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末结束的“蓝色都市文学节”（Blue Metroplis Festival）上，亚历山大.杜鲁多（Alexandre Trudeau）带着他的新作《野蛮人的蜕变── 新中国游记》（Barbarian Lost – Travels in New China）参加了活动。

亚历山大是现任总理贾斯汀.杜鲁多的弟弟。在加拿大，很多人对他的昵称萨沙（Sasha）可能更为熟悉。

相较于他著名的父亲以及在国际政坛当红的哥哥来说，萨沙非常低调，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

他是一名记者，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名作家。

去年，他出版了处女作，游记《野蛮人的蜕变》。记述了他2006年在中国各处一个月的旅行。

他十几岁的时候，父亲曾经带着他和哥哥贾斯汀前往中国。

有一天，他在吃早饭的时候表现得不那么得体，老杜鲁多教训他说：中国人觉得外来人都是野蛮人，你这样更令他们确认了这一点。

他把这本书起名为《野蛮人的蜕变》也有这一层调侃的意思。

“知道的越多，感觉了解得越少……”

在几次与中国失之交臂之后，他终于在2006年下定决心，好好在中国走一遭。

他雇请了一位年轻的翻译/策划人Vivien，为他计划旅程，寻找适合的采访者。

俩人从北京开始，去了Vivien的故乡山东，然后去了重庆，再乘船沿长江而下；之后，前往上海、苏州，再南下，拜访了广州和深圳。

他采访了不下40位各种职业的中国人，包括大学教授、新儒家倡导者、农民、律师、打工者等等。

他表示，出发去中国之前，他有种“愚蠢的野心”，要向世界解释中国 – 从政治中心开始（北京），以艺术结束（书的最后一章，他采访了陈丹青和艾未未）。

他的目标是“了解中国与历史的关系，与西方的关系；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经济，环境，食物，与性生活等等。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杜鲁多（左）和弟弟亚历山大。

当然，知道的越多，其实感到自己了解的越少。

萨沙表示，我觉得，你不可能解开中国带来的迷，甚至是中国人自己可能也很难真正了解。

最终，他是实现了以一个旅行者的眼光和角度审视中国，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 这不是关于中国知识的书，而是关于中国智慧的书。

书中的每一章开首，都有一段中国古人的引言，可见，萨沙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体验真正的乡村生活

阅读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萨沙强烈请求Vivien带他到中国的乡村住一个晚上。那种真正的乡村。

结果，在重庆附近的一个乡下，他要睡在一个屠夫的猪圈附近的客房里，木板搭成的床铺上只有稻草。

他留意到，在那个乡村，只有老人和留守儿童，没有年轻人，也没有人愿意种地。

他听到了其中一个孩子的故事。那男孩子没有母亲，因为母亲是家里人拐卖而来的，生下他之后不久就趁机逃回了自己的家乡。

不能想象，萨沙在内心如何面对中国城市与乡村之间巨大的反差。

中国人权：绕不过的话题

现场有一位读者提及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国的文化历史以及人权是绕不开的两个话题。

萨沙似乎不愿意直接对中国人权进行评价，而是以他的观察，来分析人权在中国的独特性。

他表示，首先，变化不可能是一撅而就的，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比外面的人更有耐心。

他认为，这与儒家思想统治，中国人的忍耐力，加之中国的地理环境注定它没有向外扩张的空间，所有的问题只能通过内部消化等等相关。

左为老杜鲁多在六零年代初出版的《红色中国的两位天真汉》，右为亚历山大.杜鲁多的新作《野蛮人的蜕变── 新中国游记》。

中国的变化在年轻一代

在采访中，他提及中国在变化。

进入21世纪，他看到的最大变化来自年轻的一代人。他们生活在城市，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包括穿着打扮爱好。他们在世界各地旅行，对外面的世界比老一辈有了更多的了解。

他认为，这些年轻人令人看到21世纪中国可能的变化。

父亲令我爱上了旅行

在聊到这本游记的时候，很自然，人们会联想到萨沙的父亲、前加拿大总理皮埃尔.杜鲁多在六零年代初出版的《红色中国的两位天真汉》。

萨沙在书中很深情地回忆父亲对自己的影响，尤其是对旅行的热爱，显然是得到父亲的遗传。

但他也不客气地说，当年，父亲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正是大跃进之后，中国的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但是，为父亲安排行程的官员们肯定是不让他们看到这些的。

他半调侃半认真地表示：“我不希望若干年之后，有人看我的这本说，会指出，那一年中国发生了某件某件大事，但他的书中却只字未提。”

对于自己的这本《野蛮人的蜕变》是否可以在中国出版，他并不乐观，因为“它太诚实了”。

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留意一下这本《野蛮人的蜕变──新中国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