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政府就俄国间谍之子瓦维洛夫兄弟（Alexander & Timothy Vavilov ）的国籍问题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称他们的父母尽管在暗中工作，但仍然是俄国政府的雇员。因此他们的孩子尽管出生在多伦多，也不应该获得加拿大国籍。

按照加拿大国籍法，出生在加拿大就自然获得加拿大国籍，唯一的例外是外国政府雇员的子女。瓦维洛夫兄弟原是加拿大公民，但在他们的父母被定罪后失去了加拿大国籍。他们过去几年来一直在为重返加拿大努力。去年6月和今年4月，他们分别在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胜诉。

瓦维洛夫兄弟的父母在加拿大潜伏多年，后被派往美国，2010年被捕，但很快作为被交换的间谍回到了莫斯科。兄弟俩也被送回俄国。他们在此之前对父母的身份一无所知，一直以为自己是住在美国的加拿大人。

加拿大最高法院将在12月初审理此案，下达判决后，败诉一方再无上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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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10.

蒂姆和亚历克斯兄弟俩的世界在蒂姆20岁生日那天轰然坍塌。那一天，他们眼看着父母被戴上手铐押走，并得知自己原来不是住在美国的加拿大人，而是俄国人；他们的父母不是普通的美国中产阶层夫妇，而是假冒加拿大公民身份的俄国间谍。

兄弟俩失去了加拿大国籍，被送回俄国，获得了全新的俄国护照和他们不会念的俄国名字。六年来，他们一直在为恢复加拿大国籍努力。英国《卫报》周末刊登了记者Shaun Walker的长篇报道。这是他们在案发后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但是报道披露的信息远不止兄弟俩的诉求。俄国情报机关中最机密的“非法间谍”是如何利用加拿大作为蛰伏地点和通道的？间谍父母如何在从事秘密活动的同时为孩子提供一个正常的童年？一家人在加拿大和美国度过的三十多年，完全可以用作好莱坞间谍片的素材。

蒂姆兄弟在美国的家。

独一无二的俄国“非法间谍”

许多国家的情报机关都会在国外使用没有外交身份的间谍，某些情报机关还会在第二代移民中物色人选。但是据《卫报》了解，俄国是唯一一个自己“生产”可以假扮外国人的间谍的国家。这些间谍被称为“非法人员”，属于克格勃最机密的部门。他们通常首先被派到加拿大潜伏下来，在这里积累起一个普通西方国家公民的资历以后，再被派到美国、英国等“目标国家”。在苏联时代，“非法间谍”的任务一是帮助大使馆的克格勃官员和所在国情报来源进行联系，二是长期潜伏，以便在将来可能发生的美苏大战中发挥作用。

即使加拿大移民部查三代，蒂姆和亚历克斯的父母贝泽鲁科夫和瓦维洛娃也不会被查出俄国血统。他们在2010年被捕以前的身份和姓名 — 希斯菲尔德和弗里 –来自两个早已去世的加拿大人，可谓货真价实。他们在70年代被克格勃招募，80年代被派到加拿大。两个儿子先后出生在多伦多。

蛰伏多年后被派往美国

贝泽鲁科夫在约克大学拿了个国际经济的本科学位。小儿子出生一年后，他又去巴黎上MBA，一家人和他同行。1999年底，他作为一个勤奋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加拿大人，被哈佛大学录取。这时苏联早已解体，克格勃也已改名为对外情报局。但是新上任的普京没有忘记他们。在潜伏十多年后，他们终于被派往目标国家。

贝泽鲁科夫从哈佛毕业后进了波士顿的一家商业咨询公司。妻子瓦维洛娃在两个儿子长大后做了地产经纪。2008年，一家人获得美国绿卡。

除了出生在加拿大和经常出国旅游以外，蒂姆和亚历克斯与别的美国孩子没什么不同。父母从来没有向他们提起过俄国。亚历克斯有一段时间甚至觉得父母跟别家的父母相比太无趣了。兄弟俩都对亚洲感兴趣。蒂姆学了中文。亚历克斯16岁时去新加坡做了半年交换生。父母被捕的前一天刚刚回来。

2010年6月27日，当全副武装的FBI闯进门来时，兄弟俩认为警察肯定是弄错了。即使几天后他们从广播里听说有10个俄国间谍落网的消息，也没有联想到父母身上。但是当他们获准去看望被关押的母亲时，得到的嘱咐是：避开媒体，去俄国。一夜之间，他们发现自己从两个普通的加拿大年轻人变成了俄国间谍的孩子，必须“回到”他们从未踏足的祖国。

一些自称是父母同事的人帮他们在莫斯科安顿下来。几天后，美俄达成交换间谍的协议，贝泽鲁科夫和瓦维洛娃也回到了莫斯科。他们走下飞机时，还穿着美国监狱的橙黄色囚服，但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接待。

同时被交换的俄国间谍安娜.查普曼。

在短短的时间里，蒂姆和亚历克斯失去了过去拥有的从游戏机到身份的一切，来到一个语言不通、没有朋友的陌生国家，目睹父母从普通白领变身间谍，又从阶下囚变成英雄。另一个巨大的纠结是：该如何面对父母这么多年的欺骗？年龄较小的亚历克斯受到的心理冲击更大。他苦笑着把那段时间称作“高中生身份危机“。

被剥夺加拿大国籍

按照加拿大法律，只要在加拿大出生就拥有加拿大国籍，唯一的例外是外国政府雇员的孩子。因此，蒂姆和亚历克斯从他们的父母认罪那一刻起，就被纳入了这个例外的类别。亚历克斯2012年被多伦多大学录取，也因父母的问题，学生签证在最后一刻被取消。

六年后，蒂姆在亚洲工作，亚历克斯在一个欧洲城市上学。两人仍然在为恢复加拿大国籍努力。他们都希望今后能在加拿大安家。

兄弟俩在谈到和父母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他们的间谍身份时用词很谨慎。过去几年受连累比较多的亚历克斯说，他有时候会琢磨，父母当初为什么决定要孩子呢？“我很高兴他们选择了自己坚信的事业。但是他们的选择造成了我对他们为之献身的国家没感觉。我希望世界不要因为他们的选择和行为惩罚我。这非常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