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公学的中国少年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开通地下交通轨道的城市，伦敦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从伦敦市中心坐地铁到Marylebone，再换火车，沿西北方向行驶，经过著名的温布利球场，不到半小时就到了著名的哈罗小镇。
这一站的站名是Harrow-on-the-Hill，从字面上翻译，“山上的哈罗”，著名的哈罗公学就建在山坡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也曾在这里取景。整个高地全是学校的资产，许多地方都标有：私人地界，不得入内。虽然从地理距离上讲，这里离伦敦并不算远，但是一出地铁站，就立即感觉到这里完全是两种氛围。离开了城市的喧闹，一切都安安静静的。除了山脚下西敏寺大学哈罗校区的门口有一些学生模样的人在抽烟、闲聊外，整个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影。
1572年，一名哈罗本地的富农——约翰·利昂从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那里获准在当地建立一所面向本地农民孩子的学校，这便是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哈罗公学的兴盛和维多利亚时代英帝国的全盛是不可分的。丘吉尔、拜伦、约旦国王侯赛因、印度前总理尼赫鲁这些世界级名人都是哈罗毕业生。1941年，正值“二战”最严峻的时刻，丘吉尔在哈罗公学对着800多名学子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说，成为当代英语文学的名篇。
哈罗公学是英国著名的男生寄宿贵族学校，每年招生规模约在800人左右。像这样的学校，目前在英国也只有4个。在主路边上，每隔几百米，便能看到一处独幢小楼，这些被称为“House”的小楼，就是哈罗学生们的宿舍，在哈罗公学一共有12幢学生宿舍。造访哈罗的这一天，是12月19日。在哈罗公学的接待室，中年女老师一脸遗憾地说：“对不起，现在学生和老师都放假了。”
哈罗小镇的主街上有一家规模不小的商店，橱窗里展示着不同颜色的制服、礼帽与皮箱、皮鞋的搭配，这家商店是专门为哈罗公学的学生提供服装的。“这里的规定很多，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衣服。”老板热情地介绍起来。他指着挤得满满的衣架上的一套衣服说：“比如，打板球的衣服就有9套，每套有不一样的竖格和颜色，代表不同的队伍。这套衣服只有在一周两次的板球运动时才可以穿，不会在其他任何场合出现。”老板在这里开了好多年的店，跟这里的学生们也都混熟了。看记者的东方面孔，他还能随口说出几个日本或中国香港学生的名字。“这里管得很严，即使你的家离这里只有2英里远，你也得住校！”
2000年，不满13周岁的中国少年薄瓜瓜进入哈罗公学，成为当年的800名新生之一。他和其他16个男孩一起住进了Rendalls House。像英国的很多建筑一样，薄瓜瓜住的这幢宿舍也散发着幽幽古意。这幢建于1853年的砖楼，原名为Grove Hill House，1912年被重新命名为Rendalls。“二战”期间，因为学员骤减，这里曾被另一所大学占用，直到1946年重新回归哈罗。在这里住过的哈罗学生，有的后来成为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作家或将军。有趣的是，这里还有一位中国人熟悉的名人，他就是《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BJ单身日记》、《诺丁山》以及热播情景喜剧《憨豆先生》的编剧理查德·柯蒂斯。
不过，对那时的薄瓜瓜来说，他可能还无法用好奇的眼光和轻松的心态来体味这个全新的世界，虽然他将与之相处整整6年。这个少年当年正处于和母亲分离的痛苦中。薄瓜瓜后来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曾坦承那时候内心所受的煎熬：“一下子到了完全陌生的环境，特痛苦，特别想家人，尤其想妈妈。

但是新生不允许用电话，一个月后才可以每周打10分钟，我就给妈妈狂发E-mail，可是老师已经给家长布置过，第一个月家里要和孩子中断一切联系，必须让孩子独立闯过这一关。我那时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不回信，就不停地发——‘妈妈你在哪儿？我想你！你在哪儿？怎么不给我回？’一周就发了80多封。但为了锻炼我，妈妈就是不回复。那时候正好学校放一部电影，叫《Snow Man》，就是讲一个小孩和他爸爸的感情，他爸爸是怎么死的，变成雪人回来。我当时看着电影特别想哭，就赶紧跑到厕所去了。”
