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6个月的小孔。32岁的小孔来自农村，受聘宝贝计划担任代孕母亲。完成服务后，她将得到15万元的佣金。　

　　湖北武汉——吴明静专事孕检和生产的陪同。从受精卵移植后确定怀孕到最后的生产，24岁的她每年会陪同十多名孕妇将近两百次出入医院产科，记下她们每次注射黄体酮孕激素的时间，在生产过后将婴儿委托DNA亲子鉴定。然后她在出生证明上登记上另一名妇女的名字，最后将婴儿送到真正与其有血缘关系的那对夫妇手上。
　　吴明静是提供代孕服务的宝贝计划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的一名后勤专员，是这家年产约300名婴儿的“宝贝生产线”上的一名服务人员。这条主要以大城市富裕家庭求子渴望作为支撑的生产线上有来自各地农村、经济困难的代孕母亲，为了学费或零花钱提供精卵子的在校大学生，也有像吴明静这样确保代孕服务进行的服务人员。虽然中国由于计划生育、伦理问题而禁止代孕，但这个地下市场正在迅速膨胀。根据得到的服务、是否需要精卵子、是否需要选择婴儿性别、是否在海外进行移植来规避国内的代孕禁令，以及付款方式的不同，委托家庭向宝贝计划支付从五六十万到150万的费用。
　　最近，吴明静负责的来自湖北农村的代孕母亲小孔就将生产。小孔今年32岁，离异，有一个四岁的儿子。去年年末，在宝贝计划做保姆的姨妈告诉她公司正在招聘代孕母亲，于是她瞒着父母来到了武汉。在经历了体检、移植、持续数月服用雌激素、注射孕激素后，进入孕后期的小孔如今独自居住在武汉的一所高层公寓里，有专用保姆陪同并照顾生活起居，按照客户的要求每天喝孕妇奶粉、听胎教音乐、散步、午休。生产之后，她会带着相当于她家庭年收入18倍的约15万元人民币“打工”所得回到家乡，与父母一起照顾儿子成长，并计划开一家家政公司。而一对来自河南的夫妇将迎来一个他们企盼十余年的孩子。小孔说：“他们好像是在银行工作的，做了十年的试管婴儿，还通过输卵管，但一直没成。”
　　吴明静说，她知道代孕母亲背后的故事，“也理解客户的痛苦”。
　　中国不孕不育人口的增加和三十多年来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在积蓄起大量的生育需求，这股需求推动着日益庞大的不育群体通过代孕这种昂贵而复杂的途径生子。然而，参与者在身心健康、经济利益和法律权利等方面缺乏保障，各地卫生部门也偶尔会进行短期严打。与此同时，这个快速发展的地下市场也引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媒体讨论代孕伦理和法律现状，甚至有部分专家建议放开代孕。
　　多家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分别表示，国内对代孕的需求太大，“供不应求”，其中至少有三家表示它们每年的业务增长量在30%左右。虽然无法进行统计，对于每年通过代孕诞生的婴儿数量，业内人士估计在5000到1万人以上。
　　有熟人之间私下的介绍，也有许多小中介甚至个人通过为求子夫妇和代孕母亲牵线来赚取报酬，网络空间更是有很多以试管婴儿、代孕为名的聊天群提供了个人之间进行合作的渠道。还有越来越多像宝贝计划这样的公司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产业化地生产宝贝。
　　据估计，中国约有千家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像宝贝计划这样成规模的约有二三十家。但《纽约时报》所接触的六家代孕公司，多数都因为担心被查而拒绝深入其公司了解代孕业务，或不愿透露姓名。
　　1986年中国大陆诞生第一名试管婴儿不久之后，利用这种技术的商业代孕就开始出现，至今已经诞生的婴儿数量在10万名以上。在中国大陆，经过批准的医疗机构可以合法开展试管婴儿手术。但2001年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前身为卫生部）颁布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包括试管婴儿技术在内的使不育夫妇妊娠的医疗辅助手段——的开展只能用于确实证明无法自然受孕的夫妇，有需要的夫妇可以通过捐献获得卵子和精子，但“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然而，正规途径的捐精捐卵存在诸多限制、需要排队等候，也并不允许对捐献者进行挑选。
