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迁去台，蒋对为何丢失大陆，有过一番痛定思痛后，他眼里的胡适，却已变成了一个“无耻”的政客、“狐仙”，成了他最痛恨的知识分子。

蒋在日记里秘密痛骂胡适“无耻”、“蟊贼”、“野犬”

众所周知，胡适毕生，致力于要在体制外，做蒋介石的“诤友”；蒋亦努力将对胡的礼遇，维系至其去世，并赠挽联，赞其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二人之交往，似乎堪称威权领袖与自由知识分子合作之典范。
这种“典范”，在大陆时期，或许名副其实。但播迁去台，蒋对为何丢失大陆，有过一番痛定思痛后，他眼里的胡适，却已变成了一个“无耻”的政客、“狐仙”，成了他最痛恨的知识分子。
台湾时期，蒋对胡的基本处理方式是：一面在公开场合极尽尊崇，一面在日记里极尽痛骂。譬如，1957年，蒋盛邀胡回台主持“中研院”,并亲自参加胡的就职典礼。同时，又因胡坚持“中研院”工作重心应是“学术”，而非“反共抗俄”，蒋遂在日记里骂胡适“狂妄荒谬”、“心理病态已深”，诅咒他恐将“不久于人世”。①
类似的秘密痛骂很多。如：1958年5月10日，蒋在日记里嘲讽胡的“独立学者”立场，不过是做官、讨钱的遮羞布，并因此怀念起蔡元培“之不可得矣”；同年，因胡劝蒋拆分国民党，搞多党政治，5月30日，蒋又在日记中骂胡“无道义、无人格”，只知道“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而不顾“国家前途”，其人“不仅狂妄，而且是愚劣成性”。
1959年11月，胡适劝蒋不要第三次连任“总统”，蒋氏闻知，又在日记里嘲笑胡适乃是“无耻政客，自抬身份”，“不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可怜实甚。”
1960年“雷震案”爆发，胡适对雷震的同情再度引发蒋的痛恨。蒋在日记里骂胡：“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目‘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此人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徒恃外势而无国法，只有自私而无道义，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

胡适(右二)陪同蒋介石视察“中央研究院”
此种痛恨，与蒋去台后对丢失大陆的反思有很大关系

蒋之所以屡用“无耻”这样重的词痛骂胡适，是因为在他看来，胡根本不懂政治，偏偏又喜欢以其“自由主义学者”的影响力掺和政治：
“此人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对革命之学者身分，满心想来操纵革命政治，危险极矣。……以若辈用心不正，国事如果操纵在其手，则必断送国脉矣。”
胡在台对蒋的基本政治诉求，无外乎“宪政”、“民主”两条。而在蒋看来，其之所以丢失大陆，恰与这两条有密切关系。1949年1月，蒋在日记中反省道：
“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②
所谓“新制度”，是指“多党宪政”，所谓“旧制度”，是指“一党训政”。蒋氏解释说：
“本来照我们总理建国大纲的规定，由训政到宪政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我们也明知训政的程序没有完成，明知人民的智识还没有达到实行民主政治的程度，但因为内外的环境关系与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提早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所以在政治上形成这样混乱脱节的现象，这是我们政策的失败，以致整个政治濒于崩溃。”③
在蒋看来，压迫他“提早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内外的环境关系”，包括胡适的言论在内。如此，即不难理解，何以胡回台执掌“中研院”前夕，台湾街头巷尾，会流传一本匿名小册子《胡适与国运》，嘲讽胡适的“讲学”——“我想大陆已经给他讲掉了”。④
蒋既认为，为对抗大陆，及应对冷战格局，台湾必须回归一党训政体制，胡的规劝自然不会生效。蒋拒绝的同时，还在日记中嘲讽胡：
“若无我党与政府在台行使职权，则不知彼将在何处流亡矣。”
与持续的秘密痛骂相随的，是持续的公开“礼遇”。如1959年3月，胡动手术，蒋特遣蒋经国前去慰问；雷震案刚刚宣判，蒋又开始张罗着为胡筹办七十大寿。蒋“礼遇”胡的目的很明确：
“对政府民主体制亦有其补益，否则，不能表明其政治为民主矣，故乃予以容忍。”
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蒋在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
1950年代，蒋介石在公共场合始终保持对胡适的“礼遇”

1950年代，蒋介石在公共场合始终保持对胡适的“礼遇”
注释：
①陈红民、段智峰：《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本文引用蒋氏日记，凡未特别注明者，均转引自该文。②“总统府”事略室编：《事略稿本》，1949年1月22日。转引自蒋永敬，刘维开著：《蒋介石与国共和战 1945-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P310。③蒋介石：《革命·实践·研究三个名词的意义和我们革命失败的原因》，转引自蒋永敬，刘维开著：《蒋介石与国共和战 1945-1949》。④章清：《“胡适派学人群”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P278-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