“想家就捂着被窝哭呗。一开始都是很难受的，逐渐习惯就行了。”若干年后的薄瓜瓜在接受采访时以轻松调侃的口吻来回顾那时候的自己。那时的他除了经受心理上的考验，还有来自实际生活的磨练。哈罗公学校风严谨，学生从中学时期就开始接受始于16世纪的传统精英教育。“学校管理非常严格，周末不放假，连本地学生也见不到家人。开始每星期只有60便士的零花钱，等于七八元人民币，就买点糖，要是被查出来都会被没收。”
后来他也学会了和老师“斗智斗勇”：“我原来画藏宝图——怎么去藏这个吃的，不管是垫子下、床底下，还有墙上的画后面。唯一自己的隐私是一个小箱子，我就在里面装各种各样的吃的，就是中国带过去的香肠、方便面之类的。但有一次他们（学校）大搜查，把我的锁都撬开了……我们半夜做秘密活动，等夜深人静后，把枕头套子扯出来，悄悄地踮着脚尖走下楼梯，走过一个长的走廊，然后跑到厨房，吃一些剩下来没收走的东西。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你踮着脚走路的时候能听到老师在那里聊天；到了厨房把不管什么东西都往枕头套子里放，然后像圣诞老人一样再扛回屋子里来大家分，黑灯瞎火地拿手直接吃。”
我联系到一位在伦敦的老师，他恰好在薄瓜瓜就读哈罗期间在那里工作。“他彬彬有礼，是被西方教育塑造出来的正常孩子。”谈起他记忆中的薄瓜瓜，这位知情者说，在哈罗公学，他亲见很多这个年龄的孩子终于离开父母的监管，整日在宿舍里逃学、不上课、玩游戏，“还有的私立学校也有女孩子拿父母的信用卡，买奢侈品等。可是瓜瓜没有这些毛病”。他甚至有些不自觉地捍卫在他心目中的那个阳光少年。
作为世界级的著名学校，能进到哈罗公学里的外籍男孩，多少都有些不同的家世或背景。来自哈罗公学里的这位知情者说：“能进到这里的，当然都是有背景的。校方对这些孩子的信息都保护得很好，不会随便泄露出去。在这里，没有人把薄瓜瓜当成一个特殊孩子。外国孩子根本不在乎他是谁。中国学生里面，还有比他背景更厉害的，只不过大家不张扬。”在这位知情者眼里，薄瓜瓜就是哈罗公学里的普通学生，如果在哪一方面稍显特殊的话，这位知情者回忆说，如果学校有一个星期的假，普通孩子会留在英国，而“他可以回国”。“不过这在前几年还显得特殊些，最近几年，从大陆来哈罗读书的有钱人家的孩子越来越多，有这样条件的学生也非常多了。”他补充道。
在这位薄瓜瓜曾经的老师看来，外界后来对这个少年的很多传言都是误解、甚至扭曲。“他是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没有犯过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后来看到他的家庭变故和关于他的很多传闻，我都蛮同情他的，也多少为他抱不平。他的很多小毛病被放大了，其实他跟其他小孩子没什么区别，甚至比别的孩子更好。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从小就看到一般孩子看不到的世界。其实他即便没有那么多钱，也能养活自己，过上不错的生活……”言语里颇为惋惜。
深宅里的童年
薄瓜瓜是1987年12月17日在北京出生的。据说薄一波为这个薄家第三代取的正式的名字是薄旷逸，而姥爷谷景生见这个孩子憨态可掬，就给取了个“瓜瓜”的小名——这大概是谷家的传统，薄瓜瓜有一次告诉媒体，他的一个表姐叫果果，一个表妹叫桃桃。

“瓜瓜”后来便成了他的大名。
一位了解薄家的知情者说，瓜瓜小时候，一直被放在谷家，由外公外婆照料。谷开来大部分时间都与薄熙来住在大连，“只有孩子生病的时候她才回去”。谷家有五个女儿，谷开来是最小的一个，四女儿谷某一直单身，瓜瓜的生活她也照料颇多。薄瓜瓜后来半开玩笑说，四姨是唯一对他“板脸的人”。有一次因为瓜瓜理发时嗑瓜子，四姨觉得不礼貌，让他写了一份“足足有两页”的检讨，他笑称：“我的文科成绩一直很好，大概就和小时候写检讨有关。”其实他和姥姥、姥爷以及四姨最亲。
薄瓜瓜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回忆的一些细节也让人颇为怜惜。“爸爸妈妈很少见到我，我一直在北京，他们在大连。我从小就习惯拿一个小本儿，然后就拿那本随便乱写。好像跟本儿来对话似的，像一个朋友一样，我说它听。有一次爸爸、妈妈来看我，我就不让他们走，抓着他们。他们就想尽办法，后来就说那咱们玩捉迷藏吧。然后我在那儿数数，正数着数呢，一睁眼，怎么人都没了？然后就看到他们坐车走了，我当时就好像哭得挺厉害的，然后也要追出去……挺难过的。”
一位知情者形容儿时的薄瓜瓜“虎头虎脑、人见人爱”，“开来特别宠他”。“瓜瓜没有过过普通孩子的生活。他从小生活在深宅大院里，平时有警卫员照顾，出门坐汽车，不知道外面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薄瓜瓜称自己的姥爷谷景生为“黑眉毛爷爷”，爷爷薄一波是“白眉毛爷爷”。“跟我白眉毛爷爷每周见一次”，“都没有‘怕’他们这一说，他们都是非常和蔼可亲”。也许是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家人也特别宠这个孩子。
