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妻子普里西拉·陈(Priscilla Chan)本周宣布，将在一生中捐出所持99%的Facebook股份用于慈善。目前这部分股份价值近450亿美元。

外界对扎克伯格夫妇的决定多有褒扬。然而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扎克伯格此举实为避税，而通过掌控资金雄厚的慈善组织，他将获得远强于普通人的话语权，从而威胁社会的民主和公平。

资本主义的重塑

去年，创立于2000年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出了近4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对各种疾病的研究，包括艾滋病、疟疾、小儿麻痹症和肺结核等。在贫穷国家，这些疾病导致了数百万人的丧生。扎克伯格和普里西拉·陈也已捐出数亿美元，用于各种目的，例如对抗埃博拉病毒。扎克伯格在Facebook个人主页致女儿的一封信中公布了自己的决定。

信中称，他们成立的新慈善机构“陈-扎克伯格行动”将专注于“发挥人类潜力，促进公平”。而首先关注的领域将包括个性化学习、疾病的治疗、人群的互联，以及建设更强健的社群。 

不过，引起外界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捐款的数额之高。大规模慈善活动正在重塑当代的资本主义。尽管资本主义制度仍存在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现象，但这样慈善举措正在成为有力的辩护依据。扎克伯格、盖茨和巴菲特都建立了成功的公司，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财富，但他们也向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经理、俄罗斯的寡头、欧洲的工业家，以及阿拉伯的石油大亨们等富豪群体发出了明确信号：“你得到的越多，受到的期望就越大。”

在2007年哈佛大学的演讲中，盖茨表示，他去世的母亲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2010年，盖茨和巴菲特向“超级富豪俱乐部”提出倡议，希望他们能捐出财富的至少一半。自那时以来，已有超过100名亿万富翁签订了“捐款承诺”。其中一些超级捐款者，例如巴菲特，甚至愿意让他人来管理自己的捐款。(2006年，他决定将大部分财富捐给盖茨基金会。)不过，更多的亿万富翁成立了自己的慈善机构，以追寻个人的理想。这种现象被称作“慈善资本主义”。

避税带来争议

这是有利的一面。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慈善捐款意味着纳税人需要付出代价。有人甚至认为，这将不利于更广泛的民主进程。如果扎克伯格和普里西拉·陈将所持Facebook股份直接变现，而不是捐给慈善机构，那么他们获得的收益需要缴纳资本所得税，而这笔钱原本可以用于支持政府项目。如果他们在去世时将财产转移给下一代，那么还需要支付可观的遗产税。然而，通过将股票捐给慈善组织，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将可以避免这样的高额纳税。

好处还不仅于此。税务律师、《福布斯》杂志撰稿人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指出：“这样的捐款也将带来有效的节税。”根据美国联邦税法，扎克伯格和普里西拉·陈将可以获得相当于捐赠发生当天，所捐Facebook股票市值的信贷额度。随后，他们可以使用这些信贷额度，为即将获得的收入避税，例如扎克伯格在Facebook的年薪，以及他们剩余股票发放的股息等。(目前Facebook尚未支付任何股息。)尽管这样的节税将受到限制，但总额仍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陈-扎克伯格行动”将以有限责任公司，而非传统慈善组织的形式存在。从节税角度来看，这并没有带来太大不同。在《快公司》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马库斯·巴拉姆(Marcus Baram)指出，慈善性质的有限责任公司正越来越常见。只要资金被捐给慈善目的，那么就可以获得免税的待遇。相对于通过传统慈善组织，通过有限责任公司去进行慈善投资将带来更好的灵活性。这将影响慈善组织的运作方式，但不会影响美国财政部的收入。

如果扎克伯格的决定只是孤立的个案，那么对政府税收来说影响不大。然而，在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更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情况下，这样的现象正越来越普遍。因此，我们正看见影响的出现。2012年，经济学家艾曼纽尔·赛兹(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扎克曼(Gabriel Zucman)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最富有的0.01%人口，即1.6万人，拥有全国的11.2%财富，创下自1916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最富有的0.1%家庭占有的财富达到总额的22%，超过倒数90%家庭的总和。

