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红高粱》时，主演姜文、巩俐，导演张艺谋及编剧莫言，三位男士都光着膀子亮相。

小说家莫言与电影电视的关系有点微妙。张艺谋把他的小说《红高粱》和《师傅越来越幽默》改编为电影《红高粱》和《幸福时光》 ，霍建起把他的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为电影《暖》 李幼乔把他的小说《白棉花》改编成同名电影，严浩把他的《姑奶奶披红绸》改编成电影《太阳有耳》。他也曾经写了《梦断情楼》、《红树林》、《良心作证》、《哥哥们的青春往事》、《中国模特》等电视剧的剧本。

一方面，他的小说《红高粱》改编为电影后非常成功，你甚至找不到另外一个如此成功的改编的例子了。另一方面，《红高粱》之后，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数量不多，莫言本人在金钱的诱惑下，也做过几次编剧，但基本上都以痛苦告终。看上去是这样，经过了《红高粱》这么一次彗星撞地球的爆炸后，莫言与影视界的缘分已经透支光了。

1987年，《红高粱》改编成电影，莫言因此拿到了800元的小说改编版权费，他兴奋得一晚上没睡着。25年过去了，莫言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将从瑞典人手中拿到722万元奖金，很难想象，他究竟会失眠多少个晚上。

莫言与张艺谋：农民与农民的握手

莫言是这样描述他第一次见到的张艺谋的：“一个穿着破汗衫、剃着光头、脸黑得像煤炭的人，手里提着一只凉鞋，是用废轮胎胶布缝成的凉鞋，也就是特别简陋的那种，他的一只凉鞋的带子在公共上被踩断了。”

莫言是农民出身，张艺谋也是农民出身，两个人在当时也还都保留着农民本色，出于农民对农民的了解，莫言与张艺谋谈了不到10分钟，就同意了让张艺谋把《红高粱》拍成电影。

莫言当时还参与了《红高粱》的编剧工作，陈建雨和朱伟也是该片的编剧，剧本写好后，莫言惊讶的发现张艺谋把厚厚的剧本改到只剩下8、9页，莫言纳闷了：这么点东西，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就能拍成电影？后来他才发现，电影不需要太多文字，“颠轿”一场戏，剧本就一句话，电影里足足“颠”了5分钟。

莫言的另一个判断失误是，他觉得巩俐根本就不适合演“我奶奶”，莫言觉得巩俐脸上常挂着忧愁，还是一个大学生，而他心目中的“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莫言担心张艺谋看走了眼了，担心这部戏砸在巩俐手里。

《红高粱》拍出来后是一个巨大的轰动，当时的票价只有几毛钱，由于看的人太多，炒到了5元一张，这比《阿凡达》的炒票价要厉害多了。次年，《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拿了金熊奖。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合作案例，如果没有莫言的小说，张艺谋肯定拍不出这么带劲的片子，而如果没有张艺谋，《红高粱》也不会如此风靡全国。事后很多年，莫言还开心的说，当时深夜他在北京的大街上都常常听人吼：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红高粱》之后，无经典13年后，张艺谋和莫言才再次合作，张艺谋根据莫言的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改编成电影《幸福时光》。这是一次糟糕的合作。

对于小说改编为电影，莫言的态度是“随你怎么弄，反正我也不是鲁迅”。莫言认为，小说一旦改编为影视剧就和原著没什么关系了，小说只是给导演提供了思维的材料，也许小说中的某个情节、语言激发了导演的创作灵感。

看上去莫言很超然，很置之度外，但另一方面，莫言又忍不住吐槽：“《幸福时光》把我的小说中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改掉了，很遗憾。”

对比《幸福时光》与《师傅越来越幽默》，莫言说得不无道理。《师傅越来越幽默》的结尾，一男一女进了小屋后，许久没有出来，师傅害怕发生了凶杀案，天一下塌了下来，然而，他找到熟人警察来看个究竟，却发现小屋空空荡荡，徒弟不满的对师傅说：“您真是越来越幽默了”。这比《幸福时光》的结尾要好得多。

而《白棉花》则是比《幸福时光》更糟糕的例子。《白棉花》听上去和《红高粱》对仗工整，事实上，《白棉花》是莫言为张艺谋量身定做而写的小说，莫言说，他写的时候，是把巩俐作为女主角来写的，脑子里想的是电影的画面。然而，张艺谋并不领情，张艺谋抱怨说：“你为我想这么多干嘛？”张艺谋没要这部小说，他认为这部小说很糟糕。

这部很糟糕的小说让台湾的一位叫李幼乔的新导演改编成同名电影，主演是宁静、苏有朋和庹宗华等人。尽管这部电影当年入选2000年台北金马国际影展观摩影片，但该片曾在台湾一项“最受批评电影排行榜”中，被83%的观众认为最不值得观看。

