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李光耀在新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首发仪式上演讲。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今日辞世。从今年2月因肺疾入院以来，他的病情一直牵动新加坡乃至全球的注意力，如今终于走完一生。自1965年领导新加坡独立并出任总理之后，他担任总理25年之久，卸任后继续担任国务资政和内阁资政直至2011年，对新加坡的影响力可谓无人能及。
　　新加坡“国父”、强权者、周旋于大国之间的两面派，世人加诸李光耀的标签很多。这些标签反映了人们对李光耀治理新加坡方式和结果的解读：美誉之下亦有指责之声。
　　“国父”：开创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一城即一国，可谓“弹丸之地”。而就是这样一个被强敌环绕的小国，在李光耀担任总理的数十年间，实现了政治独立和经济繁荣，成为亚洲乃至世界耀眼的经济奇迹。
　　凭借这一奇迹，李光耀不仅在新加坡树立起了极高的威望，被视作建国元勋、立国功臣，而且在国际社会也赢得了不少赞誉，其“新加坡模式”的经验也成为各国研究和借鉴的对象。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称赞李光耀是“20世纪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曾刊文称，李光耀给新加坡留下的遗产使新加坡成为了真正成功的后殖民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屈指可数。当阿拉伯国家逐渐分崩离析，东南亚其他国家还在第二世界苦苦挣扎时，借用李光耀所著长篇回忆录中一卷的题目来说，“新加坡已经从第三世界国家一跃跨入了第一世界梯队”。
　　实用主义者：大国均势中周旋
　　在缔造经济奇迹的同时，李光耀还在外交政策方面为新加坡赢得了与其微小幅员和有限人口极不相称的国际影响力和威望。
　　处于强敌环绕以及大国利益交汇之地，外交问题关乎新加坡的生存。而李光耀的求存之道就是遵循实用主义的原则，在大国均势中左右逢源，“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这一现实主义理念渗透其中。
　　面对虎视眈眈的邻国，李光耀对所有大国“开放门户”，加强新加坡与大国之间的依赖关系，提升新加坡的国际敏感度，以牵制邻国。而当处理大国关系时，李光耀并不完全依附于某一方，而是着力确保不同大国之间展开竞争，新加坡则在这种大国竞争的均势中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美苏争霸时，欢迎苏联介入亚太如此；中国崛起，希望美日制衡中国亦是如此。
　　中国的老朋友：交好又提防中国
　　正是在这种实用主义原则的指导下，李光耀成了许多人口中的“两面派”，而这也体现在了他对新中关系的处理上。　
　　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以来，李光耀已先后访华30余次，与中国几代领导人都有接触。中国政府也将李光耀称作“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而正是这位中国的老朋友，在积极发展新中关系的同时，还不断在国际场合大谈提防中国：希望美国继续制衡中国，告诫日本、印度警惕中国成为强国，提醒东盟中国想让它们成为附庸。
　　李光耀这种两面周旋的做法还体现在其发展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上。与别的国家不同，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和台湾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1993年，李光耀作为中间人还促成大陆和台湾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汪辜会谈”。李光耀还曾批评曾经的好友李登辉搞台独和过于媚日，然而同时，李光耀还在一直保持着与民进党的接触。一方面，李光耀不希望台独破坏地区稳定进而影响到新加坡，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快速统一会打破中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平衡。
　　强权者：美誉之下也有争议之声
　　李光耀一手缔造的“新加坡模式”带来了新加坡的繁荣，建立起高效廉洁的政府，为他赢得了不少美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在称赞李光耀时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称李光耀是“世界级领导人”，其智慧和判断力无人能及，“他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卓越领导人，还以其强大的战略洞察力被公认为一位思想家”。
　　然而同样是这个“新加坡模式”让李光耀背上了“强权者”的帽子，新加坡长期一党独大、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担任总理，以及用严刑峻法严格控制社会，这些都给李光耀惹来了不少非议。许多西方媒体指责这是不民主的体现，人权组织指责他限制政治自由，通过起诉反对者诽谤对他们施加恐吓。2004年李显龙接任总理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还曾发表指责文章，最后李光耀威胁要诉诸法律，迫使该杂志公开道歉和赔偿。
　　面对“不民主”、“威权主义者”甚至是“独裁”的帽子，李光耀拒绝接受批评，因为他对民主有着自己的理解：我们要民主，但我们要适合新加坡、对新加坡有利的民主。李光耀认为，西方在践行大众民主的时候，为了选票向选民们许诺好处并不断加码，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把债务留给下一代人，让它们承担”。他坚定地认为：“法治原则会讲自由权、结社权、言论权、集会权和和平示威权，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这些权利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如果盲目行使这些权利，有可能毁掉一个有组织的社会。”
　　自画像：“务实的自由主义者”
　　当世人给李光耀贴上各种标签的时候，李光耀也进行了自我审视。他曾在《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一文中全面剖析自己的思想、性格还有权力观。
　　李光耀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恶的一面。他觉得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的，而是处于极其激烈的竞争之中。他自称是个务实的自由主义者，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他不认为有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种思想能够征服全世界，或者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塑世界。因而在治理新加坡的过程中，他没有一味照搬西方式民主，而是选择他认为的最佳方式。
　　　　而李光耀的这些思想理念来源于他的性格，还有他的一些生活经历。在日本人赶走英国人、侵略新加坡的三年半时间里，李光耀看到了日本人的残暴，他们“用残暴的方式对待我们，包括我本人也遭受过日本人的虐待”。在《李光耀自传中》，他如此描述，“他们的残暴让人联想起古代匈奴族的侵略者。大概成吉思汗也没有日军的残忍。我丝毫不怀疑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正当性。”李光耀骑着自行车，看见市区高级住宅的墙外有200多名日军在排队，标识牌写着“慰安所”。这段经历让他明白了在强权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们为了生存会采取哪些应对之策。
　　与此同时，李光耀认为日本人的侵略还给他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课。从英国人那里，李光耀学到了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管理人民，但对权力的意义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日本对新加坡的侵略让他“在听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前，就深刻地知道了什么是权力”，明白了权力、政治和政府的密切关系，也见识到了日本人是如何运用权力的。
　　当然，面对外界的评价，李光耀坦承，他所做的一切并非都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基于高尚的目的。李光耀说，“我必须做一些令人不悦的事情，以及把某些人未经审判就关起来。”“我能做的只是确保当我离开时，各种制度还是好的、健全的、清廉的、高效的，确保现有的政府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搜罗高素质的下届政府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