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外国国籍、有钱商人，这些关键词的叠加，顿时让俏江南创始人张兰身陷舆论漩涡。虽然，张兰很快递交了退出政协的书面申请，北京市朝阳区政协也证实正在按照有关程序办理，但舆论没有就此落幕。由张兰变更国籍事件引发的对政协委员资格问题的再讨论，正如火如荼。政协委员到底是怎么诞生的？现有政协委员中有多少人拥有外国国籍？外国国籍人士能不能担任政协委员？在讨论中，有一种声音坚决认为，唯有中国人，才能担任政协委员，因为这涉及到对人民和国家的忠诚；而有一种声音则认为，在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我们不妨给那些愿意为中国出谋献策的有识之士，尤其是海外华人华侨提供一条路径，在各级政协设立专门界别，或者将现在各级政协设立的特邀海外代表规范化为海外政协委员制度。

（法治周末记者陈磊赵晨熙）　　　俏江南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兰如今成为一名在中国大陆居住的外籍居民。两个多月前，她还是具有中国国籍的居民。张兰的国籍变更随后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事件，引发对外籍人员能否参政议政的讨论——因为她还是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2011年年底，张兰当选为北京市朝阳区新一届政协委员，界别为“台胞台属”。2012年9月，张兰注销中国户籍，变更为外国籍。两个月后，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发现张兰的户口已注销、国籍已变更。　　　

北京市朝阳区政协证实，11月26日收到张兰退出政协的书面申请，会尽快在政协常委会上对此作出决定，取消其政协委员资格。但舆论没有就此落幕。尽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没有禁止外籍人士担任政协委员的规定，但这并不妨碍争论风生水起。一方观点认为，外籍人士担任政协委员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他们无权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要当政协委员，就要放弃国外的国籍。”　另一方观点则认为，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立法机关不同，政协的主要职能是建言献策，允许外籍人士建言献策不会影响到国家利益，未必是件坏事。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一些人士甚至提出，针对有参政议政意愿的海外华侨以及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应设立相应的制度安排，比如在各级政协设立专门界别，或者将现在各级政协设立的特邀海外代表规范化为海外政协委员制度。　　　

中国转向移民目标国家　

　上述设立专门界别观点的提出，是有数据做支撑的。近日在北京理工大学召开的第四届移民法论坛上，主办方发布了《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数据显示，我国海外华人华侨的数量已经突破4500万人，近几年每年获得外国永久居留签证的中国人超过10万人；而同期在中国大陆居住3个月以上的外国籍人士将近60万人，其中不到5000人获得永久居留签证。

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所长宋全成教授指出，中国开始吸引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来华定居。“实现了由国人定居海外到境外人员定居中国大陆的根本性转变。”一头卷曲的黑发，白净的脸上挺着高高的鼻梁，这是个头不高的美国大男孩乔纳森给法治周末记者的第一印象。今年夏天，乔纳森从美国一所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就职于一家留学机构。此前，记者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遇到了乔纳森，当时他已经能用生硬的中文说着“你好、谢谢、不客气”等词语。　　　

乔纳森在到北京工作之前，于2011年夏天在北京市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了几个月。实习之余，他四处交朋友，品尝烤鸭等各种美食，渐渐喜欢上了这里。毕业后，他决定到北京来工作。根据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目前像乔纳森一样在中国居住的美国人为7万多人，在中国居住并且接受普查登记的外籍人员总数则达到59万多人，这其中并不包括42万多名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和台湾地区居民。宋全成对上述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从外籍人员居留期限结构来看，在总共102万多名外籍人员中，获得一年以上居留许可的比例为67%。　　　

宋全成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从移民动机来看，商务、就业、学习和定居是外籍人员移民的四种主要类型，其中，出于定居原因来华的境外人员占总数的比例超过18%，基本与持其他三种移民动机的人数所占比例相当。美国一所大学的亚洲战略研究所对美国旧金山、圣荷西、洛杉矶、尤金等多个城市的民意调查显示，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条件下，如果中国政府开放移民限制，12%的美国人愿意移民到中国。 这是上述《移民报告》披露的数据。该报告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布于第四届移民法论坛上，论坛由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北京市国际法学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移民报告》的主编为王辉耀和刘国福，前者是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后者为北京理工大学洪堡学者、国内领先的移民法学者。《移民报告》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在我国境内永久居留的外籍人数共有4752人，其中外籍高层次人才及家属1735人。2004年8月，外交部、公安部颁布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规定外籍人申请合格者将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绿卡”。　　　

