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士丹是旧金山唯一的女市长，资深参议员。C先生希望能用这样杰出的女性来激励谷开来，坚持走自己的路。而谷开来的表现也令人称道。“开来很快就熟悉了外交上的场合、穿着、谈吐等等，她的衣服虽然不是很贵，但很得体。”

“她其实挺有个性的，但是她懂得掩饰，分寸拿捏也比较得当。”C先生回忆，中国律师团在洛杉矶的时候，为谷开来举办了一个“开来之夜”派对，很多人都为她的风采倾倒。当时与谷开来合作过的美国律师柏恩（Ed Byrne）形容她十分聪慧，美丽迷人，英文十分流利，是“中国的杰奎琳·肯尼迪”。柏恩回忆，当年打赢官司后，谷开来邀请整个法律团队及家属到大连旅游，“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柏恩说，这是他近20年接触过的“最奇异的案子”。
谷开来给合作过的另一个人——罗伯特·辛海因也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我认为她很有礼貌，非常善解人意，非常聪明。那些对她过于纵容自己、是一个魔女一样女人的指控，和我所见的绝对是180度的不同。”辛海因说，他们当时住在豪华的大连金石滩度假村，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晚上到酒店逐一与各位会面并握手，辛海因说他也对薄的性格魅力印象深刻，“他表现得更像一个美国政治家在公众中工作的样子”。
C先生曾陪同谷开来到日本参加“东京国际法学会”，他真实感觉到她的进步。“她的英语口语起初磕磕巴巴的，后来也讲得很溜。到东京演讲的时候，她也很下功夫，把15分钟的英文稿子全部背下来，给下面听众的感觉她的能力非常强，这个演讲是最得分的。”
这一时期，是谷开来作为独立的个体生活得最充实的时候。“她能表现自己的独当一面，她可以体现自己的才能，她讲话滔滔不绝，有条有理，周旋在世界各国人士的中间，处理客户的事情给外商留下的印象也很好。”C先生回忆。现在看当年那些照片，会感觉谷开来脸上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神情也非常自信。
曾在开来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一位员工至今还保存着她的一张名片。名片上，谷开来的中文名字下面印着Horus.L.Kai。右边还有两个头衔：“美国人文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民族文化研究所秘书长”。C先生解释说，那时候谷开来还喜欢从事文化活动，所以成立了一个中国民族文化研究所，经常带着一些书画家，到国外参加各种文化交流活动。
C先生回忆，有一次，他们一起去埃及等地参加一次文化交流活动，“在搭乘的埃及航空公司的班机上，我看到一本叫《Horus Magazine》的机上读物，我建议她说Horus这个名字象征太阳神，男女都适用，不妨就把英文名定为Horus吧，她也接受了，之后她律师事务所的英文名也注册为这个名字”。
在大连时期，她更多以“开来”的名字出现，而刻意抛掉自己的姓氏。大连一度传言她是中央另一名谷姓高级干部的女儿。知情者说，薄熙来当时也支持她走这条道路，他私下揣测，一种心理是“她至少不会总是再为那些事情和他吵”。
美国那场官司解决后，谷开来名声大振，甚至被媒体冠以“金牌律师”。当年某电视台还要以此为蓝本拍一部《胜诉在美国》的电视剧，男主角C先生选择了濮存昕，“开来”则选定了江珊。不过C先生说，当时只是先出了策划、制成宣传品，本想用于招商、引来投资，不料在上海电影节上反应平平，最后也没有真的开拍。
不过，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也让谷开来的“金牌律师”形象打了几分折扣。1998年，山西作家赵瑜写了一部40万字的《马家军调查》，披露了很多内情，引起马俊仁的强烈不满，对外宣称要起诉赵瑜；而“金牌律师”谷开来马上旗帜鲜明地站在他一边，声称“有人在借着马俊仁制造耸人听闻的故事”。不仅如此，她还出了一本《我为马俊仁当律师》的书，与马俊仁一道在大连、武汉、南京等城市签名售书。

与之相关的新闻报道当时也用很耸人的标题，诸如：“开来做好了替马俊仁当被告的准备”；“开来律师引火烧身，向我开炮！”
赵瑜后来写过一篇文章，用很微妙的口吻提到谷开来：“1998年春节后，为续写末章我在东北再会老马，老马曾告诉我，开来曾把名叫瓜瓜的儿子送到马家军训练，他们一家人挺支持我的。我问瓜瓜练得怎么样？老马笑而未答，我当时想，子女到老马这里来训练，孩子的家长在市里当领导，就更好支持老马了。”
这场纷争到最后不了了之，不过谷开来当时的举动被很多同行批为“业余”。C先生回忆，他看到谷开来到处为这本书签售，很不以为然。“我说开来，你是一个专业律师，你不要学艺人，在大连机场设个摊子签售，别人会怎么看你？”
不久，一位大连当地的记者化名在海外发表文章，指谷开来利用丈夫身份，在大连招揽生意。考虑到薄熙来对外的形象问题以及未来的政治前途，加之一些风言风语，1999年，大连的“开来律师事务所”关闭。
C先生后来也离开大连，搬到上海。以后，虽然每年仍与谷开来保持通话，偶尔也会在上海或北京见面，但两人除了寒暄生活上的琐事外，话题再很少涉及其他。在C先生心目中，那个曾经想努力做自己事业的一个优秀女性，已渐行渐远。虽然后来法庭出示的一些证词表明，谷开来当时在全国还有5个律师所，但是她基本上不再抛头露面。那个意气风发的“律师开来”也就此成为历史。
伦敦置业