《暖》

相对《幸福时光》和《白棉花》，电影《暖》对小说《白狗秋千架》的改编要好得多，毕竟，这部电影获得了东京电影节金麒麟奖。即便如此，《暖》也将原小说中凌冽的、痛彻心扉的部分去掉了，电影看上去是怀旧的，温情的。小说的结尾，生了三个哑巴孩子的暖躺在地上，央求“我”给她一个正常的孩子，“你答应了就是救了我了，你不答应就是害死我了。有一千条理由，有一万个借口，你都不要对我说。”小说在这戛然而止，象一把刀子一样插到人心窝里去了。但电影却把这把刀子给扔掉了。

改编自《姑奶奶披红绸》的《太阳有耳》获得柏林的银熊奖，这是由莫言小说改编的第三部获奖电影，但是这部电影莫言很少谈及。

为改编剧本而写小说，是狗屎

上世纪90年代，在金钱的诱惑下，莫言写了不少电视剧本。莫言坦诚，他写电视剧本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赚钱。当时写一集电视剧能赚1万5,别人只能赚5000。

但钱不是那么好赚的，莫言曾经在山东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每写一部电视剧，人格上就好像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每次你都会被低劣的电视剧导演横挑鼻子竖挑眼。”莫言痛苦的说。

人格上的侮辱不妨碍莫言的创作，那段时间莫言写的电视剧剧本可不少，如《梦断情楼》、《红树林》、《良心作证》、《哥哥们的青春往事》等等。1993年夏，莫言和吴滨、史铁生、刘毅然、余华、苏童、贾平凹、格非、杨争光、叶兆言、朱晓平等11位严肃文学作家还联合创作了20集电视系列剧《中国模特》。

《红树林》是先有剧本，再写小说，《红树林》后来被证明是失败之作。莫言发现，这样创作只能写出臭狗屎来。他总结说，“如果构思小说的出发点就是冲着改编剧本去的话，是一定会影响小说的文学价值的。作家在写剧本时，不要把它当做赚钱的手段，要有非常真诚的创作状态。”

莫言写了不少电视剧本，但他几乎没有写过什么电影剧本，即便是改编他自己的小说，他往往也乐意做甩手掌柜。《红高粱》中他参与了编剧，但是主要 是陈剑雨在执笔，莫言只是过来为电影中的风俗习惯保驾护航。莫言与导演严浩共同参与了《太阳有耳》的编剧工作，但是，《暖》、《幸福时光》和《 白棉花》的编剧工作他都没有参与。

除了《白棉花》，莫言曾经为张艺谋写过关于楚汉战争的剧本《英雄、美人、骏马》，它和《白棉花》的命运一样，石沉大海了。

与他的同行比起来，莫言在文学上是出色的，但是在编剧上他罕有建树。在他自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中，他的参与度不够，他从不为其它的电影单独写剧 本，他编剧的那些电视剧也都乏善可陈。在编剧上，他明显不如刘恒、刘震云、邹静之等人。

莫言：你们为啥不要《檀香刑》呢

当莫言不再去想改编电影或者电视剧的事，他的小说也顺利得多了。比如《檀香刑》，比如《生死疲劳》，比如《蛙》。

虽然写的时候不想改变影视剧的事，但写完以后莫言又抱怨：怎么就没人打他作品的主意呢？在一次书展上，莫言吆喝起了影视改编的事，他说，他的小说《檀香刑》和《生死疲劳》都非常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改编以后肯定是浩大的作品，他就奇怪为什么没有人找上门来。

奇怪吗？不奇怪。莫言的小说中暴力和性的元素非常饱满，比如说，他改编成电影的4部小说，无一例外都具有“野合”的元素。而《檀香刑》的暴力则让莫言获得了“嗜血魔王”的称号，《生死疲劳》中的主线又是“轮回转世”，而《蛙》又剑指计生政策。在目前苛刻的审查制度下，很难想象有导演敢改编他的小说。

此外，正如此次诺贝尔奖的颁奖词，莫言的小说“杂糅幻想与现实，历史与社会视角，莫言创造的世界之复杂性令人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作品，同时他又在中国古老文学与口头传统中找到新的出发点”。对于文学作品，这是巨大的赞美，而如果是改编影视作品，那它的难度之高让人难以企及，只是想象一下，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怎么改编成电影？或者，即便改编成电影，小说中的“魔幻现实”怎么能够防损？

改编莫言的小说，而又不损失其意境和趣味，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既是对审查制度的挑战，同样也是对导演能力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