法治周末记者从有关人士处获悉，近日，一份完善我国“绿卡”待遇、降低“绿卡”门槛的政策文件正由人社部等20多个部门会签。此举将做实之前“绿卡”的待遇，并将扩大“绿卡”的福利，会让更多的外国人和外籍华人来到中国享受和国际真正接轨的绿卡。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移民的移民目标国家。中国正经历着由传统的民族国家向非传统意义上的现代移民国家转变的过程。”宋全成认为，这必将影响我国的移民政策和移民法律法规完善的路径选择，包括是否允许他们参政议政。刘国福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人以及华人回国是人口流动的自然规律。他们在这里的工作、生活、教育、医疗等都与国家制定的政策有关，因此也希望能够参与政策制定并影响到政策的制定，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　

根源在双重国籍冲突　　　

实际上，张兰并不是第一个因为变更国籍被取消政协委员资格的人。2008年1月，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上，著名影星巩俐的名字消失了。此前的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巩俐都曾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当时有媒体发现，巩俐被取消政协委员资格是因为其申请了新加坡国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向法治周末记者分析，巩俐是以中国文化艺术界的界别代表成为政协委员，一旦加入了外国国籍，就不属于中国文化艺术界，因此不能再担任政协委员。　　　 前述《移民报告》称，这种现象为“移民不移居”，并且越来越普遍，是一种中国式移民，只是为了谋求他国公民身份的认可，为了旅行的方便和便于在海外开展业务。

与此相对的是，外籍人员在加入中国国籍后具有当选政协委员的资格。有媒体梳理，自1978年开始，全国政协累计吸纳了十几位外国人员加入，最早一位是马海德，至今唯一健在的是沙博理，他们都已经是中国国籍。马海德当过八路军总卫生部顾问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1949年之后加入中国国籍，于197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沙博理出生于美国纽约，是一位犹太人，在革命年代来到中国，1963年，经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批准加入中国国籍，改革开放后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表示，无论是张兰和巩俐，还是马海德和沙博理，背后都反映了政协委员身份和外国国籍是否冲突的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磊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那些定居在中国的外籍人士，就目前来说，想参政还是要放弃原有国籍，加入中国国籍。　　　

刘国福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外籍人士不能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可以考虑开放让外籍华人参加建言献策工作。　

有待推动国籍法修改　　　

政协章程中第二章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　　　

毛寿龙指出，其中虽无明确政协委员的国籍要求，但实际情况是政协委员须有中国国籍。王磊向法治周末记者解释，宪法给政协的定位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统一战线组织。它虽然不是国家机关，但发挥着很重要的参政议政的功能，涉及到对国家对人民要忠诚、负责的问题，因此政协委员应该是中国公民。　　　

这种判断也被官方的表示所证实。今年3月，针对社会上流传的“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已加入外国籍”的说法，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回应称：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政协委员，外籍是不行的。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也向法治周末记者证实，我国并没有专门针对政协委员国籍的明确规定，只是现实操作层面上要求政协委员必须是中国国籍，而且不能是双重国籍。　　　

专家表示，实际上1954年以前，我国是承认双重国籍的，明确反对双重国籍是在1955年，当时的大背景是两大阵营的冷战，“双重国籍”导致海外华人“身份认同”出现问题，中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不承认双重国籍，避免给当地华人带来麻烦，是非常明智的政策。　　　

1980年，“文革”之后，也就是在中国没有留学生和外出移民的极左年代之后，我国出台国籍法，其中针对双重国籍的政策非常严格。中国公民加入其他国籍，就被视为丧失了中国国籍。　　　 但今天的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冷战早已经结束，中国与全球大部分国家已经建交。在双重国籍问题上，“有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次提交过相关的提案要求承认双重国籍。而且，欧美发达国家的华人一直非常关注这一问题，也多次呼吁国家进行国籍法改革”。不少专家认为，港澳地区对居民国籍问题的相关规定，值得借鉴。例如目前香港实际上是默许双重国籍的，香港居民不管在海外有任何国籍或旅行证件，都可以申请中国香港特区护照或回乡证。　　　

海外移民趋势短期难改变　　　

今年3月20日，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在欧美同学会会所举办“海归看‘两会’”建言献策座谈会。座谈会当天，美籍华人、美国华人委员会秘书长韩清源专门从上海飞到北京参加，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希望中国能给海外华人一个海外身份证，让海外华人来去自由。　　　