“爸爸常常和我议论妈妈，觉得她很伟大，有思想、有创意，做什么事都做得非常好。当年办律师事务所很成功，为了避嫌，她在事业的巅峰期毅然选择了放弃。爸爸说，其实这不是一个人的损失，而是一个事业的损失。他甚至说，如果当时他自己退下来，支持妈妈去做，她会做得更好！她退出以后，就像隐居一样，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爸爸有活动让她参加她也不肯。我特别理解，她最不愿意被罩在爸爸的影子下，失掉自己。”这是薄瓜瓜后来对媒体讲的一番话。对那时的谷开来而言，一方面失去了自己的事业，一方面又不愿意生活在丈夫的影子下，于是儿子薄瓜瓜便成了她生活的重心和全部的事业。
当薄熙来在2000年离开大连到省里任职后，负气出走的谷开来正在异国他乡为孩子、为自己苦心经营着。在那些与她相识的人眼中，她是一位慈爱的母亲，为了儿子的学业搬到伦敦。一篇报道说：“她会在简朴的公寓里为朋友们准备热度恰好为84摄氏度的绿茶——据说这样可以避免烫伤茶叶；并且给来客们弹奏琵琶，一种类似于曼陀林的乐器。对一位中国高官而言，她是完美的妻子。”可是高官夫人的另一面，又是神秘莫测的。曾经与谷开来有过商业合作关系的一位英国人士透露，谷开来经常入住伦敦的文华东方酒店（Man darin Oriental）。这座酒店位于奢华的骑士桥街区，是全球最昂贵的酒店之一。
2013年底在伦敦采访期间，恰好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伦敦西区（West End）再次成为全球最贵的写字楼市场。伦敦西区长期是富人或社会精英居住的地区，又靠近王室权力中心。那里虽然没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或夸张炫目的写字楼，但其地价之贵，由来已久。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宫殿——白金汉宫以西约4公里处，是高级住宅集中的伯爵宫（Earl‘s Court）地区。在这个地区的一角，有一座红砖建筑叫Coleherne Court，它因为是戴安娜嫁给查尔斯之前的居住地而名声大振，身价不菲。
由海伍德之死引发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之后，英国媒体利用他们对本国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熟悉，顺藤摸瓜，在这个伦敦传统的富人区发现了跟中国有关的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2002年，标致（Peugeot）子公司PSA Wholesale Ltd想卖掉公司在Coleherne Court的一套公寓。第一个找上来的客户是一位法国男子。时任公司秘书的巴纳比·史密斯（Barnaby Smith）回忆，这名法国男子提出以“黄金地图公司”（Golden Map Ltd）的名义在香港办理了手续——这名法国男子即是建筑师德维尔。“黄金地图公司”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当时它没有借助任何银行贷款，就买下了这处价值73.6万英镑的房产。如今，这幢房产价值已逾150万英镑（约1500万元人民币）。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沿着这笔交易一直追踪到了香港，最终显示谷开来在香港经商的一名亲属也参与其中。

这套公寓面积157平方米，在房间里可眺望窗外的公园。有报道说，薄瓜瓜2006至2010年就读于牛津大学期间，它曾被用作薄瓜瓜的“单身公寓”。有趣的是，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后来特地走访了这幢公寓，当他向公寓管理员出示薄瓜瓜的照片时，对方竟然还记得：“啊！这不是WaWa吗？”看到薄瓜瓜的照片后，对方“立即提高了分贝”——瓜瓜的名字被欧美人叫作“WaWa”——“我记得很清楚，他住在一楼，房间很大，有三间卧室。”
买下Coleherne Court公寓的一年后，“黄金地图”再次出手，在2003年5月以46万英镑又购买了附近一套面积较小的公寓。这套一居室装修时尚，四周是一个玻璃暖房，通向一个花园。2011年9月，这套公寓被挂牌出售。2012年1月，这套公寓以略低于70万英镑的价格售出。英国《金融时报》调查称，这套公寓的出售得到马莎百货联合创始人的曾孙迈克尔·马克斯（Michael Marks）的协助。而马克斯似乎告诉过推销这套公寓的房产代理，他代表的是他在牛津和哈佛的同学薄瓜瓜。公寓在出售前进行了装修，花费约1万英镑。马克斯写信给这名房产代理，通知他：公寓中的一个保险箱得撬开并移走（因为密码已丢失），而房内的厨房设备与灯具可以留给新房客。
尽管房产权再次记在“黄金地图”名下，但这套公寓收到的水电费账单、维修发票及其他信件，上面写的收件人全都是德维尔。公寓的邻居们表示，2005年前后，这名建筑师曾断断续续地在这套公寓居住过——德维尔于2000年离开中国，妻子关杰则留在大连照顾自己的父母与幼子，两人在3年之后离婚。当时他告诉一名邻居说，他的感情生活很复杂：前妻在中国；他的一名华人女友带着十几岁的儿子住在伦敦。曾受德维尔之邀前来做客的一名邻居，在这套公寓中看到了“巨幅的中国城镇规划图”。
有一个细节是，在薄熙来庭审的案件笔录中显示：“谷开来出国时，有4000多万元人民币，300多万美元，50多万欧元，20多万英镑。”——2000年的时候，如此身家，实在不是一笔小数字。她凭借自己的财力购置房产，也是绰绰有余的。
