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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的外国年轻人来到中国，从底层职位做起，他们与中国的年轻人拿着同样的薪资，乘地铁上下班，为商务区昂贵的午餐而烦恼
　　Kiera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小镇。5年前，她逃离了备受金融危机折磨的美国，怀着巨大的好奇和憧憬来中国闯荡。为了让自己更好地融入这个国家，Kiera换了一个非常中国的名字“李丽”。
　　刚到上海时，李丽在人民广场的地铁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她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人。汹涌的人潮和喧嚣的都市，让这个来自全球最发达国家的姑娘极不适应，觉得自己像个乡巴佬。
　　以前，李丽经常和丈夫参加同乡聚会。一次，一群太太聊得正开心，突然其中一位转头问李丽住在哪里，她回答说虹口，于是整个房间突然安静了，空气里全是尴尬。
　　那次之后，李丽再也没去参加住在古北那个“富人区”的美国朋友的家庭聚会。她发现，自己与这些“老乡”已经不再是一路人。
　　初到上海
　　李丽很快就发现，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上海的工作并不如想象中好找。
　　“有一次我去一家外资企业面试，遇到四个竞争对手，一个是墨尔本回来的，一个是伦敦回来的，一个刚从法国的大学毕业，最后一个虽然不是海归，但在大公司有五年的工作经历，于是这个人拿到了工作机会。”
　　外国人的身份有时还会让企业产生额外的担忧。“很多外企不仅希望员工英文没问题，还需要中文流利。所以外国人在外资企业找工作并不容易。”李丽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唯一让她欣慰的是，虽然屡次失败，但她总能获得面试机会，而且都是让她兴奋的公司和职位。相比之下，笼罩在金融危机阴影中的美国显得暮气沉沉。
　　到上海三个月后，李丽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外贸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这份工作并不算理想—公司只有几个人，薪水也只有几千元人民币，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总经理助理”这个头衔依然让远在美国的家人欣喜不已，毕竟与她在美国披萨店里当服务员的同学相比，这实在“太体面了”。
　　不久，李丽感觉有些不对劲。对她来说，在这家公司上班太“轻松”了，只要坐在办公室里等待公司合作伙伴参观，或是陪老板偶尔把国外来的生意伙伴从机场接到酒店，再陪着吃吃饭、聊聊天。至于公司的主营业务，李丽没有丝毫参与的机会。最终，她主动放弃了这个充当“花瓶”的工作。
　　第二份工作是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外教。李丽依然不满意，因为薪水不高，竞争却异常激烈。像她这样大学毕业后直接来上海淘金的外国人，似乎一年比一年多，而且大多是从外教这个“门槛较低”的行业起步。
　　“菲律宾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这些母语并非英语的人都可以去做英语外教。”李丽对此很不理解。
　　最关键的是，虽然和公司签了劳动合同，但公司却不愿给员工办理在华就业证和居留证，这让学过法律的李丽心怀忐忑，因为这意味着她得不到中国《劳动合同法》的保护。
　　于是，在到上海半年后，李丽第三次跳槽。这一次，她又回到外贸行业，负责企业与美国客户的日常联络。这次不像上次那样轻松，因为时差，她每天都要上夜班，每周还有几次白天要加班，这让她疲惫不堪。
　　“中国人的节奏实在太快，跟不上，除了工作，没有时间去享受生活。”李丽一度感到很沮丧，甚至动了回国的心思。
　　走出古北
　　到上海一年后，李丽遇到了现在的丈夫。这让她下定决心留下来。“为了表示在上海创立一番事业的决心，我们在上海只用中文名字。”
　　李丽的丈夫Brett也是美国人。Brett在美国的大学里选修过中文，并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李润”，为了表示是一家人，他给老婆Kiera取的“李丽”这个名字，都姓李。
　　不过对李丽来说，同一个姓氏并不能掩盖他们之间最初的巨大差异。“我来中国是因为兴趣，也没有好工作。但他却是一个高富帅。”