　　卫生部门会定期联合其他执法部门打击代孕。上月底，就在武汉的《楚天都市报》报道了当地的代孕市场后，当地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打击，一家当地代孕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已经暂停了业务”，但不便透露更多。大部分其他公司的情况尚不知。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卫生部门可以吊销参与代孕的医生和医疗机构的行医资格和执照，并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但法律界以及代孕公司纷纷表示，作为部门法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并无法对医生和医疗机构以外的个人和公司进行长效监督。
　　研究生命法学的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刘长秋说，“2001年卫生部在制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规范时参考了国外的做法，并结合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对这种行为作出了禁止，但那时的不孕不育比例还远没有如今高。”尽管许多发达国家以法律形式禁止代孕，但包括印度、俄罗斯等国以及美国50个州中的多数都认定代孕合法，还有像泰国等一些国家无任何相关法律，商业代孕市场十分红火。
　　一些代孕机构会借助于一些暗地里开展试管婴儿手术的私立医院进行移植，另一些代孕机构则开设了自己的地下诊所与有资质的医生合作。
　　还有一些为了规避国内的法律风险、追求更高的利益，也开始向海外拓展——安排客户进行海外代孕之旅。宝贝计划在2008年成立以后在国内开展代孕，但他们介绍说，正在逐渐向海外转移业务。
　　宝贝计划负责营销的经理和股东黄金来说，公司是以医疗咨询的经营范围成立的。在2012年底年开始与一家泰国曼谷的医疗诊所合作以后，宝贝计划已将在国内所禁止的取精卵并移植到代孕母亲子宫内的手术过程全部转移至海外。28岁来自云南的黄金来说：“打比方，我们要是在这里赌钱，那是非法的，约好去澳门赌，那就是合法的，等于我们犯罪现场不在中国，目前这不被视为犯法。”
　　黄金来称，客户只需在国内与宝贝计划签订一份医疗咨询的合同，支付1万元人民币的定金。之后客户和代孕母亲飞去泰国，在签订正式合同之后开始手术，并在等到代孕母亲初步确定怀孕后飞回国内。在国内，代孕母亲通常会用客户的名字在私立医院挂号，方便在婴儿的出生证明上直接登记客户的名字，便于日后报户口。
　　黄金来说，如果能一次成功，公司可从一次代孕服务赚取约15万元的利润，代孕母亲可以赚到15万元的佣金，其余则由这条生产线上从泰国诊所、照顾代孕母亲的保姆，到生产的医院等各方参与者分享。对许多来自社会底层的代孕母亲来说，如果不是代孕“她们一辈子都不会知道15万是什么样的”。
　　在同一楼层软件公司、保险公司、电话营销公司的包围下，宝贝计划在武汉光谷技术开发区的办公室并不起眼。如同许多讲究风水的中国企业一样，前台一侧放着一个招财用的鱼缸，里面养着价值不菲的风水鱼红龙鱼。“一条要在两万左右，”黄金来说。在其中一间，六、七名工作人员正忙着回答网上的各种咨询。
　　登录公司的网站可以看到，左侧有一排聊天窗口可以点击进行在线咨询，公司也有自己的微博账户和微信账户进行推广。由于代孕的隐私性，网络成了许多人投石问路的地方。
　　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社会对不育家庭的压力和偏见，客户比身份不合法的代孕中介更加低调。黄金来说，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很多客户在合同完成之后失去联系，电话不再能打通。黄金来还说，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请人代孕，百分之六七十的女性客户会买假肚子装怀孕，还会随着月份增长购买相应大小的假肚子，“甚至会假装孕吐”。
　　黄金来说，宝贝计划自成立以来已帮助一千多例客户得到孩子，每年的业务增长都至少在30%。在它所有客户中，约有85%的客户因为各种身体原因无法生育，有9%是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孩子又过了生育年龄无法生育，有1%是同性人群，还有5%原因不明。