哈罗校友
到哈罗公学走一圈，才深深体会到什么是“低调的奢侈”。表面看，这里的建筑都很老，从主路走过来，也并不能马上就看到大片吸引眼球的绿地。可是偶然穿过一条小路，站在半山坡上，却发现眼下赫然是一大片绿草坪，几十块大大小小的球场，不时传出少年们的叫喊声。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哈罗一共有20块板球场、9个高尔夫球场和12个网球场。
当年的薄瓜瓜就是这运动场上活跃的一个少年。有文章形容薄瓜瓜是“同学中公认的英式橄榄球球星”；而薄瓜瓜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哈罗公学期间，他报名参加了英国社会在学生中常年组织的“攻击性淘汰赛”，据说这是在全英所有公立学校开展的一项活动，要进行长达3年的残酷训练和淘汰，包括要过生死关、饥饿关、险情应变等等，由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特种兵军官担任教官，一轮一轮地淘汰。

薄瓜瓜参加的这一期比赛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8名学生，而他是其中唯一的东方人。
薄瓜瓜在哈罗公学的健康成长，也是薄家人颇为自豪并乐意公开的，否则不会引起一位正在大连闯世界的英国青年人的注意，他，就是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
海伍德曾经告诉朋友，薄瓜瓜是靠他才进入哈罗公学读书的，在他死后，媒体把这个说法当成事实报道，但是与薄家关系很密切的G先生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按照G先生提供的信息，海伍德在报上得知薄熙来的儿子在哈罗公学上学后，同样毕业于哈罗公学的他通过资源丰富的英国社会关系，动用他在哈罗公学的旧识，联系上了薄瓜瓜和谷开来——那时候谷开来已经住到伦敦西区的那所公寓里，以便就近照顾儿子。
“皇朝会”（Royal China）是在伦敦市中心贝克街（Baker Street）上的一家中餐馆。G先生说，2002年的某一天，薄瓜瓜母子在这里与海伍德有了第一次会面。“大连”和“哈罗公学”这两个共同点，把海伍德和薄瓜瓜原本处在遥远世界的两个人牵到了一起。
海伍德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次会面会在9年后导致了他的被谋杀。
尼尔·海伍德1970年10月20日出生于伦敦。他的父亲皮特是股票经纪人，母亲安从事电视直销业，上面还有一个姐姐。
一位靠特殊关系才得以获得采访海伍德家人机会的英国记者形容，他是“失落的贵族”。中文版维基百科上称海伍德是曾出任过天津总领事的著名汉学家翟理思之子翟兰思（Lancelot Giles）的后人，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个错误。据这位记者同行得到的独家消息，海伍德的曾外祖父，也就是他母亲安的爷爷叫约翰·巴尔·阿弗莱克（John Barr Affleck），是1935至1938年英国驻天津的总领事——不过海伍德的这位祖先似乎在他的祖国也几乎被淡忘了，用Google搜索了好久，最后才在英文版维基百科“天津租界地”（Concessions in Tianjin）的页面中，在历任总领事名单里，发现了John Barr Affleck的名字。
从1928年出任总领事的翟兰思在1934年任职期间死于天津。那位阿弗莱克应该是去接他的职位的。据海伍德生前向家人形容，他的曾祖父“是女王派来的”，“驻中国最高官员”。他也很以这位祖先为自豪，家里的墙上还挂着这位祖先的画像。约翰·阿弗莱克应该是有爵位的，但是海伍德向家人解释说，因为他不是长子长孙，所以他本人并没有获得象征贵族身份的爵位。
Harrovians（哈罗生），是专门称呼哈罗公学学生的单词，它包含了7位英国前首相。这样一个单词本身就是一种身份和阶层的暗示。海伍德从祖父、父亲到他自己都是Harrovians。据称哈罗公学很注重传统，哈罗生吉米解释说：“如果一个家族的很多人都上过这所学校，哈罗会优先考虑他的入学资格。”13岁那年，海伍德也顺利地进入哈罗公学读书。
海伍德当年的舍监大卫·培瑞（David Parry）至今仍保留着海伍德当年的照片。在他的印象中，这个有着蓬松而柔软黑色头发的少年并不是一个很勤奋的学生，“他以为进了哈罗将来会成为他的晋身台阶”，所以得过且过。培瑞说：“他身上有什么东西缺失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这很难表述。”
在初级会考后，培瑞特别警告海伍德，假如他再不用功的话，可能进不了大学。回忆这位学生，培瑞说，没有付出就不会有回报，“但在这一点上我对尼尔并不确定，因为永远有捷径可走”。
英国电视四台在2012年11月时，专门拍摄了有关海伍德之死的纪录片。为此，两位记者历时一年，采访了很多事件相关者。

在伦敦，这位英国同行告诉我，当时他们联络了海伍德在哈罗公学的30位同学，可他们除了记得他喜欢Talking Head乐队、运动不怎么在行之外，再无其他印象。尽管海伍德后来在中国的生活轨迹，很大程度上靠着他身上的“哈罗”标签，但是他在哈罗公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从未听到过他的消息。”培瑞说。他后来经常参加哈罗学生的婚礼和有意义的生日，“可是他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就这样离开了。这真有一点令人伤心”。
