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勋离开我们已11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间，与他相依相伴的往事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似乎仍像以往一样，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关心着我的冷暖，关心着儿女们为党为国尽忠、为人民服务的情况。在仲勋百年诞辰之际，我想写一些和仲勋共同工作、生活的往事，以此表达我对仲勋的无限怀念。

　　仲勋在与我共同生活中，多次谈起他的家世。仲勋出生在陕西富平一个农民家庭。习氏和中国其他姓氏一样源远流长。1369年（明洪武二年），习家这一脉始太祖习思敬携家带口由江西新淦（今新干县）逃荒要饭到河南邓县（今邓州市）落户。仲勋为该族西户习魁之后第九代人。仲勋的曾祖父习玉策生子三人：习永盛、习永山、习永厚。习永盛为长子，是仲勋的祖父。习永盛与张氏夫人在河南邓县育有一儿一女。1882年（清光绪八年），因家境贫寒，习永盛不得不再次举家逃荒，来到陕西富平淡村落户，后相继生下仲勋的父亲习宗德、叔父习宗仁。在淡村定居下来后，全家除靠租佃土地生活外，仲勋祖父还挑着货郎担赶集串乡挣钱补贴家用，终因贫病交加，冻饿而死在富平城郊的圣佛寺塔下，被埋在附近的乱坟场内。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在外当兵的大伯回到家乡，给了家里一锭银两接济，加之祖母及仲勋父亲、叔父日夜辛勤劳作，家境才有所改善。不久，仲勋父亲和叔父这两房子女陆续降生，仲勋为习家迁至富平淡村后的第三代长孙。仲勋的父亲于1928年40岁时病故，母亲柴氏也在次年去世，年仅35岁。苦难的家史对仲勋一生产生极大影响。“我是农民的儿子”，是他在家里常说的一句话。

　　在民族危亡和家庭苦难中出生成长的仲勋，从小就向往光明进步，立志改变旧中国面貌。13岁的仲勋，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15岁时，因参加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被关押。在狱中，他立场坚定、斗争坚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4月，仲勋和他的战友们组织发动“两当兵变”。之后，他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一道，投入艰苦卓绝的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33年 4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仲勋当选为副主席。1934年11月，仲勋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他才21岁，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1935年春，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这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成为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抗日战争时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仲勋先后在关中、绥德地区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把守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和“北大门”。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才能和作出的贡献，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认可和赞誉。1943年1月，毛主席为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我第一次接触仲勋是在1943年。当时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简称绥师）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我是主要带队人（党支部书记）。在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组织关系时，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看到墙上贴着崭新的标语，上面写着“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主持工作”、“学习习仲勋同志的优良品质和作风”等，这时我才知道仲勋是新任绥德地委书记。由于绥德地区是1940年刚开辟的新区，加之绥师一些学生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思想比较混乱。那时，我被编在绥师思想最活跃的秋三四班级学习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学校发生了“贴黑头贴子”（写匿名信贴在校内墙上）、“打石头”（教员杨典被石头打伤）等案件。而此时正值陕甘宁边区开展防奸运动，绥德地委对案件十分重视，不仅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同志来学校蹲点，作为地委书记的仲勋还亲自来绥师作相关报告。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仲勋。我和仲勋的直接相遇是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雕山书院女生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来，突然看到迎面走来的仲勋，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我，微笑着点了点头，便走了过去。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受“抢救运动”的影响，一时间，“特务如麻”的阴影和“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笼罩着绥师，全校学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学生家长对此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这引起了绥德地委和仲勋的重视，决定把绥师作为领导绥德地区整个部署的重点来抓。为了加强领导，调原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来校任党总支书记，党总支派学生党员代表到地委请示汇报工作。这时，仲勋亲自接见了我和白树吉。在仲勋宿舍兼办公室的窑洞里，我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谈话中，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他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他让我们协助党组织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帮助党组织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仲勋的话使我豁然开朗，明确了方向。同时，仲勋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令我十分敬佩。

　　为了安定人心，挽回不良影响，仲勋邀请学生家长到绥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并召开有学生家长参加的校内外3000人干部群众大会，进一步宣传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从那以后，绥师的运动逐步走上了稳妥健康的轨道。随后，顺利地转入审干整风阶段。

　　在仲勋的直接领导下，绥德地区审干整风的甄别工作进行得扎实、果断、有力。仲勋在作整风报告时说：“对党要忠诚，不要说假话，说假话就会起到破坏运动的作用。”他还说：“我们党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他写报告给中央和西北局，建议立即停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