　　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生殖医学中心教授乔杰2010年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称，中国内地不孕不育发生率已由20年前的3%提高至12%。而人民网在2014年1月的报道中引用了一场生殖医学高层论坛发布的数据，称这一比例已增至12.5%到15%。“国内确实有需求存在，”刘长秋表示，并且还会不断增长。和许多人一样，刘长秋将不孕不育的发生归结为“我们吃的、喝的、用的，包括房屋装修带来的污染，加上工作压力带来的焦虑。年轻人一毕业就要考虑买房，开始不愿意要孩子，等到想要的时候，因为身体的原因却不能生了”。
　　然而，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刘长秋说：“延续血脉的重要性使得很多本身不能怀孕的妇女为了保住婚姻而采取代孕的方式”。黄金来说，“中国人很传统，生儿育女是必须的，养子要防老。”如果没有孩子，那么丈夫“一个可能离婚，一个找小三生孩子，一个是找到我们公司。”
　　还有一些富裕的夫妇会通过各种途径绕过在中国实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过了生育年龄却不得不求助于代孕。计划生育政策在近年来已开始松动，并最终于2013年底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但刘长秋说，“很多妇女想生育但年龄已经大了，自己生风险太大或者已不可能”。
　　49岁来自上海的张女士1992年生下唯一的女儿后响应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再生。四年前的一天，张女士18岁的女儿在学校自杀身亡，“放学后就没有回来，我一点都不知道，还烧好晚饭等她回来吃”。失去女儿后，她感到“别人都有完整的家庭，我觉得自己边缘化了，有一种自卑感”。
　　她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同命运的人，加入了一个“失独家庭”的网络社区。想要孩子“但发生我们这种事的夫妻中，女性的年龄往往都比较大，不能生了”。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张女士通过网络搜索代孕公司，最后找到了黄金来的公司通过手术将捐献的卵子和她丈夫的精子成功结合并移植到代孕母亲的体内。很快她将再次成为一名母亲。“我觉得会再看到我的孩子，会看到我的孩子再回来一样，比一点没有血缘关系要好。”
　　对于张女士这样过了生育期卵子质量下降的女性，捐卵需要另外根据捐卵人的学历、相貌、身高支付三到五万元人民币不等，一些来自名校、高学历、外表出挑的捐献人会要价10万。张女士先从宝贝计划的资料库中根据血型等条件对捐献者进行挑选，并面试了符合条件的两三名捐献者。
　　黄金来说，宝贝计划提供的许多精卵子捐献者都是在校的学生，“多数人为了零花钱，少数为了学费，个别人是觉得自己的基因好”。除去大约10%的中介费，捐献者一次能赚取两到三万元人民币。他说，为了便于在泰国诊所进行取精取卵手术，宝贝计划的许多捐献者都是泰国的华裔。每年需要捐卵的客户占所有宝贝计划客户的20%左右，捐精的每年有一两例。
　　除了提供全套的代孕服务，宝贝计划也提供只介绍代孕母亲，或介绍代孕母亲直至其怀孕的服务，不负责对代孕母亲的管理。
　　《纽约时报》所接触的六家代孕中介中，多数工作人员表示代孕母亲自愿为了经济报酬而出租子宫，他们否认这是对女性的一种剥削。而他们所雇用的代孕母亲中多数生活在社会底层、受教育程度不高、离异、已生育。
　　对于生活在云南山区家境贫困小杨来说，代孕似乎是她唯一的选择，24岁的她正在经历第二次代孕。
　　2011年，小学没毕业的小杨正在为了身患肝癌的父亲四处筹钱，这时她得知村里有个外出打工的姐姐回来给家里盖了房。小杨说，“我去问她，她告诉我怎么赚到钱的，我就记下了一个号码。”几个月后，她拨通了这个电话，告诉家人在武汉找到了工作便一个人来到了这里。
　　然而父亲在小杨怀孕不久后就去世了，她却因为当时正在用雌激素和孕激素保胎而无法回家。由于代孕并非自然怀孕的过程，代孕母亲需要从准备移植到胚胎稳定的期间服用雌激素，并注射孕激素黄体酮。“单胎75针，双胎85针，每天一针，”黄金来说。“一旦她回去，停针停药可能孩子就保不住了，意味着另一个家庭就失去了一个孩子。”
　　但与此同时，代孕母亲们也在承担相应的健康风险。北京北医三院妇产科的黄鑫医生指出，短时间内大剂量注射黄体酮可能会引发血栓等健康问题。此外，黄金来坦言，在能够筛查性别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出现之前，由于一些客户想要男孩，怀了女孩的代孕母亲唯有打胎。