海伍德在高级会考中表现不佳，进入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念国际政治。华威大学“也不算太差”，是除了牛津、剑桥之外的第二级别的大学。在大学里，海伍德也没有给同学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在他的朋友眼里，海伍德是个“有魅力但却难以捉摸的人”。海伍德显然是个不安分的人。从哈罗公学毕业后，他曾开着自命为“骡子”的野营车穿越了大不列颠；从华威大学毕业后，海伍德曾在英国下议院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之后，他曾尝试开过一家电视制作公司，还曾通过在游艇上打工的方式，横渡大西洋去到美国，在佛罗里达一所做渔网的小公司里勉强做小时工糊口。为了省钱他被迫住在最廉价的旅馆里，整天与醉鬼、瘾君子混在一起。
海伍德生前曾告诉家人，他的姥姥当年跟随曾外祖父也在天津生活过，会说中文。虽然她在海伍德10岁那年去世，但是已经给这个孩子留下许多关于中国的记忆，遥远的东方因而也成了他一直向往之地。于是，海伍德在22岁那年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中文。1993年底，他在这所大学结识了未来的太太王某某。据熟知他们的朋友说，王某某是辽宁本溪人，个子高挑，长相漂亮。3年后，他们一起到了海滨城市大连安家。海伍德在大连一所中学找到了教英文的工作，他们在大连生了一儿一女。
做一名靠教英语来谋生的外国人，显然不是海伍德的目标。后来有文件显示，在大连期间，他就创办了多家公司，包括与朋友开了一家“海伍德与伯丁顿联合公司”（Heywood Boddington Associates），为寻求在大连和中国其他地方投资的外商提供咨询服务。据英国媒体报道，2000年，他在英国注册了“尼尔·海伍德联合公司”（Neil Heywood & Associates），“主要业务为撰写有关亚洲市场的分析文章，并为《经济学人》杂志撰写文章”。
2000年的某一天，时任英国驻华使馆负责商业的一秘凯瑞·布朗（Kerry Brown）接待了一个来自大连的英国人，说是咨询与中国女孩结婚的事情，这引起他的好奇。这个英国人便是海伍德。“他说他当时在大连教英语，那时候很少有英国人在北京以外的城市居住，我觉得和我的经历有点像——我以前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个地方教过英语；使馆的人通常都比较傲慢，因为这一层背景，我觉得我应该对他友善一些。”2013年12月21日，已在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任教的凯瑞·布朗，借回伦敦过圣诞节之机，在一家咖啡厅里向我忆起13年前的那一幕。在他眼里，海伍德人很随和，“是地道英国人的样子”。
凯瑞·布朗当时的工作划分，正好是负责辽宁以及东北一带的商务活动。“在大连的英国公司并不多，而有港口和机场的一些项目，大连方面想和英国合作。”于是凯瑞·布朗有几次去大连出差的机会。
“因为在大连的英国人不多，所以我去大连就找到了尼尔。我们在大连宾馆见面，他也没给我什么特别的印象，只记得他说开了一个语言学校，也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英国人。”布朗回忆，海伍德穿着很随意的毛衣和牛仔裤，不像当时许多在中国的英国商人那么精明，一心想发财，“他看起来似乎只是在混日子”。

布朗的印象中，当时海伍德（上图）也只字未提跟薄家有什么关系。
不过这一切显然在2002年他与谷开来母子见面后有了改变。当时薄熙来在国内仕途比较看好，谷开来需要花更多时间留在中国。G先生说，当时海伍德对谷开来提议，他可以代为照顾薄瓜瓜——例如在期末时到学校去把他接回家，得到了谷开来的同意。
那位曾在哈罗公学工作过的知情者说，后期他在哈罗公学见过海伍德，在毕业的时候，他也曾作为薄瓜瓜的亲友出席一些仪式。“尼尔会不时地帮助处理瓜瓜在求学过程中的琐事，然而薄家并没有花钱雇用他，他也没有义务替薄家跑腿。”作为与薄家关系密切的人，G先生后来特别强调，海伍德与谷氏母子的关系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再考虑到这个细节——当时谷开来给了海伍德一辆二手的奔驰车，让他可以方便接送瓜瓜，还让他使用谷开来在伦敦西区的那套公寓——这种关系究竟是“密切”还是“有限”，也只能由读者各自判断。
北京生活
2004年，薄熙来离开沈阳，到北京出任商务部部长，谷开来似乎不再耿耿于怀于曾令她“赌气”出走的过往，而是更多地留在北京、陪同丈夫。曾经意气风发的“金牌律师”从公众视野消失了，代之以公众面前温柔、知性、得体而明事理的部长夫人。
与谷开来曾有数面之缘的Z先生，是台湾政商名流，常年行走于海峡两岸，也是见多识广之士。谈论谷开来，他至今仍持很高的评价。“她是我在大陆见到的仅有几个有大家风范、诚恳而不傲慢的女性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这位Z先生特别提及，有一次，他在北京亚运村某高档酒楼宴请谷开来。在那里，他们偶遇某高级领导人之子。对方已有些醉意，“手里拿了一瓶威士忌里的蓝瓶，算是档次很高的”，看到熟人谷开来，他说：“给你们一瓶！北京现在也只有这家的鲍鱼还能吃吃，这个酒能喝喝！”谷开来皱着眉头看着对方摇晃而去的背影，然后又转过头来略带歉意地说：“我们高干子弟的形象都被这些人给毁了！”不过，随着后来诸多负面新闻的曝光，他显得有些困惑：“我觉得现在看到的开来和我当年看到的，好像完全不是一个人。”
