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远离我们了。香港作家陶傑发表文章道：“纪念饶宗颐即可，香港年轻人千万不要学。二十一世纪，香港需要的是金融管理知识，为一带一路发挥作用。读什么佛学、经史、中国哲学，读来乞食乎？”

国学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唾弃它，我们就是不肖的炎黄子孙。陶傑只能说他自己做人行事如此，但不能勉强别人都是如此。其个人不研究国学，便要使天下人都不研究，这是极度荒谬之举。即使做到，也没有用。陶傑原名曹捷，在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读文学毕业，又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了一年的国际政治文凭。他从事写作和编辑的工作，收入颇丰，并没有“乞食”。他的论调，牵涉到更广泛的问题，就是香港人需不需要人文社会科学。

人文两字，源自《易经》，“观人文以化天下”。人文学科（humanities）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探讨人的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学科，以文史哲为基础。文学使人感到生命的美好，对生命产生热爱。历史教育我们人类的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其中有什么教训，我们应该提倡什么。哲学使人产生自我了解。历史和哲学的研究，使我们醒觉到要什么样的教育环境、安全环境、政治环境和自然环境。

社会科学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如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的分配。社会科学的广义包含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我们不可轻视自然科学和商业，它使我们摆脱了祖宗的贫穷和困乏。儒家不言利，不言钱的观念必须纠正。到了今天，孔子也要学打算盘，他不学，在陈絶粮的事情，就会连续发生。自然科学和商业重实用，而人文社会科学重教化。

人性有善的一面。如何把这处于朦胧的原始状态提升出来，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来教育、启发。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才能是德行的资本，德行是才能的指引。怎样照顾自己、照顾别人、融洽社会、与社会交流； 怎样表达自己，如何生活，这样的能力是自然科学和商业的专才教育所不能教导的。人文教育，把人类的文化成果通过传授熏陶，使之内化。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文明礼仪、政治理论、历史、哲学的修养，决定一个人的质素，也决定整个社会的质素。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地方，人只是拼命想到自己，视别人如无物。最后这个社会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提高，人人变成没心没肺的技术专家，人相食。

香港是弹丸之地，面积只有四百平方英里，有如目前的大多伦多市，但人口却有七百万，而毫无资源。人生活在这里，都要“揾食”（找吃），生活的压力，使赚钱成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英国殖民政府也恐怕香港人懂得太多，而重理轻文，扬自然科学 、抑社会科学。在这地方，满腹经纶毫无作用，以致香港人认为读文科的人，做苦力无力，当兵无勇，做小偷不灵活，只好去教书，而教书是香港商业社会最看不起的行业。

我有一些香港同学，都是理工科博士，但内在空泛，论调肤浅，满口都是“我理了自己就算；人与人之间互相利用；朋友越少越好；我根本就看不起读文科的人；谋人财产、夺人性命、淫人妻女，都是搞政治的人做的。”他们浮躁、小家气、没见地。十年寒窗，成了专家，但人不见了。作为香港人，我为他们羞愧。

其实进步的国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现世界上最多社会学家（sociologist） 的国家是美国。全世界最出色的社会学家都被聘请到美国来。德国的科学很进步，哲学也非常出色。德国人自称为“歌德之国、尼采之国、贝多芬之国”。英国和法国也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重，历代都有出色的科学家，也有出色的哲学家。俄罗斯与西欧比较，落后五十至一百年，为了追上，极力发展自然科学，并以工程师治国。到了苏联解体，要改变制度，他们文科人才不够，以致经济及治安混乱。

儒家文化，轻视科技和商业，以致中国患贫，国贫则邪恶生，人贫则多诈，所以儒家的道德理想，没法实行。联合国在三十年前，已宣布香港不是落后地区。人要赚钱，要发展。没有这样的欲望，社会难以进步。但财富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在极度功利和自私的商业社会里，人人追求钱大力猛，社会意识荡然。社会科学能提高人的质素，使人变得更善良，减少一味追求财富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使未来更美好。

不必敲锣打鼓地去宣扬人文社会科学。人的道路本是多殊，不必强天下人于一途。读理工商科的读理工商科。有偏好，愿意献身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可随意为之，向前发展，不要牵制他。学校要多开授这类的课程。传媒要把有关的概念注入小说、戏剧、歌曲之中，寓宣传于娱乐，使人受环境的熏陶，于不觉中学了气习，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效果。香港的财富，加上人文社会科学的熏陶，必使香港成为山川壮丽的大唐盛世，全中国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