一位见过瓜瓜的朋友还清楚记得20年前在谷开来的父母家，薄瓜瓜淘气地藏在沙发背后给他变魔术的一幕。曾在“开来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的一位员工，则记得另一个细节：某年大连组织赈灾捐款，谷开来还特地以“薄瓜瓜”的名义捐了一笔钱。下面的员工们本来一直在私下里偷偷议论瓜瓜的大名是什么，当看到捐款名单上印的“薄瓜瓜”三个字，才知道原来这就是孩子的大名。
几年后，薄瓜瓜读了景山学校。在拥有很多“红色子弟”的景山学校，薄瓜瓜的身份并不显得特殊。一位老师回忆，薄瓜瓜“就是普通的小孩儿，并不是特别拔尖”。而数学老师对这个有着“长圆的鹅蛋脸”的学生的印象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有时候文静得像一个女孩子。”那时身体瘦弱的薄瓜瓜给老师印象深刻的是，隔三差五的假条，“请病假比较多”。
瓜瓜9岁时写过这样一首小诗：“时晚民子遇，独院无父存。要知答明归，作真忘盼儿。”“诗的内容讲的就是傍晚放学，家长都来接孩子，而他却看不到父亲，父亲在外地。听说明天要回来，但他工作太认真，竟然忘了期盼着他的儿子。”薄瓜瓜后来说，薄瓜瓜当时的班主任回忆，有一次薄瓜瓜写了一篇《小雨还在沙沙下》参加景山学校的作文比赛，这篇作文是专门写他父亲的。
不知道这段经历是否造成了谷开来对儿子的一种补偿心理。作为母亲，谷开来对瓜瓜的爱更是众所公认的——暂且抛开怎么评价她的“爱”和这个“爱”导致的结果。与谷开来早期合作过的C先生说，谷开来心气颇高，虽然后来她也曾以一名成功的职业女性形象走向世界，与海外打交道，但是毕竟彼时已人到中年，错过最好的年龄，所以她对瓜瓜寄予很高期望，特别希望身边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人，如C先生，能多影响和指引瓜瓜，让他成长为西方文明世界里一名标准的“绅士”。
像瓜瓜这样出身的孩子，从小拥有的资源当然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所能比拟的。他很小就曾被带到国外参加夏令营，去过日本、美国开眼界。虽然景山学校在中国也是很多普通阶层望尘莫及的“贵族学校”，但对薄瓜瓜和他的母亲来说，这里显然不是与他们期望相匹配的一个选择——薄瓜瓜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在学校，他拒绝上英语课，因为英语老师的发音在他看来“很不标准”。

初探英伦
现在看来，薄瓜瓜2000年得以进入哈罗公学读书，是他与母亲谷开来的一个“阶段性胜利”。去哈罗公学读书的想法，应该是薄瓜瓜在1998年的第一次英国之旅萌生的想法。据知情者透露，谷开来大姐的女儿当时在英国读书，而“家里人分析，英国的英语最标准”，于是英国成了最终目标。一番商议，谷开来决定带着薄瓜瓜先去英国看一看。1998年初，利用瓜瓜放寒假的时机，C先生与徐明、谷开来带着薄瓜瓜一行四人去了英国，C先生回忆，此行他们参观了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当时还联系到台湾一位政界名人的儿子为他们做翻译、介绍。
毫无疑问，为这次英国之旅全程买单的人，是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徐明就是付钱的角色，一路走一路付。”从英国考察一趟之后，他们又去了德国和奥地利滑雪。C先生回忆，徐明身上带了很多现金，以至于他们在入某个海关时遭到了移民官的怀疑和盘问。英语不好的徐明一度手足无措，在海外闯荡多年的C先生没有慌张，他向移民官展示了这一路的头等舱机票和五星级酒店预订单，告诉对方：中国还不太习惯用信用卡，但是这些材料证明我们有支付能力、也需要这些现金来支付未来的行程。四个人于是顺利入境。
“徐明是我介绍给开来的。”C先生说。徐明在1992年成立了大连实德机械工程公司，正赶上大连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他承揽了大连站前胜利广场、星海湾、金石滩高尔夫球场等30多个大型土石方工程而使财富几何级增长。当时“徐明就经常因为企业经营、海外投资等方面的问题向我请教。当时徐明只有二十出头，人很聪明，不爱写字，但什么事情都记在脑子里”。
C先生回忆，当时大连市有一家建材厂，“只有一两条生产线，做不下去了”，徐明把它盘了下来，开始生产塑钢材料。当时正值大连市政改造，“他免费给市政府大楼装了塑钢窗”，经此合作，实德的塑钢门窗被大力推广。1996年，大连市多条主干道两侧建筑及部分住宅小区居民楼须安装塑钢门窗。
C先生也评价徐明“是天生的公关家”，“为人也比较仗义”，虽然徐明后来身价和社会地位一度暴增，但是他一直对C先生“毕恭毕敬”，“人前人后必称老师”。
这一次欧洲之行大家玩得都很开心。C先生后来说：“那时候只是去看一看，因为瓜瓜英语还一句都不会，更没考虑以后学费之类的具体问题。”不过回国后，上了初一的薄瓜瓜从景山学校退了学，一心准备出国读书。
