷汗——2012年2月5日晚上，为王立军与薄熙来调和失败的徐明等三人搭乘徐明的私人飞机，从重庆直飞香港，后来转飞澳大利亚观望。不见有异才再回大陆，随即便被控制。
2012年2月初，王立军与美国的李昌钰联络，说有一名外国商人在旅馆里死亡，需要他的专业知识进行法医学鉴定，他会派两个人专程送血液样本到美国去。然而李昌钰在美国等不到人。王立军本人在2月6日跑到美国领事馆去请求政治庇护。澳大利亚记者高安西（]ohn Garnaut）当时被请到美国领事馆当翻译，他说他一进图书馆里，王立军开口就讲谷开来谋杀海伍德的惊人故事。
……至此，另一场大戏又开始了……
谷开来的父亲谷景生2004年去世，母亲范承秀今年己九旬高龄，曾经在重庆生活过一段时间，现在由四女儿陪伴住在北京东四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据一位2013年夏天探访过她的友人介绍，老人家至今无法接受谷开来杀人的现实。“以前门庭若市，现在门可罗雀。”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至此，这场交织着权力、金钱、爱情、阴谋的一场人间大戏全部落幕。这样的故事其实并不陌生，古今中外一直在上演，却又不断在重复。
有人曾经问过薄瓜瓜：如果你妈妈掉进海里了，你爸爸也掉进海里，你救谁？薄瓜瓜说：那我也跳进海里，我要和爸爸妈妈在一块儿。而现在，他一个人在美国上学。

（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