通过将几乎全部财富转移至慈善机构，类似扎克伯格和盖茨的亿万富翁将很大一笔财富置于了美国国税局的触角之外。作为免税实体，这些慈善组织在出售所获得股票时不承担任何纳税义务。这意味着，美国的税基将会萎缩。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见任何人统计过美国财政部所付出的代价，但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与此同时，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和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所提出的，这也带来了更广泛的问题，即我们是否应当采取更具综合性的征税方式。

此外从技术上来说，作为一家有限责任公司，“陈-扎克伯格行动”可以进行营利性投资。与之对比，传统慈善组织必须是严格的非盈利机构。基于提出的使命，该公司计划将利润重新投资至新项目。这意味着扎克伯格更像是有着庞大智囊和社会道德的风险投资家，而不是传统的慈善人士。

民主和公平

扎克伯格此举还威胁到了另一个重要议题：民主。

盖茨基金会等组织将自身描述为非政治、无党派的实体，但实际上它们仍无法摆脱政治。例如，盖茨基金会是特许学校、标准化考试和全美教育标准的重要资金支持者。(该基金会也向公立学校进行了一定的捐款。)同样的，扎克伯格也向特许学校进行过大笔捐款。此外，扎克伯格试图对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公立学校系统进行成本高昂、充满争议的改革。在发布至Facebook的信中，扎克伯格表示，这样的努力尚未结束。信中称：“我们必须参与政策和倡议，以推动社会讨论。许多机构不愿这样做，但只有通过这样的行动去给予支持，进步才能持续。”

以上的例子并不是为了对美国的教育体系展开讨论，而只是为了指出明确的一点：凭借慈善项目，扎克伯格和盖茨等人将获得更大的话语权，以决定政策走向，而这是普通人不可能做到的。(正如Vox的马修·伊格莱西亚斯(Matthew Yglesias)所指出，“陈-扎克伯格行动”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大便利在于可以投放政治广告。)考虑到慈善基金会处于他们个人的掌控之下，因此亿万富翁向慈善基金会的捐款越多，他们积累的影响力就越大。相对而言，普通人的影响力将被削弱。

更具体地说，在捐出450亿美元之后，扎克伯格可以决定，社会向哪些项目进行投入，同时忽略另外哪些项目。因此，我们需要问问，扎克伯格此前的慈善捐款是否真的收到了成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扎克伯格的选择将会影响到数百万其他人获得的可能性，而无论他们是否愿意。

扎克伯格在信中谈到了减少贫困、促进社会公平，以及确保所有人都有机会发挥自身的潜力。然而，他是从精英阶层的角度去解读这样的问题。他认为，贫困和公平性的缺失是由于教育体系的失败，以及技术尚不足够发达，无法给予人们适当的机会。

这一观念与其他超级精英非常相像。与普通公众相比，超级精英们更倾向于削减社会安全基金、食品补贴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同时更赞成对教育的支出。而他们对教育的支持则更倾向于绩效奖励、特许学校和职业训练，而不是普遍的免费大学教育。与公众不同，他们反对政府提供生活标准保障，并在必要时扮演雇主的角色。

精英教育有着自身的适用领域，但精英阶层的观念无法确保所有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由于“陈-扎克伯格行动”并非非盈利机构，因此该公司可以游说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公司不仅会自行推进相关工作，也会尝试说服他人接受其观点。

一些美国人可能会认为，富豪的慈善捐款是件好事。我们已看见了盖茨基金会取得的杰出成果。此外，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去改革持枪法律，获得了美国公众的支持。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向民权组织的捐款也站在了普通人一边。然而，更广泛的问题依然存在。目前，慈善家和政治家之间的界线正日趋模糊。随着“慈善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的界线将越来越难以分清。

从各个方面来说，扎克伯格和普里西拉·陈的慈善捐款决定都值得赞赏，而推动这一趋势的比尔·盖茨更足以被称道。但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对这类捐款行为的“吹毛求疵”非常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