1999年12月底，谷开来带着薄瓜瓜第二次前往英国，与上一次走马观花不一样，这一次，这对母子做好了长期生活在此的打算。这个决定对当时刚满12岁的薄瓜瓜来说，也是个颇有压力的举动。他后来在接受某电视台采访时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一开始最早到英国那是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前途。”一方面他已经离开了景山学校，另一方面在英国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学校，“假如说不能开创出一条光明的道路的话，那等于说两边都耽误了”。
客观说，薄瓜瓜最终能进入哈罗公学读书，与自己的努力还是分不开的。他后来回忆说，他和妈妈到了英国才发现进哈罗的难度。“听说英国人刚出生就得报名，还要在指定的预备学校考察好多年，最后参加全英统考，过了关才能入学。而我当时连英文也不懂。”薄瓜瓜先是上了短期的语言学校，然后又进入派威克预备学校（Papplewick School）学英语——这家学校的学费一年2万多英镑，但它显然没有成为这对母子的障碍。
“我当时是憋在屋子里每天背100个单词，先是在桌子上背，后来滚到地上背，前后挣扎，所以英文完全是突击出来的。”薄瓜瓜的进步很快，给了想帮助他的人以很大信心。

“所以他们还是鼓励我报考哈罗。”哈罗公学也给了薄瓜瓜一次面试的机会。“之后就宣布给我一个附带条件的机会——参加当年的全英入学统考，并规定了成绩线，结果我的成绩除了拉丁文得B，其他六门都得了A。”
值得一提的是，薄家“出事”后，很多媒体都写是海伍德（也译作尼尔·伍德）帮助薄瓜瓜进入的哈罗公学。据一位与薄家关系密切的G先生称，海伍德那时候还不认识薄瓜瓜，与他的入学完全无关。G先生透露，当时他们是通过伯恩茅斯那家语言学校的介绍，认识了一位“皇家英国军团”（Royal British Legion，这是一个为英国现役与退役军人募款的慈善机构）的义工范多·维维安-梅（Fido Vivien-May）。而这位义工证实他确实曾帮忙薄瓜瓜申请哈罗，但“那孩子得以入学，完全是因为成绩优异的缘故”。
同样毕业于哈罗公学的英国记者吉米介绍，像哈罗这样的私立学校，通常都比较重视传统。“普通的哈罗校友也可以写信给负责招生的人，他们会考虑安排面试。这种资格都是平等的，不会因为写信人的身份不同而有什么特殊待遇。”作为世界著名的贵族学校，哈罗公学的门槛之高也是可以想见的。不过另一方面，无论哈罗还是伊顿，它们也都有招收外国权贵阶层的传统。“近几年，它们也多鼓励外国学生来哈罗。”“如果一个人在推荐信里写，他是共产党一位高官——而且很有前途的一位高官——的儿子，我想学校也会认真加以考虑的。”
不管怎么样，薄瓜瓜如愿以偿进了哈罗公学。后来的很多宣传报道都将薄瓜瓜定义为“哈罗公学500年来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我们无法确认这一点，但是这至少给了他的父母无尚的自豪感。
海边小城
谷开来带着薄瓜瓜第二次造访英国时，她并没有把落脚点选在伦敦，而是英国南部海滨城市伯恩茅斯（Bournemouth）。据知情者介绍，谷开来姐姐在英国读书的女儿此前为她介绍了这里一家叫“多赛特”的语言学校（Dorset International College）。这家语言学校的创办人与谷开来在北京一家酒店见过面，大概商谈了薄瓜瓜到此上学的事。虽然这家语言学校如今已经关闭，但是当年谷开来带着薄瓜瓜正是投奔它而来。
伯恩茅斯以气候温和的旅游胜地闻名，这里有顺着海岸线一直延伸的白色沙滩。薄瓜瓜后来在接受某电视节目采访时还提到：“我记得当时看着辽阔的大海就非常感慨，因为不知道前途会是什么样子。”
经语言学校帮助，谷开来在伯恩茅斯靠海边一幢叫作基思顿（Keystone House）的公寓里租房住了下来。由宝马经销店改造而成的基思顿是一幢三层楼房，下面两层是办公用房，只有三楼用于居住。房东理查德·史达利（Richard Starley）至今对谷开来有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说，谷开来平时很有礼貌，行事低调稳重，“是一位端庄的女士”。
在房东史达利印象中，谷开来“是一位好妈妈，处处关心儿子，为儿子着想”。起初，谷开来把时间更多地花在支持儿子的学业上。语言学校的人士回忆，她先是走路把12岁的儿子送到学校，然后会在小城的高档餐厅享受美食，或者为客人们泡制绿茶，还与当地人练习英文。虽然谷开来在伯恩茅斯生活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一篇英文报道说，“许多和谷开来打过交道的人都为她着迷”，当地一家名为瓦伦蒂诺的餐馆老板形容她“美貌动人”。
不过，谷开来也并没有把自己的角色仅仅限定在一个“陪读妈妈”上面。从基思顿的公寓房间远眺，能看到一只固定在半空的热气球，叫“伯恩茅斯之眼”。气球能把游客带到约150米的高空，游客在热气球上将海边小城的美景尽收眼底。