此时的谷开来需要对自己的角色和生活重新调整。2004年8月，她在回国后用英语给一个朋友发邮件写道：“你可能很难想到，我正在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几个月之后，她写下更为伤感的话：“我真的总在怀念伯恩茅斯的生活，那里很自由，并能让我获得进步。”
地域的遥远并没有对这对母子的感情有任何影响。薄瓜瓜有一次做客某节目时说：“我跟妈妈沟通的形式经常是互相写书，她给我写一本书，我给她写一本书。”他说，他“曾在妈妈心情特别困难的时候”给她写了一本书，“在我心情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她也会给我写书”。
也就在2004年，海伍德把家搬到了北京。这一选择是否与结识了薄家有关，不得而知。
来到北京的海伍德仍旧以做顾问、咨询业为主。在西方一些媒体看来，对中国公司进行调查是一个快速增长又相当赚钱的行业。西方投资者认为中国公司经常虚报盈利，而且隔着千山万水，他们也弄不清楚中方的真实情况。因而西方公司需要雇用顾问或者调查员帮助他们。所以在其创办的“海伍德与伯丁顿联合公司”网站上，还有这样一句话：“Know yourself. Know the other party. In a hundred battles，you will never be defeated.”（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按照英国电视四台的调查，海伍德的另一部分角色是充当中间商：替英国公司找到能够廉价制造产品的中国工厂，假如搭上线成交的话，他可以赚取15%的佣金。

他们评论说：“这样的工作买空卖空，并非靠真才实学或本事，也许因为如此，他喜欢故作神秘，此时遇到他的英国人记得海伍德讲话刻意含糊，喜欢强调他认识共产党高层，例如跟薄家很熟，可以轻易把事情搞定。”
不过至少从外表上看，海伍德的生意进行得不错。他后来在顺义后沙峪附近买了一个有三层楼的独幢别墅，但这套当时总价为400万元的房子让他背负着每月2万元人民币的贷款。他的两个小孩也进入显赫的英国德威学校北京分校（Dulwich College）就读。两个孩子一年的学费是4万多英镑（约40万元人民币）——因为太太不工作，家庭全部经济负担实际都在他一个人身上。海伍德本人开始作英国贵族打扮，加入英侨商务协会，也参加英国使馆的各种宴会活动。
曾在英国驻华大使馆任一秘的凯瑞·布朗此时已经回到英国从事研究工作。到北京出差再见到海伍德时，他注意到海伍德行为举止上的一些戏剧性变化。他穿着亚麻西装，翻毛靴子，系着细领带，“他当时看上去心情非常愉快”。布朗回忆：“但是当他和我说话的时候，会表现得精于算计。‘这个家伙不错，他很好，但是时间就是金钱。’”布朗注意到，此时的海伍德已经开始谈到薄熙来，“他声称对薄家很熟悉”。
不过凯瑞·布朗倒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海伍德在中国的身份做了解读：“英国使馆商务处通常比较傲慢，不给英国公司提供什么具体帮助，所以像海伍德这样的咨询公司就可以随便做，不需要政府介入。”
尽管与薄家关系密切的G先生，否认海伍德与其家庭关系密切，但是海伍德身上有意无意的薄家色彩，无疑是为他招徕注意力的一个重要砝码。凯瑞·布朗说，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子女通常在美国读书，“像薄熙来这样把孩子送到英国读书、而且毫不隐讳地公开这一点的人并不多，所以英国对他也很感兴趣，也想借机拉近关系”。凯瑞·布朗仍然对海伍德和他的新工作表示怀疑。布朗说，他后来也做过咨询公司，“在中国的顾问靠关系为生，许多人声称和大领导有亲密关系，但事实上不是真的。这是一个被一些假象掩饰的世界”。
从哈罗到牛津
伦敦市中心的Paddington站是个繁忙的大中转站，几乎每隔半小时就有一趟去牛津的火车。无需为等待太长时间而焦灼，也不必为座位拥挤而烦躁，你尽可以从容上车，以书或音乐为伴；一小时左右，再泰然自若地下车。虽然此时已身处伦敦西北60英里的牛津，但一路上的快捷和舒适，令你感觉不到任何不适或反差。
这种感觉应该也是薄瓜瓜当初从哈罗公学迈进牛津大学的写照——几乎是一路坦途，没有任何障碍。哈罗公学时期的薄瓜瓜留给大家的是一个积极向上的阳光少年印象。后来任哈罗公学校长的梅尔·姆维克（Mel Mrowiec）先生是薄瓜瓜曾经的“班主任”（House Master）。他在2009年接受采访时对薄瓜瓜评价颇高：“瓜瓜是我们哈罗公校的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和其他16个男孩一起进入我们Rendalls House，他是当中最聪明也最认真的孩子，而且所有功课都非常棒……可以说瓜瓜让我对中国学生的印象好极了，他改变了中国孩子在我心中的形象，他周围的同学也从他那里知道了更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他是我非常难忘的学生之一。”
据薄瓜瓜自己介绍，“我的学习笔记还被当作范本在学校印发了”，而他的毕业考试得了11个“A加星”。