“我非常喜欢当‘海鸥’——两边跑，因为现在已经全球化了，我在海外有家，孩子也都在海外长大，不可能全家都回来。”韩清源说，他愿意经常回来。但韩清源发现，由于中国目前的国籍制度限制，像他这样持美国护照的外籍人员出入境很麻烦。所以，他建议中国能给这个群体发放海外华人身份证。《移民报告》披露，根据国务院侨办的统计数字，2010年我国海外华人华侨的数量已经超过4500万人。该报告认为，在中国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优秀人才移民海外的趋势不会改变。报告显示，我国海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国集中在美国、加拿大等传统移民国家。据统计，从2001年到2011年，共有近75万名中国人获得美国永久居留签证。2001年至2010年，获得加拿大永久居留签证的中国人共有33.7万多名。　　　

某国际金融财团全球投资部风险管理资深顾问陈思进是一位加拿大籍华人，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1990年，陈思进到美国深造，4年后获得硕士学位，随即进入华尔街工作。为了更方便在美国工作，陈思进于1998年从美国移民加拿大。“依照加拿大的规定，只要连续住满3年，就可以申请加拿大的国籍。”陈思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2001年，他加入加拿大国籍。拿到加拿大国籍后，陈思进再次进入华尔街工作，直到2008年再次回到加拿大，在多伦多定居。陈思进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让我们这类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人参加政协，参政议政，可以把西方的经验介绍给中国。中国有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借鉴成功的经验，并吸取国外失败的教训，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　　陈思进现在的困惑与韩清源一样，由于是外国国籍，不能方便地进出中国大陆。“像我们现在回国定居的话，我每6个月还要去香港签证，非常麻烦。”他表示，希望到中国后，可以长期居留。　　　

特邀代表改政协海外委员　　　

12月2日，美国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亚勤的新浪微博上，转发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座谈会听取专家对反腐建议的消息。张亚勤随后评论说：“看来中国在进步。”张亚勤的微博一贯关注中国的国家大事。作为美国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亚勤曾在2010年3月以政协海外特邀代表的身份列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当年3月，在全国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张亚勤基于自己的思考，针对相对熟悉的教育、人才和科技领域提了4个比较具体的提案。　　　

资料显示，张亚勤，1966年出生于中国山西太原，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23岁获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后加入美国国籍。他是数字影像和视频技术、多媒体通讯方面的世界级专家。实际上，全国政协办公厅自2001年起开始邀请海外华人华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他们的身份是全国政协特邀海外代表。　　　

2001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包括法国华侨华人会名誉主席杨明、美国成功集团董事长李玉玲在内的9名海外华人华侨特邀代表参会。这也是自1966年之后首次有海外华侨华人代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　　　

据新华社消息，近12年来，全国政协办公厅已经累计邀请了325位海外华侨华人列席全国政协会议。这些海外华侨华人特邀代表中，绝大多数是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法治周末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不但全国政协特邀海外代表中有外国国籍人员，全国政协特邀香港、澳门人士中也有外国国籍人员，香港保利达集团董事局主席柯为湘即为一例。　　　

柯为湘，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1956年随家人从内地移居香港，大学预科毕业后，协助其父经营在澳门的贸易生意并成为掌门人，是2008年《福布斯》杂志评选出的25位知名美籍华人之一。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澳门特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柯为湘与其他10位全国政协委员的一份联名提案引起了社会关注。柯为湘和其他政协委员认为，眼下在广东省的珠海、广州、深圳启动赴澳门个人游“一签多行”试点工作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建议适时将深圳赴港个人游“一签多行”的经验推广至澳门。　　　

资料显示，早在1999年4月，澳门特区筹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名单，柯为湘作为工商、金融界代表被选入推委会。此后还连续当选为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有全国政协委员曾建议，政协增加留学人员界别，可以吸纳尚在海外的近80万名留学人员的代表，使海外的留学人员能够通过正常渠道为国家建言献策。　　　

基于全国政协在实践中有“海外特邀代表”作为会议列席的做法，有专家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在全球化时代，不能再以国籍来区分能否在居住地参政议政，建议在制度层面上为他们提供参政议政渠道，把海外特邀代表改称政协海外委员。”　　　