彼得·贾尔斯·霍尔是这一气球观光项目的所有者和运营公司——Vistarama Balloon Systems的总经理。有一天，一位中国女性找到他说，她认为自己在中国的家乡城市也应该有一只这样的热气球。霍尔后来才知道，这位女士所说的“家乡城市”，正是与伯恩茅斯有些类似的海滨城市大连；而这位介绍自己叫Horus的女士的丈夫，就是这座城市的市长。
在霍尔眼里，谷开来“穿着永远无可挑剔”，但是他也显然洞察到了这种个人魅力所隐含的另外一些信息。霍尔说，虽然谷开来住在一个普通公寓，但是她精致的装束和她对钻石、翡翠的嗜好展现了她的财力。“她让人眼前一亮。永远的细高跟鞋、短裙、丝袜，非常昂贵的珠宝。”霍尔说，“当你看见她走在街上，你看着她，你就会知道她极度富有。”
霍尔回忆，谷开来当时提出“气球看起来是红白相间的足球”，说大连一家赞助了一个当地足球俱乐部的化学公司打算买它。“她起初是迷人而礼貌的”，但是双方渐渐出现了一些不愉快。据霍尔说，气球绞盘——将气球拴在地面的部分的价格是10万英镑，但是谷开来要求霍尔写25万英镑，其中15万英镑是给瓜瓜交学费。“我们不可能这样做。我们的财务人员无论如何不可能允许这样。”霍尔说，被他拒绝后，谷开来很生气。谷开来希望这个气球能在2000年早些时候，赶在大连的一场重要活动之前交付而未果。霍尔后来称“谷发出了愤怒的威胁”，“我们想，哦，天呐，她变得非常丑陋了，她的脾气实在是阴晴难定”。
霍尔还记得，一些气球支付款的支票上写着“大连保税区”，可是他被告知是一家塑料公司支付了费用——后来证明，是徐明付钱买了热气球。当时的计划是，“一只气球将被安装在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的体育馆外”，“另外一只将被带往中国各地进行展示，以期能被卖到其他城市”。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耗资不菲的大连热气球项目命途多舛——热气球还因为一场焰火事故被毁。它“生命”的最后一次“露面”，是以“直升飞球”的正式名称，出现在对薄熙来的“受贿罪”的指控上。谷开来作证说：“我向薄熙来说了徐明想做这个项目，最后市政府就把这个项目放在了大连的星海湾广场上。”不过现在很多大连人对这个昙花一现的项目并无多少印象。
建筑师的“友谊”
虽然那只“伯恩茅斯之眼”的热气球如今已香消玉殒，不过网上至今还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徐明与谷开来一道乘热气球“考察”的照片。只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照片的一角还有另一个“乘客”，他就是后来被称为“德叔”的法国建筑师德维尔（Patrick Henri Devillers）。
1960年出生的法国人德维尔1987年来到中国，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中文和建筑。据一位认识德维尔的知情者介绍，在上海期间他结识了未来的妻子关杰。关杰是一位出色的古筝演奏家，也是红色革命家关向应的侄孙女。1992年，德维尔跟随夫人来到关杰的老家大连，并在大连一家设计院谋到了职业。
C先生很早就认识了德维尔。他回忆，当时是其夫人关杰从中穿针引线，介绍他们认识。因为需要一些多元化的背景，德维尔后来在C先生的顾问公司做“无薪顾问”。1994年，厦门举办了一个关于中国市场的大型研讨会，C先生主持开会，谷开来做了一个关于中国投资法律的演讲。应C先生之邀来厦门的德维尔，经C先生介绍认识了谷开来。德维尔后来告诉法国媒体，因为客户欠款，他找过谷开来求助，后来与她全家成了朋友。“她十分精明，表达能力很强。”
上世纪90年代，正是薄熙来在大连大力打造市政建设之际。在喜爱艺术的德维尔眼中，大连因此成为一个富有生机的城市，“薄熙来使全市充满了活力”。

德维尔说，薄熙来对他的一些看法有兴趣，“觉得我是个艺术家”。但德维尔否认他在大连挣到很多钱，他说他的设计方案没有得到过资助，他在大连的时光是“失去的十年”。一位认识他的人士说，虽然他是最早在大连开设计公司的建筑师之一，但德维尔的生意做得并不大。“他的方案出得很慢，很多客户没耐心等。”
大连时期的德维尔也并没有给外界留下“与薄或谷关系很亲密”的印象，所以当谷开来后来在庭审的证词里提到，“2000年时，我带瓜瓜去英国留学，是德某某陪我们去的”，他的一些朋友还颇觉意外。
德维尔后来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对一切传闻都予以否认。他说：他与薄家是友谊关系，受邀去薄家做过客，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叫他叔叔，他受命陪薄瓜瓜前往英国，但从没领到过薄家的经济报酬。不过，后来陆续披露出来的一些新闻，包括德维尔本人后来在法庭上的证词都表明，他与谷开来母子的关系远非“友谊”所能涵盖，他至少曾经是谷开来在英国经济活动的一名重要参与者。