在哈罗公学工作过的一位知情者说，很多哈罗生在毕业时会设计一些毕业作品，以作申请大学用。薄瓜瓜当时也写了一本书——《还有不同》（Uncommon Wealth）。后来媒体兴起的一阵“瓜瓜热”中，是这样提及这一段的：“（瓜瓜）17岁时国外出版了他的英文专著《还有不同》，该书主题是反对盲目追赶时尚，已被新加坡出版社译为中文，正在征求本人同意出版。

”其实这本书并不是正规的印刷品，“我记得他是在香港印的，送了一批给老师、朋友”，知情者说，看得出薄瓜瓜很用心做这本书，“排版、设计都体现得与众不同，当时我还觉得他这个创意挺好的”。
2005年底，参加完英国“高考”——“A-level”考试的薄瓜瓜，把下一个求学目标锁定在了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的PPE专业，他后来形容这是“难度最大的考学”。据他自己说，当时一些了解牛津历史的朋友劝阻他“不要自找麻烦”，这反倒激起了他的好胜心。
“在填报大学五个志愿时，我就只报了牛津PPE这一个，没给自己留后路，也算是‘背水一战’吧！”“非常支持我的是妈妈。后来我才知道，她支持这样报的原因并不是认为我会成功，恰恰相反，她曾预料我会经历一次重大失败，但她相信‘顽强奋战后的失败和轻易取得的成功具有同等价值’，你可以陶醉于成功，但更津津有味的是人生体验。”这对母子依然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沟通、交流。
薄瓜瓜所说的PPE，全称“Philosophy， Politics an d Economics”（哲学、政治与经济专业），是牛津哲学系的一个本科专业，也是最早由牛津大学创立的。牛津大学关于PPE专业介绍的网页上写道：“在过去的年月里，这个专业诞生了无数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同时也有政府首脑、杰出政治家、企业家、金融家、记者和其他杰出专业人士……缅甸的昂山素季、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年在牛津大学都学PPE专业。
1994年出生的袁幼林在撒切尔夫人当年就读的萨默维尔学院（Somerville College）读PPE专业。他对PPE专业做了一个详尽的解释：“‘二战’之前，牛津有一门课程叫Classics（经典学），主要是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一些经典——那时候认为只要读懂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经典，就可以有一种治国之道。‘经典学’专业里面出了很多英国以前的首相。‘二战’后，牛津觉得它已经不符合时代政治家的需要，所以就开始设了这个专业。一开始它叫Modern Classics（现代经典学），然后开始学哲学、政治、经济这三方面。”
“学PPE专业的中国人的确比较少，录取率在牛津的所有专业里也算最低的之一。”袁幼林说，“在薄瓜瓜之前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是薄瓜瓜的下一届（2007）是没有中国学生的，包括香港人在内。2008级有一个中国人，2009级又没有中国人，然后再2010级是我一个。”不过最近几年，申请PPE的中国学生才略微多了点。薄瓜瓜确定不是牛津大学第一个学PPE专业的大陆学生。记者在网上搜到了原香港TOM公司CEO王兟即毕业于牛津的这个专业。
朱泽平是2012年进入牛津Regent‘s Park College的中国学生。“通常中国学生在申请这个专业时心理上有一些畏惧。因为它的阅读量比较大，对语言的要求高。”跟薄瓜瓜一样，朱泽平也是初中时就到伦敦来读书的，他说，相比于从国内高中申请来的大陆学生，这一点上他们占据了不少语言优势。“像薄瓜瓜这样从哈罗公学毕业的，稍微努力一些，再加上有自信，申请起来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牛津大学的录取不是由一个中央的录取委员会决定的，而是由每一个学院自己决定的。”袁幼林说。笔试通过后，还要进行面试。袁幼林说，其实考试成绩并不是招生唯一的考量标准。“面试的时候还有一个标准是‘我希望在下面三年去教这样一个学生’。打个比方，比如我在面试薄瓜瓜的时候，虽然觉得他掌握的知识可能还不足够多，但是觉得他聪明、他能跟我聊天；或者我在考虑薄瓜瓜的背景，觉得他可能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我希望能特别深入地了解这些想法、希望跟这个学生在以后三年里有更多的交流，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PPE专业与英国本土的政治联系的确比较密切。你看像议会里的Front Bench（第一排），可能百分之七八十都是PPE专业出身的。”朱泽平说，“如果对未来有一个很明确的从政愿望的话，可能还是会选这个专业。”朱泽平说，给他们上课的经济老师就经常对学生们开玩笑说：“你们那些想从政的第一年不许给我扔了经济这门课啊。因为现在Front Bench那些人全都扔了经济，看他们把我们的经济搅得一塌糊涂。”
从哈罗到牛津，都是响当当的名校。儿子的优异表现，应该让丢失了自己符号的谷开来，又在“母亲”的角色上得到了甚多安慰。就是在进入牛津的2006年，薄瓜瓜在国内媒体正式露面，他第一次正面接受媒体采访。