　　小杨在2013年1月为一对来自上海的夫妇生下了一名健康的男婴，从此没有任何联系。她说：“毕竟在我肚子里十个月，是有一点感情的，但怀孕期间，公司里的人一直跟我谈心，我了解到小孩子跟我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我也不可能要去找他，或者看他，也从来不会这样想。我觉得他和他家里人一起应该更好。”
　　小杨拿着赚到的15万元人民币回到了老家，满心以为能够改善家人生活，也规划着与男友结婚，没想到好赌的男友输光了她的钱。
　　今年年初，小杨在得知母亲患上宫颈癌后，再次拨通了黄金来的电话。“我想让我妈多活几年，把病治好了。也想为别人生一个宝宝，”怀孕两个月的小杨说。“你看，我的肚子已经圆圆的了。”
　　黄金来说，公司通过一些私人的关系和其他的一些中介来寻找代孕母亲，相比小杨这样的未婚女性，公司愿意雇佣已经生育过的妇女，“最优质的是离异妇女，自己本身有孩子，不会要这个孩子，对生产也不会太恐惧”。
　　由于需求大，代孕母亲供不应求，黄金来说，排队的客户往往并没有挑选代孕母亲的机会。但也有一些公司为了取得竞争优势而开始从海外招募更低廉的代孕母亲。
　　国内最早一家成立于2004年的代孕机构在山东潍坊分公司的李经理说，他们两年前开始从越南招募代孕母亲，一方面满足排长队候补的客户，另一方面提供的代孕服务价格也相对较低。越南代孕母亲由于收取的佣金较低，客户选用她们所支付的价格要低将近10万元人民币。
　　李经理说，国内市场代孕母亲的价格水涨船高，而且“中国代母不好管理，有些拿到一些钱就跑了”。公司曾尝试从柬埔寨、老挝等其他东南亚国家招聘，后来李经理与早年做“越南新娘”——介绍越南妇女与中国男性结婚——中介业务的一位商界人士建立了合作，开始利用后者在越南的网络寻觅代孕母亲。
　　去年年底，30岁越南籍的阮女士从朋友那里得知一家中国的代孕公司正在寻找代孕母亲，经过了体检、签订了合同之后，她于今年年初来到中国。像该公司其他从越南招募的代孕母亲一样，在注册了语言课程后她拿到了可在中国停留一年的留学生签证。她小学毕业、离异，在胡志明市与母亲和两个女儿一起生活，依靠在小市场卖青菜养家，每月收入几百万越南盾（100万越南盾约合300元人民币）。
　　今年2月份，她在山东潍坊通过翻译接受采访时说，“主要是家里面困难，想来赚点钱。”按照合同规定，她将获得一笔10万元人民币的“代孕佣金”，以及每月2000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希望拿这笔钱回家做点小生意，照顾两个女儿长大。”
　　此时，阮女士居住在潍坊市中心的一处公寓里，同住的还有另两名同样来自越南、同样面对不幸婚姻和经济压力的女子，有保姆照顾饮食起居。“每天就是休息，也会看看电视”，虽然她还听不懂一个字。
　　然而，当地警方在4月份开始了对外国人非法居留的打击，持学生签证的越南籍代孕母亲或离境，或被遣返，李经理的公司从此停止了所有的越南妇女代孕业务。
　　李经理说，“她当时已经怀孕了，也只好堕胎。当然最后孩子没有出生，我们也只能给她一定的经济补偿。”但由于联系不到阮女士，无法进一步核实情况。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显示，每过几年就会有类似的打击行动展开，因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涉及法律法规、公共政策和医学伦理，属于限制使用的医疗技术”。
　　但黄金来表示，这类行动一般只能查医院，无法触及中介机构，即便是最近的打击也影响不到像他们这样已经将医疗业务转移至海外的公司。只是由于代孕母亲多数已生育过，他担心计生部门查处。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刘长秋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对多数代孕机构都鞭长莫及，导致代孕泛滥。“《管理办法》只能针对医院和医生，对更多的代孕机构鞭长莫及。代孕中介的行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算不上违法。”
　　尽管各地对代孕时有打击，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公布几例对客户、代孕中介或参与黑市代孕的医疗人员的处罚。其中广为人知的有广州的八胞胎案。
　　2010年广州一对多年不育的富商夫妇借助试管婴儿技术，雇佣两位代孕母亲，加上妻子自身成功怀孕，共生下四男四女八胞胎，2012年底在媒体曝光之后引起轰动，广东省有关政府部门宣布该对夫妇超生，并处以高额罚款。