薄瓜瓜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忆及初到英国时的诸多困难：“那时比较苦，吃、住、行样样成问题，没有任何人帮忙，几天就要换个地方住。”薄瓜瓜说有一次，妈妈领他去一个新住处，又小又暗，条件特别差。“我一进屋就说：‘这不是贫民窟嘛！’妈妈一句话也没说。后来我对自己的态度特别后悔。”
不知道是不是儿子的态度让她下了决心，谷开来后来在法庭作证时说，她带瓜瓜去英国时，“当时住房非常困难，所以我就想在英国以外买套房子”。谷开来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德维尔，德维尔建议在法国尼斯、戛纳地区买房作为投资经营，“还可以把房子出租获得收益，而且那里的房子还可以保值增值，还可以度假用”。德维尔的建议深得谷开来之心。
身为建筑师的德维尔自然承担起物色房产的任务。他后来在法国尼斯和戛纳之间找到了一栋叫圣乔治的别墅，他后来提供的证词说：“圣乔治别墅位于戛纳的松树大道7号，一共三层，房屋面积有350平方米，总占地面积有3950平方米，带独立花园、游泳池、车库等。”他带着谷开来专门去了趟法国尼斯戛纳看了这套别墅。谷开来看后十分满意，决定购买。谷开来后来在法庭出示证词时说，她的想法是把这套别墅“将来留给儿子瓜瓜”。“作为经营性物业，对外出租，可以有稳定的收入”，而她的初衷看起来也显得很“单纯”：“因为我希望瓜瓜好好做学问，不为生计奔波，影响了前程。”
谷开来让德维尔与别墅的房东谈好了价格：房款总价是220多万欧元，大概合200多万美元，连同装修一共需要300多万美元。“选中这座别墅之后，徐明正好来英国看我，我就跟他说了我要在法国尼斯戛纳地区买别墅的事，大约需要300多万美元。徐明当场表示由他出购房款，我同意了。”
根据谷开来自己在庭审现场的供述，2000年9月，她和德维尔通过网络注册成立了“罗素地产公司”，两个人各持50%股权——因为法律规定必须有两个股东，所以德维尔只是挂了一个名而无真正出资。“他的股份实际上是代我持有的”，谷开来解释。成立这家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购买尼斯戛纳别墅，没有别的业务。公司注册好后，谷开来把罗素地产公司的开户行和账号告诉了徐明——徐明后来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证明他的公司当时汇了231.86047万欧元，折合323万美元到谷开来公司的账号上。
“罗素地产公司”只是谷开来与德维尔的公司之一。英国公司档案显示，谷开来以Horus Kai的名义，和德维尔在英国还成立了另一家名为Adad Ltd的公司；他们登记的注册地址一模一样，都是伯恩茅斯的基思顿公寓，但当时德维尔使用的是“卡伊”这个化名。不过，这家公司从未申报过任何账目，于2003年9月宣告解散——这个时间也与谷开来在伯恩茅斯公寓的租借一致。

2003年，开发商欧蓝姆（Phillip Oram）买下基思顿大楼，要求房客搬家，谷开来也搬走了。
值得一提的是，海伍德死后，曾有英国一家小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采访了一名声称是海伍德保镖的人——迈克尔·莱特（Michael Wright）。莱特称谷开来在伯恩茅斯居住期间，与海伍德关系亲密，且二人逐渐对此并不避讳。“我见过他清晨从她的卧室中出来，衣冠不整。”莱特说。莱特后来甚至还讲述了一个更惊悚的他如何打退欲来此行刺的杀手的故事。
而英国电视四台（Channel 4）去年特地制作了一档海伍德之死的纪录片，两位记者耗时一年多，把海伍德的生平调查得非常详尽。在伦敦，本刊记者约见了这部纪录片的采访者之一。她曾亲自去伯恩茅斯采访过，她非常肯定地说：“那完全是个谎言，是典型的英国小报作风。海伍德根本不可能出现在那幢公寓里。”
甘苦往昔
当年的谷开来，实际上多少也是带着一腔幽怨去的英国。“把薄瓜瓜带到英国去上中学完全是她一手操办的，给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甚至这个事情是有赌气的性质，在此之前我有过外遇，而这个事情呢，她表示非常愤怒，她把瓜瓜带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赌气就走的。”薄熙来后来在法庭上曾做过这样一番陈述，虽是寥寥数语，但也是对那一时期他们夫妻关系实质的真实描述。
2013年8月，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虽然本人没有现身，但是已在服刑期的谷开来用出具证言的方式，成为指控薄熙来某些罪名的重要证人。夫妻一场近三十载，最终竟以这种方式相遇，又以一场审判而结束，这令了解他们感情经历的一些亲朋好友们不胜唏嘘。
曾经，他们的结合被视为“郎才女貌”+“志同道合”这种最佳夫妻模式的最佳样本。
众所周知，谷开来也是一名地道的“红二代”。谷开来的父亲谷景生是山西人，早年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谷景生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政委，与军长秦基伟一起开赴朝鲜，参加第五次战役，后来又出任国防部五院政委、党委书记。