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认为，国际上亦有类似做法，一些国家特为海外侨民留出立法机构成员名额(overseas constituency)。如意大利参众两院专设18个席位，其已入外国国籍的海外侨民，经选举可担任国会议员。　　　

但在王磊看来，要当政协委员，就要放弃国外的国籍。“哪怕是今后中国承认双重国籍，政协委员要是想对国家参政议政、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就应该要放弃国外的国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政协也应对此制定相关的规定来进行明确。”

政协委员的推选逻辑

政协委员究竟是怎么诞生的？在这个命题之下，有一种现象正在显现出来：某些人把政协委员当成一种身份，一份荣誉，并渐渐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话语权，这成了很多社会精英的梦想，其中不乏有钱的商人

（法治周末记者高原）　　

政协委员、外国国籍、有钱商人，这些关键词的叠加，顿时让俏江南创始人张兰身陷舆论漩涡。继全国政协委员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事件之后，张兰更改国籍事件，再次引发公众对政协委员资格的议论。所有的追问，其实质都指向了一个问题：政协委员究竟是怎么诞生的？　　　

在这个命题之下，有一种现象正在显现出来：某些人把政协委员当成一种身份，一份荣誉，并渐渐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话语权，这成了很多社会精英的梦想，其中不乏有钱的商人。有人曾总结出政协委员构成的三大特征：老板多、明星多、冠军多。从现实来看，政协委员的产生，一般先由各单位提名推荐，然后报经政协常委协商通过，最后向社会公布。在这个过程中，尽管许多社会精英、明星进入政协，为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带来一股大胆、专业、行业号召力的新风，但也为议政不专业、监督不积极、为自我利益呐喊等现状埋下了伏笔。　　　

备受争议的政协委员　　　

商人在政协中占据着越来越多的席位，这是各地政协不同程度存在的现实。广东省工商联曾经发布广东首份“富二代”调查报告，在报告中省工商联主张用3至5年左右的时间，对“富二代”分期分批进行轮训，并将培训经历作为其政治安排的重要条件。　　　

而实际上广东“与经济上接班相呼应的，少数在政治上也随之‘接班’”，调查中，接班子女已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职务的有4%。广东省政协委员余庆安表示，中国改革开放超过30年，新阶层社会人士也该进入参与政协事务，但不能将此错误理解成赚钱能力强就能进政协，“这会让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信心”。　　　

同样饱受争议的  还有明星政协委员　　　

2012年龙年春晚，让草根歌手“大衣哥”朱之文一夜红遍全国。现在他有了新身份——新一届山东省菏泽市政协委员。据朱之文介绍，在得知自己被吸纳为新一届市政协委员后，他多次和演出方协商，但因双方有协议在先，演出时间不好推迟，所以，他不能及时回到家乡进行调研。在部分明星委员连年缺席“两会”、个别参会的也提不出有质量的提案的前提下，有网民担心，全国政协如果过于注重精英意见而忽视草根声音，这一参政议政平台的民主协商作用的发挥将会大打折扣。　　　

近几年来，为百姓所熟知的文化体育界明星当选政协委员已屡见不鲜，但他们的表现并不能总是让人满意。在政协会议召开期间有关他们的热点新闻，多数是诸如请假、无提案、不作为这样的非正面消息。2006年“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张艺谋、巩俐二人双双告假，此事引起了公众对“明星委员”表现的大范围讨论。　　　

其后，每次政协会议上缺席的“明星委员”都会成为被讨论的话题。“飞人”刘翔是这两年来引起争议最多的政协委员，从缺席到提案文字水平低，刘翔在政协会议上的一举一动似乎比在田径赛场上更受关注。　　　

不少网友更是喊出“请假不如请辞”。2006年，广东省政协就曾以“辞职”方式撤销了巴塞罗那奥运会跳水冠军孙淑伟、雅典奥运会跳水冠军胡佳的省政协委员职务，原因是两人皆连续两年未出席广东省政协会议。　　　

明星担任政协委员是否合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称：“对明星当选政协委员，我们应该采取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目前政协委员的遴选制度，我们应进行冷静思考，期待更加合理的制度产生。”　　　

政协委员的高门槛　　　

实际上，不管是对张兰这样的商人政协委员，还是巩俐那样的明星政协委员，公众之所以屡屡责难，说到底是出于对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能力或责任心的担忧。在一些专家看来，政协委员的产生过程本身就是一套精英逻辑，普通民众的声音有可能在此消弭。据统计，截至2012年11月22日，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现有委员2278人，分属34个界别中，其中农业界别有委员67名，没有一个是来自田间地头的农民。　　　