当媒体的光环笼罩在这个志得意满的少年身上时，质疑声也开始渐渐出现：薄瓜瓜求学6年的哈罗公学和要读3年的牛津大学，每年学费都是3万多英镑，这显然不是一个普通家庭能承受的。而薄瓜瓜在接受采访时说：“从16岁开始，每年我都是奖学金学生。我很自豪，我是以自己的努力，支持了自己的学业，没有给爸爸妈妈增添负担。”网站上一些关于薄瓜瓜的介绍上，写着他是牛津大学“全额奖学金全日制住校学生”。而薄熙来在2012年面对儿子在国外读书的资金问题时，有点不胜其扰，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一字一句地说：“全额奖学金！”
耐人寻味的是，当哈罗公学被英国记者询问奖学金问题时，校方答复称：“我校从不提供全额奖学金。”
“牛津的本科生只有一个奖学金，针对非英国人，是提供给非OECD国家的学生，中国也在其中。除此之外牛津大学是不提供任何本科生奖学金的。”据袁幼林说，“每年牛津在全球一共只有三个名额，中国唯一获得这笔奖学金的学生是辽宁的数学竞赛第一名获得者。”袁幼林解释说，牛津的奖学金主要给博士生和硕士生提供，偏应用类的比较多。“牛津还有几个中国奖学金之类的，但是主要都是给博士的，他们的限定标准一定要是研究生，博士拿的比较多，本科生是没有拿到过的。”
一位同样毕业于哈罗公学的英国记者说：“学生想获得奖学金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学校提供的，但这更多的是照顾本土学生，薄瓜瓜确认没有申请到这笔钱；二是某些基金或慈善机构，指定某些条件给申请者提供奖学金，条件限制得太多，可能只有一个人申请。英国政府现在也在打击这种行为，因为它很容易滋生腐败。”这位英国记者说，他也通过多种渠道多次联系薄瓜瓜，想让他说明奖学金的来源，“他从来没有回应过”。

北京迷梦
海伍德在伦敦的家并不好找。按照一位采访过其家人的英国记者给的地址，先是坐了向伦敦西南方向去的一条地铁线，出来已在泰晤士南岸的Streatham一带。再换公共汽车，又晃荡了几站下来，站定打量四周，发现这里的建筑和谷开来曾置业的伦敦西区有着巨大的落差。各种装扮的移民也明显增多。从公共汽车站又步行了近半小时，才找到海伍德家所在的那条街。
这一条路上都是那种一幢挨着一幢的低层楼房，门脸不大，每家门前只有几平方米的小院子。此时正值西方传统最重要的圣诞节的前几天，周围的很多房子都灯火通明，门外也有圣诞的装饰，一派迎接节日的喜庆氛围。只有一幢深红色的房子一片沉寂——这就是海伍德的家。曾有一度，英国媒体蜂拥而至，找到仍住在这里的海伍德的母亲安，试图让她说些什么，但都被她拒绝。不知是不是不堪其扰，门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赫然写着：“小心有狗！”
按了门铃，又敲了门，没人应。再按，再敲，还是一片沉默。天色已晚，又飘起细雨，在门外等了一会儿，家里还是没有灯光。

无奈，只好离开。
这里也是海伍德长大的地方。可以推想的是，与薄瓜瓜认识后，他必然曾经在这里与谷开来在西区的那间豪华公寓之间穿梭往来过。虽然他是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但是在谷开来母子这对城市的“新面孔”面前，他也并不拥有多少优势，甚至可能恰恰相反。
不知道海伍德是否为此困扰过。他的祖上在大英帝国享受贵族的尊荣时，无论是薄家还是谷家的“红一代”，还正在为赶走异国的侵略者而奋力厮杀。只不过到了他这一代，昔日的荣光已经衰落到只剩下一个遥远而模糊的传说。恢复祖上曾有的荣耀，是海伍德此生最大的梦想。
“他最大的心愿是有朝一日，能被女王用剑点肩（注：授勋的一种仪式），授他一个爵位。”海伍德设想的“加官晋爵”之路是，先在中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然后回英国从政，海伍德的家人说。
于是在北京的海伍德为了荣耀家族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着。海伍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海伍德死后，外界一直在苦苦追寻，试图勾勒出一个真实的他来。可是很多认识他的人，给出的答应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海伍德处在商业社会的灰色地带，他让自己显得是那种能搞定事情的人物。”在上海的英国贸易领事鲍勃·希德（Bob Shead），在一次英国大使馆的活动中见到海伍德。当时海伍德以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公司的身份发放名片。当时海伍德还递给希德另一张名片，显示他的另一身份——“史宾赛·丘吉尔设计公司”（Spencer-Churchill Designs Ltd）的中国总代表。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杭莉叶塔·史宾赛-丘吉尔（Lady Henrietta Spencer-Churchill）来自著名的丘吉尔家族，她本人是一位设计师，当时想要把室内装潢的生意扩展到中国。杭莉叶塔后来表示，她和海伍德曾尝试合作，但他们的合作没有任何结果。
海伍德的身份显得很微妙。一方面，正如贸易领事鲍勃·希德所形容那样，“他以一副典型的西方面孔出现在那些潜在客户面前，而那些客户喜欢像他这样有着公立学校背景、用上层阶级口吻讲话的人”。这可能正是要同西方世界打交道的新兴中国富商们需要的一张面孔；另一方面，像海伍德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在中国生活近20年，又有神秘莫测的背景的人，对那些对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抱以热望的英国商界人士来说，也是他们需要借助的一个很好的人选。