谷景生的夫人范承秀是范仲淹的后代，14岁即参加革命，当过八路军、游击队长，“抗战时期太行山区著名的才女、妇救会干部”。1957年，心直口快的范承秀因帮着知识分子说话而被打成“右派”和“反党集团”，有关方面要谷景生与妻子离婚。“当时，全军授予将军军衔的高级干部中被打成‘右派’的，唯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同志一人，将军的妻子被打成‘右派’的唯谷景生同志一人。谷景生同志当时正在国防部五院，是受到重用之时。妻子怕连累他，也提出要离婚。然而，谷景生同志却断然拒绝……他因此被调离五院降职使用，但他无怨无悔。”这是2004年谷景生去世时，薄一波发表的悼念文章里的一段。由此也可以看出，谷景生是一位有情有义之士。
1958年11月15日出生的谷丽——后改名为谷开来——是谷家五姐妹中最小的一个。1966年，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谷景生和范承秀都成了首当其冲遭殃的老干部。当谷家遭受巨大变故时，谷丽只有8岁。父母相继被关押，四个姐姐又都被赶到农村。一位了解谷家情况的知情者说，谷家的其他四个女儿因为年龄稍大，“文革”前上学的上学、当兵的当兵，相对而言，小女儿谷丽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一篇介绍谷开来早期经历的文章说，小学还没有毕业，谷开来就不得不上房当泥瓦匠，还到副食品店操刀卖肉，卖肉时竟还是个叫人目瞪口呆的“一刀准”。“后来，为了更长远的生计问题，她决定学门手艺，她开始学弹琵琶，聪颖的她一学就会，很快就达到了专业水平，被确定为独奏演员。

在北京电影乐团录音棚中为电影录音，《毛主席逝世》那部纪录影片的琵琶伴奏，就是谷开来演奏的。”——据一位了解谷开来的知情者说，谷开来的琵琶确实弹得非常好。有时出国访问时，兴之所致，她也会为客人们表演一段琵琶。但是对于她为那部纪录片伴奏，这位知情者则表示怀疑。
我得到的一份谷开来早期的简历是这样写的：1973年参军，1975～1978年，在北京西城棉织厂当工人。1978年，谷丽参加了刚刚恢复了第二年的高考。后来有文章说，“因为坎坷的童年使她根本没学过数学，几近交白卷，但是她的文学答卷才情过人，竟一下就考上了北大法律系”。
1978年2月，原在北京市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当工人的薄熙来也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与谷开来相比，他此前吃的苦更多一些。“文革”时，薄熙来被关押在北京市立水桥北苑少管所，进“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近5年。因身高脚大，买不到尺寸合适的鞋子，脚都冻伤冻肿，薄小莹看到后，回家一针一线地为哥哥做了一双合穿的鞋子送到牢房去。薄熙来收到后大为感动。薄熙来后来告诉身边的人，他此生最感谢的人就是五妹薄小莹。“妹妹探监的时候给我送被子，被子里面藏着包子，陷在棉花里。”薄小莹后来也作为亲属，几次出现在济南中院。据参加过庭审现场的一位亲历者说，薄熙来每次进入法庭，都向亲属席方向看去，“他的眼睛一直在找他的亲人，到处看，一直到看到时为止”。
薄熙来出事后，“‘文革’当中踹断父亲三根肋骨”的传闻一度流传甚广。早期接近薄家的C先生说，这种说法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见诸海外一些媒体，薄熙来对此也有耳闻。有一次闲聊中，薄熙来主动向C先生提及此事。他反问对方：“如果我真的像他们传说的那样，把父亲的肋骨踢断，那父亲后来还会原谅我吗？”他又说，父亲薄一波也是看重中国传统价值和伦理道德的人，如果他真的做过那种举动，那是绝对不会得到父亲原谅的。薄熙来又对C先生说，薄一波恢复职位后，只让他搬进中南海跟他一起住，言外之意薄一波还是最喜欢他这个儿子的。
相比于薄家，谷家平反得比较晚。一位知情者还记得，谷开来当年跟他讲述如何为父亲早日平反、获得工作机会而奔忙。“他们家在80年代后期才分到比较好的四合院，他们家没有儿子，女儿们都挺顾家，两个老人能镇得住。”这位知情者说，谷景生年轻时一表人才，而谷开来的长相和性格更多遗传自父亲。年轻时的谷开来灵动清秀，面相丰润。一位熟悉她的知情者说，她对自己长相唯一不满意的是腮骨过方，“耳后见腮”。某一年，谷开来告诉朋友，自己皮肤上长了东西，需要做手术。再见她时，整个脸型已有非常大的变化。
在与谷开来结婚前，薄熙来与北京市前市委书记李雪峰的女儿李丹宇有过一次婚姻。李丹宇是位军医，从当时的社会地位上讲应该是“下嫁”到还落魄的薄家。李丹宇后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薄熙来是在1981年儿子4岁生日那天，突然提的分手，之后李丹宇搬出了中南海，但却不同意离婚。两人最后对簿公堂，直到1984年，由法院判决离婚。