　　刘长秋称，因为此事的曝光，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去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代孕的打击。其网站显示，北京和深圳警方分别查处了非法代孕机构。去年三月，北京市卫生局联合公安、药监等部门对北京卓越医疗美容门诊部超范围执业、涉嫌违法违规开展辅助生殖技术和实施代孕的行为进行了查处，吊销了该机构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对相关责任人加以处罚，但并无更多细节。
　　刘长秋表示，3万以下的罚款与代孕的利润相比微不足道，“公布这样的处罚措施只会鼓励代孕机构”。
　　北京查处的卓越医疗美容门诊因其医疗美容的性质，尚属卫生部门管辖范围，但更多的代孕机构都是以生活美容、甚至医疗咨询的经营内容注册的。刘长秋说，在卫生部门的突击联合执法行动中，因为无明确管辖部门，甚至出现了“敲不开门，最后只能请来公安部门出面的情况”。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2013年在全国抽样3000位城镇居民调查发现，虽有6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不会选择代孕，但却有45%的受访者表示“政府应将代孕行为合法化、规范管理”，42%反对合法化。中心主任宛柳表示，多数人认为这一现象作为事实存在，需要法律规定来形成制度化的保障。
　　这种打击还是开放的分歧也体现在许多学者甚至官方的讨论中。去年，北京大学生殖医学中心教授乔杰在接受《京华时报》的采访时表示，卫生部已经在向专家征集关于代孕的意见，最快可在五年内放开代孕。但卫生部很快予以否认，表示曾邀请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等领域专家就我国辅助生殖现状进行探讨，大多数专家认为代孕会带来法律，伦理和道德问题，因此卫生部将继续依法严厉打击代孕等违法行为，并进一步研究论证相关政策问题。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彬认为，上述案例证明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由于其位阶较低，既无法禁止代孕的存在，更无法对其有效管理。他认为，生育权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包括不孕不育者的生育权，应通过立法来保障。“委托人是有生育权的，可以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来实现他们的权利。”
　　王彬认为应该对代孕市场采取有限制的合法，并制定规范对代孕过程进行监管与控制，因为现有规章的有限性导致了一个法律的盲区。“如果不主张代孕合法，就很难保障代孕母亲的权益。”他表示，由于代孕契合了中国传统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及“血脉传承”的需求，中国人对代孕更能接受。但只有将代孕合法，才可以“实施包括政府备案等措施由政府监督代孕的实施过程。在监督中才能保障代孕母亲们作为受雇佣一方的相关权益”。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代孕违背伦理和法律规范，这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多数国家禁止商业代孕的原因。“但妈妈帮女儿代孕、姐姐帮助妹妹代孕这样的无偿帮助值得鼓励，”他说。
　　而刘长秋认为，不育的需求完全可以通过收养来满足，而目前中国需要的则是以更高位阶的法律来更严厉的打击代孕泛滥、发展无序的现状。他说，“应该将非法代孕罪列入刑法。”
　　在他看来，代孕从伦理上来说违背人性，“代孕生孩子和一般的劳务不同，它的产品是一个婴儿。母子亲情的培养和建立并非主要依赖于亲缘，而更多是一种过程。在怀孕过程中的感情投入，会使得代孕母亲与婴儿产生亲情”，而最后以金钱为代价带走孩子无疑会对代孕母亲造成伤害。
　　不过代孕公司却表示，代孕满足人们的需求，其存在不可避免。宝贝计划的吴明静认为这是“一份爱心事业”。当然，这也是一份赚钱的事业。大专毕业的吴明静两年前辞去了公立医院护士的工作加入了宝贝计划，月收入从之前的两千多增加到现在的五千多。
　　对预产期临近的小孔来说，代孕似乎是一个双赢的交易。“做这个能帮我缓解我的经济情况，也能帮助客户。”但她无法否认这份生意是有代价的。小孔依然每天会与儿子、家人通电话，但将近一年没见他们。“儿子也没有什么话跟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