曾任驻华使馆一秘的凯瑞·布朗则在其后的两三年间又见过海伍德数次，包括在伦敦，他们也会过面。“他没有公开说和薄家的关系，但是也没有掩饰。”凯瑞·布朗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海伍德，“英国对华贸易体系整体比较保守。英国老牌政治家讲究身份，强调阶层，不想真正了解中国。与美国这些国家相比，他们与中国相处显得保守而落后。而且英国的商业，也是被大公司所控制，你看卡梅伦这次访华，带的就是大公司，但是真正有活力的都是些中小企业。中国市场无疑又对英国的中小企业有些巨大的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海伍德会有生存土壤的原因。”
而一度更引起诸多猜测的，则是海伍德的另一个身份——英国Hakluyt的顾问。Hakluyt公司是由曾主管与英国企业联络的英国军情六处（MI6）退休官员克里斯托弗·詹姆斯（Christopher James）于1995年创办的。海伍德死后，Hakluyt公司只是简短表示，海伍德并非Hakluyt员工，只是一名顾问，“很多大公司在中国都会聘请顾问”。“海伍德在中国从事商业咨询业务已经很久了，我们只是他提供服务的很多公司中的一家。我们对他的死感到非常难过。”
可是这样的简短声明并不能平息外界关于海伍德是英国军情六处“特工”的传言——海伍德生前是詹姆斯·邦德的“粉丝”，他为自己买的一辆二手捷豹车专门申请了一个含有“007”的车牌；据说手机号码也有“007”。

不过几位参与调查过此事的英国记者对此几乎都持否定态度。“哪有一个特工会傻到把‘007’印到自己的脑门上？”一位记者反问。在他看来，这反倒是海伍德喜欢夸大自己地位的一个典型事例。另一位知情者则这样谨慎地表述：“海伍德不可能是一个特工，但是海伍德对外一直声称他和薄家很熟，而当时薄熙来进一步晋升的机会似乎还很多，所以英国方面找他打听薄家的消息也不是不可能的。”
“与海伍德合作过的中国同事并不是很喜欢他。”一位知情者说，“他虽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钱，但派头上像个贵族，显得傲气十足，又显得十分神秘，从来不说自己做什么生意。”
海伍德的身份是阿斯顿·马丁的非董事顾问——一位知情者说，后来有媒体提到，海伍德生活奢侈，开一辆阿斯顿·马丁的跑车，实际上是北京的老板借给他开的。这位老板对海伍德评价很正面，认为他“温文尔雅”，“聪明、正直、有素质”，“不是以利益为重的人”。
不过，有一个评价是共同的：海伍德很爱家人和孩子，“每次打他电话，他都是和孩子在一起”。采访过海伍德妻子的记者回忆，她也形容夫妻感情很好。她眼中的丈夫“喜欢和向上的人在一起，但他没有商业头脑”。
争议牛津
建于1263年的贝里奥学院（Balliol College），是牛津最古老的学院之一，它的地理位置也恰好位于牛津市中心。去牛津采访的时候，正好看到贝里奥学院为了招生打出的条幅。“因为薄瓜瓜，这个学院都出了名了！”在牛津读书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调侃说。他又半认真地说：“以前，我们知道在牛津比较有名的中国人都是非常老的，钱锺书、杨宪益……年轻一代，现在最有名的人就是薄瓜瓜了！”
贝里奥学院的创办人约翰·贝里奥是亨利三世时期的贵族，后娶了一位苏格兰公主为妻，而他的儿子也曾是苏格兰国王。他在杜伦主教的协助下，于大约1263年决定捐款创建一所高等学府，它是牛津最早创立的几所学院之一。英国前首相阿斯奎斯曾形容贝里奥的学生“平静地流露出一种自然的优越感”。
与赫胥黎、亚当·斯密一个学院的薄瓜瓜，如果拥有这种优越感，也实在可以理解。在采访时称他就读的贝里奥学院为“创史学院”，这个名称似乎在牛津并不通用。“我猜想这样称呼是因为贝里奥自称为最老的学院之一，但是这样说的话很多牛津人会不服气的。”留学生刘一帆说。“通常认为牛津最老的学院是Merton College（注：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曾就读过的墨顿学院）或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雪莱的一个睡棺就在University College里面，克林顿的女儿也在这个学院读过书。”
很难形容牛津哪个学院是“最好的”。“就像贝里奥隔壁的St John‘s学院，它是牛津最有钱的学院；那Merton传统上学术也很好；拍《哈利·波特》的Christ Church也是很有名。”牛津大学的确是个令人时时心生敬畏的所在。比如和贝里奥学院一墙之隔的Trinity College就是牛顿曾读过的三一学院。不过据说两个学院有“世仇”，“它们两个隔壁嘛，自然而然互相有竞争啊，小争吵”。网上有一张薄瓜瓜和同学们作势撒尿，就是在三一学院的大门口拍的，这也是青春期少年的一种无伤大雅的恶作剧。
薄瓜瓜曾用“刺激”来形容牛津生活，“特别是PPE的本科，公认是攻坚战……光读那么多经典原著，时间就紧绷绷的。经常为了突击学习没时间睡觉……但我享受每次考试之后的那种痛快感；脑迅速膨胀之后的收获让人很有成就感”。
但是很多牛津人在谈论薄瓜瓜时，都会不约而同用到social life（社交生活）这个词，这也是那个时期的薄瓜瓜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