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稳定股市的重大举措之后，海外舆论出现两种声音：一种是肯定中国政府稳定市场信心，由中央银行为股市注入流动性的行动，并且看好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另一种是指责中国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比较典型的是英国《金融时报》，列举了七项罪责。同时，一些跨国金融机构相继表示与 “做空中国股市”无关。
　　究竟该如何看待市场正常调整之外的“做空因素”?是否此次大调整只是因为“杠杆资金”过度?是否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改革进程真的与股市涨跌无关?是否做空者真的那么纯洁无暇?
　　笔者认为，只要您认真读了上述这几个问题，就可以有一个初步的答案了。
　　此次中国股市遭遇剧烈下跌，投资者信心遭遇重创，政府出手稳定市场是及时的，也是必须的。常驻中国的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布拉姆说，中国政府需要迅速行动，令市场重拾信心。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曾锐生认为，政府高层的做法大致正确，“大胆的干预比零碎的措施更能稳定市场”。
　　当然，也有人不认同这是一场危机。笔者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在充分认知股市“有涨必有跌”这个一般原理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探究影响市场因素正常发挥的部分，也有必要探究借市场手段之名行伤害市场之实的部分。对于恶意操纵市场行为的部分，既不要无限度扩大，也不要无限度缩小，更不能当鸵鸟、视而不见，也不能当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羞羞答答不敢谈。
　　此轮中国股市剧烈下跌，既有过去历次剧烈下跌的影子，也有一些新的因素。笔者认为，四支恶意做空中国股市的力量在同一时间段“合流”，充分利用了创业板泡沫聚集的机会，为此次股市下跌加上了较重的筹码。从本质上说，恶意做空中国股市的力量其实也是破坏市场稳定发展的力量，需要加以排除。
　　第一支做空力量的确是境外机构。一些跨国投行做空中国早已长期化，借以影响中国境内金融市场。配合做空中国，他们一般会散布中国银行(5.21, -0.32, -5.79%)坏账危机、地方债务危机、房地产危机，还有南海危机，甚至有时炒作执政危机。其主要手段是，利用境外设立的金融工具如“超短新华富时中国 25指数ETF (ProShares UltraShort FTSE/Xinhua China 25 ETF )”、“新华富时中国A50指数期货”做空。虽然其成交金额不一定很大，但却是一些人呼风唤雨的工具：境内一些机构经常将其作为风向标。
　　近期多个国际投行表示自己无力做空中国内地股市，因为中国股市没有给他们放行。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0日报道称，目前在中国建立大规模空头头寸是件颇有难度的事。笔者认为，他们不能大规模入场做空，与其长期在场外做空并不矛盾。
　　《华尔街日报》的同一篇报道还说，著名的做空专业户、纽约对冲基金尼克斯联合基金公司掌门查诺斯押注中国股市下跌差不多已有5年时间，但此间中国股市与全球许多市场一样，都经历着稳步上涨。如此市况令查诺斯的日子变得艰难。初看这个报道，做空中国股市的人似乎还很委屈，但这反而证明了，做空中国的行为早已长期化。
　　第二支做空力量是内部投机力量。他们不但集中做空，也集中做多，这也是中国股市内部的一个毒瘤。
　　按常理说，做多做空都是市场行为，但动辄称“今天是散户最后一次逃生机会”、“某月某日某时要全部清仓”，并把这些说法作为正式通知发给客户，还开通快速通道，应属于明显的操纵行为。他们做多和做空时，往往同步散布谣言，谣言的制作往往有鼻子有眼。
　　有的投资机构通过串谋，集中资金优势，联合多个甚至数十个账号一致行动，制造拉抬或打压单只或多只股票的价格，就是操纵行为。在股市期货推出后，这些机构还进行期现市场联合操纵。
　　当其集中力量以这种非法方式做空时，就属于恶意做空。
　　第三支力量是一部分跟风的中小机构。这类机构并无投资主见，对国家宏观形势、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研究甚少，其投资原则就是“跟对庄”，痴迷于“小道消息”，对谣言的传播推波助澜。他们十分渴望市场有大的波动，以便做差价牟利，对国家金融秩序的稳定毫无兴趣。
　　第四支力量是在境内配合、跟随外部做空者的机构和个人。他们的特征是以“完全彻底的市场化”为大旗，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否定金融监管当局依据我国现阶段市场发展情况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几乎对每一条新政策都做负面解读，一律以美国标准来定是非。他们还极力拉拢各路同盟军。他们的作用就是搅乱舆论，顺手牵羊。这支力量也是谣言的主要发源地。
　　这四支做空中国力量的“合流”，能够在股市上得以发力，既与我们的制度存在一些缺陷有关，也与我们在市场经济理论建设上存在严重不足有关，也与我们的执法力度不足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大型投行机构缺乏独立定价权，在很多时候缺乏自信，简单参照国际定价体系，简单参照国际金融市场指标。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上述四支力量就自动疲软了。这个问题到了该解决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