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之际，蒋介石未能留下口头遗嘱

近日，网络上热传一份“蒋介石遗嘱”，其内容大略谓：“毛先生才是伟人，我干了一辈子坏事，愧对国人，愧对毛先生……”，云云。此种捏造，本极拙劣，无奈何信之者亦甚众。
其实，蒋临终之际，并未留下遗言。1975年4月5日晚，蒋介石病重。工作人员急召蒋晚年“文胆”秦孝仪，起草遗嘱。秦于6日凌晨两点赶至官邸，蒋已过世，故“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①后来公布的遗嘱，乃秦事后所写，据医官熊丸回忆，“总统的遗嘱写好后，夫人表示要看遗嘱内容。他看完遗嘱后对孝仪说：‘你加几句进去，说明他是信基督的。’”②
该遗嘱内容大略谓：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矢勤矢勇，毋怠毋忽。”③
因遗嘱落款“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与秦孝仪在蒋死后起草遗嘱的事实不符，以致引起争议。如王丰称，“蒋介石是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因而最后临终之际，并未留下任何口头遗言，逝前也没有命令文书侍从（如秦孝仪）作任何书面遗嘱”④，因此将秦起草的遗嘱视为“假遗嘱”。

蒋临终不可能说什么“愧对毛先生”

不过，也不能说秦孝仪所撰之遗嘱纯属捏造。蒋介石晚年至少两次预留过遗嘱。早在1971年6月的日记中，蒋已提及遗嘱问题：
“审阅检查身体报告书，脑动脉血管有硬化之象，自觉亦有所病也。如医药与休息无效，则国家后事应预作安排。经国乃可继此复国任务，惟其为我父子关系，不愿有此遗嘱，但其能力为静波(严家淦）之助手，出任行政院长，则于公于私皆有益。望我党政军同志以助我之心助彼完成我光复大陆之共同使命也。”⑤
当年底，蒋再次留下遗嘱。“这次是单独写在一张纸上，夹在1971年日记本中，形式上更像‘遗嘱’。全文如下：‘今后政府组织：一、以家淦继任‘总统’。二、以经国任‘行政院长’兼‘三军总指挥’。三、党务应集体领导。中正 12月23日’。”⑥
由此可见，秦孝仪所起草的遗嘱，在形式上模仿“总理遗教”，反映了蒋介石的一贯思想，当是早有预案，不过蒋没有来得及签名，导致为人所怀疑。
该遗嘱由蒋之遗孀宋美龄、“副总统”严家淦，“五院”院长蒋经国、倪文亚、田烱锦、杨亮功、余俊贤联名签字，对外发布，获国民党官方认可，亦说明其所反映的，乃蒋介石的真实意志。蒋既念念不忘“复国大业”，自无可能说出“毛先生才是伟人，我干了一辈子坏事，愧对国人，愧对毛先生”一类话来。
此外，蒋介石在1920年援闽期间、1922年在永丰舰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1934年在奉化老家各留有一份遗嘱⑦。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亦先后写下三份遗嘱。换言之，已知的蒋介石遗嘱，至少有10份。其中并无只字“愧对毛先生”。

注释：
①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中华书局1994年，第163页；②陈三井：《熊丸先生访问记录》，中研院近史所1999年，第124页；③《总统蒋公遗嘱》, 《中央日报》1975 年4月6日；④王丰：《蒋介石的最后岁月与真假遗嘱问题》，《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4期，第79页；⑤《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71年6月9日，转引自陈红民《蒋介石遗嘱知多少》；⑥陈红民：《蒋介石遗嘱知多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49页；⑦余元启：《蒋介石的另一份遗嘱》，《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