“不是科研院所的专家，就是主管农业的官员，再有就是农民企业家，真正的农民没有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主席梁绮萍说。像农业界别中没有农民的情况在政协其他界别中同样存在，经济界别中鲜见一线的职工，医药卫生界别中很少有一线的医生、护士。　　　

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教授金安平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指出，人大代表中有修脚的、掏粪的，但政协委员中鲜有卖糖果的、扫马路的。　

金安平说，“在产生机制上，人民代表大会强调代表的广泛性，而政协进入门槛更高。”　　　 从法律程序上，如果说人大代表是通过选举产生的，那么政协委员就更似一种“吸收”。　　　

全国政协原机关党组书记、副秘书长杨崇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全国政协中共界别的委员由中央组织部来统筹，其他界别由统战部来统筹，全国政协以机关党组的名义把推荐产生的符合条件的3000多名委员名单报送中央，名单反馈回来后再提交全国政协常委会。　　　

“政协委员是推荐产生的，怎么把程序更加完善，推荐出的委员要更有代表性，这是换届选举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并不知道这个过程是如何产生的，呼吁公开委员产生的办法和程序。”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孙永福表示。　　　

有别于人大代表以省级行政区为依据区分，政协组织是按照各政党、各团体、各民族和社会各界等不同类别，分配委员名额，进行委员编组，组织委员活动，称之为“界别”。　　　

这一概念并非一开始就有，1949年新政协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参加单位”来表述自身的组织构成。1954年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成立时，有了“医药卫生界”、“教育界”、“新闻界”、“宗教界”等具体的提法。　　　

直到1980年代，中共中央提出并经与各方面协商确定的政协委员名单中，将所有政协的参加单位称为“界别”，并提出了“界别设置”的概念，方成定案。　　　

新阶层有望成为新成员　　　

在我国，政协的界别是参加政协的各个党派、人民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在政协组织中的具体划分形式，也是政协会议的基本组织形式。从初衷来看，为体现人民政协的民主协商性，界别被视为民主渠道，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　　　

政协成立以来的60多年中，界别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变化。　　　

1954年全国政协设立了具有特定历史印记的“合作社”界别。1978年，合作社界别被取消，增加了体育界别。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增加了中华全国台胞联谊会和港澳同胞界别。及至第八届政协将原来的“港澳同胞界”分为“香港同胞界”和“澳门同胞界”，而由于改革开放的背景，第八届政协还增设了经济界别。　　　

自1993年第八届政协界别调整为34个，其界别总数便再也没有增加。　　　

和人大代表不一样，政协委员并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通过推荐。政协章程第30条规定：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人选，由上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这意味着，上届委员的推荐可能起很大作用。　　　

按照全国政协官网上公布的内容，政协委员产生的具体运作步骤一般为：　　　

一、提名推荐。推荐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由各党派中央、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个界别等协商提出。在地方的全国委员会委员，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协商推荐。　　　

二、协商确定建议名单。对各方面提出的推荐名单由中共党委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综合平衡，反复同各推荐方面协商形成建议名单。　　　

三、政协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将委员建议名单提交常务委员会会议进行协商和表决，经全体常务委员过半数同意予以通过。　　　

四、公布。经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委员，由政协办公厅(或办公室)分别通知推荐单位和个人，向委员发委员证书，并通过新闻媒介向社会公布。　　　

增补政协委员的程序，也需要经过提名、协商、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和公布这几个步骤。　　　

据统计，在本届全国政协34个界别中，委员人数最多的是特别邀请人士，有182人；排在第二的是经济界别，有152人；排在第三的就是文化艺术界别，有149人。随着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已经先后有几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界别设置应该新增农民工界别、法律界别等新社会阶层。

“政协委员的产生应尽量尊重界别的意见，不管哪个界别都要扩大青年委员比例，青年人的创新有独特的优势，共青团界别只有12个委员，中国多少青年啊，应扩大这些人的数量。”有政协委员提出。　　　

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曾提出：“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并合理设置界别，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　　　

全国政协办公厅一位工作人员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明年全国政协即将换届，目前全国政协正在收集各地政协的意见、建议，随后将在广泛收集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研究政协界别设置调整问题，如果可能，一些新社会阶层有望在下一届政协中成为新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