1984年，中央办公厅干部薄熙来到辽宁大连金县当县委副书记——一位知情者提醒，“文革”结束后，谷景生曾经带中央整改小组到东北工作过，薄熙来的选择应该与此有关。不过这个说法无从核实。
谷开来后来在正式场合都刻意强调是在1985年到了大连偶遇薄熙来，从而开始了一段浪漫的感情经历，避而不谈他们在北大共同求学的一年经历是否已相识。谷开来的三姐嫁的人，正是李丹宇的哥哥，而谷景生与薄一波都是山西出来的老革命，所以那时候的薄熙来对她来说也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物。而李丹宇怀疑薄熙来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可能已喜欢上谷开来。

为此据说她还告了好多年。
不管怎么样，谷开来当时是顶着一定压力嫁给薄熙来的，谷丽这个名字也是在认识薄熙来之后改的。一位知情者说，金州（当时的金县）著名的风景胜地“金石滩”也是他们一起取的名字，“金石为开，继往开来……这几个词来来回回的，他们觉得很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两人当时感情的深厚。
一位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认识谷开来的人士回忆，那时候还是北大法律系学生的谷丽说话柔声细语，写一手好字。谷丽也有出国深造的机会，但是她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追随薄熙来去了东北——薄熙来当时只是一个副县级干部，前途未明，这段感情之初也没有任何功利成分。那时候从北京探望他们的一位友人，至今还对两人当时的寒酸记忆犹新：“他们家里有一间屋子，里面只有一张床，外面用一个布帘挡着，上厕所、洗澡都得到外面用公共的。”见有旧故来，谷开来还有些尴尬，“她给我切了个香瓜吃，我回去就拉肚子”。这位友人回忆，薄熙来当时“穿一个灰不喇唧的工人装”，头发也乱蓬蓬的。东北小县城的日子，远非北京所能相比。日子虽然清苦，但两人感情甚笃。1987年底，他们收获了这段爱情的结晶——薄瓜瓜。
“金牌律师”
1988年，薄熙来出任大连市宣传部长，第二年当选副市长，仕途一路看涨。他的口才和形象也渐渐显出优势，与过去那个略显土气的县委副书记已不可同日而语。随着知名度和曝光率增多，关于薄熙来的一些传言也多起来。时至今日，我们没有能力去核实那些传闻的真真假假，但是据一位知情者透露，它对谷开来造成的伤害却是真实而深切的。
“我认为薄熙来是她第一个最爱的人，也是第一个伤透她心的人。她自认美貌但是有比她更美貌的，她觉得自己不受重视。”伤心之余也许还有委屈——当时虽然挂着一个“沈阳军区陆军学院讲师”的身份，但谷开来其实为了这段婚姻放弃了工作机会。知情者透露，谷开来一度情绪低落，曾打电话给朋友，流泪倾诉自己的痛苦，也曾有一些举动来伤害自己。
作为谷开来当时颇为信任的朋友，C先生劝谷开来不要在别人阴影下生活。“我劝她，不要迷恋做官太太，她完全可以利用她在法律方面的专长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谷开来对好友的意见也深以为然。一番酝酿，于是就有了曾经风头十足的“开来律师事务所”的诞生。据称，这是第一家以女律师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
谷开来很快在律师这一职业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信和尊严，她的气质、教养、学识和能力通过这一职业得到充分展现。在此期间发生最有名的事情，便是后来被称为“胜诉在美国”的诉讼案。当时大连一家化工厂因商业纠纷被美国企业告至法庭，“中国方面不出面应诉，被美国法院做了缺席判决，判以1400万美元的赔偿。此事也惊动了当时的经贸部部长吴仪。她说，大连惹的祸，中国银行不能出钱，你们努力吧；官司打不赢的话，大连市政府就要出这个钱”。参与此事的C先生回忆。当时薄熙来的压力也很大，“那是90年代，大连政府哪变得出来那么多钱？”1997年，大连方面决定组成律师团赴美应对，谷开来担任律师团的主要律师，C先生也以顾问身份加入律师团。
“我们当时确实比较辛苦，一个月内看了六麻袋的档案，从头到尾翻出来。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理由，成功说服法官召开紧急庭前会议，再给一次机会。”C先生解释说，“严格说来，这场官司不是‘胜诉’——实际上最后在重审的时候双方达成和解，我们支付了对方律师的律师费，起诉方则答应撤诉。这样也争取回来了1000多万美元。”
C先生出生于北京，成长于台北，曾经长期生活在美国。在美国诉讼期间，C先生说，他利用自己家族在政界和法律界的人脉，给谷开来安排了很多活动，包括在华盛顿拜访了爱德华·肯尼迪的家庭，到国会与范士丹（Dianne Goldman Berman Feinstein）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