　　就在李丽四处“打工”的时候，李润已经是一家美国公司上海分公司的高管，住在上海古北一幢装修豪华的公寓里。
　　古北是外籍商务人士聚居区，一套公寓的月租金，差不多相当于李丽的月收入。在这里，李丽感受到了上流社会的气息。豪华公寓、专属司机、住家保姆，还有每月一次的高管家庭聚会，以及聚会中种种有关文化差异、水土不服引起的笑话，这些让李丽觉得自己真的“融入”了上海。
　　不过，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李润“上位计划”失败了。在来上海前，李润在公司的拉美分公司担任销售主管，因为业绩好，所以有了提升为总部销售总经理的机会。
　　为了给自己的上位增加筹码，李润主动要求到中国市场工作，“当时中国业务刚开始，大家都认为这将是公司未来最重要的市场。这就像在中国，官员提拔前一定要去最重要的基层干几年，工作经验很值钱。”直到现在，李润还为自己“充满中国智慧的政治头脑”而得意。但那时他还没体会到“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句中国老话。
　　在一轮激烈的竞争后，李润落败，公司要把他调去欧洲市场，那里的销售业绩正连年下滑。
　　权衡再三，李润选择离开原来的公司，留在上海。“在欧洲公司，你只能做到阻止或者延缓下滑，但在中国，你要考虑的是如何获得更快的增长。”
　　实际上，李润对于自己在中国的前景还是估计得过于乐观了。
　　一番挑拣，李润最终在一家跨国公司谋得了一个中层职位，薪资待遇比以前低了很多。“以前除了基本工资，还有住房津贴、小孩教育津贴等很多津贴，还能享受和美国一样的假期。但现在，因为我是在上海找的工作，而不是总部派来的，所以待遇跟中国员工差不多，只有基本工资，其他的津贴全部没了，假期也没了。”
　　这对李润是一个很不容易适应的落差。他感到自己与本土员工相比，已经没有了任何优越性。
　　辗转流离
　　2012年圣诞节过后，李润和李丽就住房问题爆发了一次争吵。
　　李润在古北的“豪宅”原本由他的上家公司支付房租，离职后房租成了沉重的负担。李丽坚持换一套更便宜的房子，而李润却有心理障碍，认为这会让他逐渐疏远原先的圈子。李丽却觉得那种心理是不切实际的“虚荣”。
　　最终，李润还是向“残酷”的现实低头了。他们搬到了杨浦的新江湾城。虽然没有古北那么高档，但这里也是上海一个著名的低密度大型国际化社区。每个月9000元的房租，对李润来说轻松多了。
　　但是，通货膨胀、房租上涨和雷打不动的工资，还是让李润的压力一天天在增大。在2013年5月准备续约的时候，房租从9000元涨到了令人咋舌的1.3万元。
　　李润只得另谋住处。
　　朋友告诉李润，中山公园还有月租金在7000元以下的房源，联洋也有月租金1万元以下的公寓，有时候运气好，还能租到更价廉物美的房子。
　　可李丽亲自去转了一圈后才发现，朋友说的已经是“去年的行情”。进入2013年，这两个地段的房屋租金也上涨了近30%，传说中的低价房早已被一抢而空。无奈之下，李丽在朋友的推荐下住到了虹口，虽然没有了高档国际社区的气氛，但房租却比原来便宜了1/3。
　　当然，代价就是“老乡们”与李丽一家有意无意的疏远。对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来说，住在哪里，是划分圈子的一个重要标准。“那能体现出公司的实力，以及你在公司的地位。”
　　住房只是李丽一家面临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物价飞涨，小孩的教育经费和医疗问题等让李丽一天天深陷“柴米油盐”的困扰。当年雄心勃勃的李润也开始动摇，考虑回国。
　　“中国的压力太大，而我也买不起上海的房子。”李润自嘲道。
　　有人选择离开，也有更多人选择进来。
　　跨国猎头企业翰德最新一次的亚太区域招聘趋势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公司的平均人才流失率高达10%到20%，这也就意味着，超过80%的中国企业有着招聘的需求。即使在2009年经济最低迷的时候，中国还是有33%的企业在增聘人手。
　　不过，虽然来中国工作的外国人总量一直有增无减，但近几年，这个趋势却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越来越多的外国年轻人来到中国，从底层职位做起，他们与中国的年轻人拿着同样的薪资，乘地铁上下班，为商务区昂贵的午餐而烦恼。当外国人的身份不再成为企业用人的参考，他们在中国待遇的变化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而像李润与李丽这样在中国“打拼”的外国人，或许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