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山顺着上海法租界一条林荫道向我走来时，正朝他反方向散步的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妻立刻停下了脚步，回头看着这个即将与我共进午餐的人– 他就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家喻户晓的外国人，当然也是在中国最出名的加拿大人。 

这对夫妻跑过来，拍了拍大山的肩膀，似乎不敢相信他们眼前见到的这个人，并要求与他自拍。大山微笑着同意了，他灿烂的笑容对于千千万万看着他在电视上表演长大的中国观众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大山’其实是个很土的名字，就是那种当你不识字会给你孩子取的名字，”大山解释说。“就像比利.鲍勃这个名字一样。”

“大山”这个名字起源于1988年他出演的一个电视短剧，当时的他还在念北京大学。制片人起初想要寻找一个中文很好的外国人来主持一场歌唱比赛，并且最后选中了从多伦多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的大山。而让大山一炮而红的机会接踵而至。在一次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春晚）上，他出演了一个小品，讲的是一个聪明的农民夜归应付其老婆的故事。在中国，春节收看春晚是一个传统。当晚有5500万人看了他的表演。

大山就这样诞生了。从80年代开始， 他以一口流利的汉语 和他对中国的热情为他带来一份稳定的职业。他主持过无数节目，出现在电视剧和广告中，为许多产品背书–从加拿大北电网络配件到萨斯喀撤温钾肥。他成为加拿大从布莱恩.马尔罗尼到让.克莱蒂安再到史蒂芬.哈伯执政时期主要的贸易代表。他还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带领加拿大体育代表团进入会场。

那对年轻夫妇请求同他自拍只是大山在中国有名的一个很小的代表，他的名声从中国平穷动荡的80年代就开始了，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当这个国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大山特有的优势使他对中国的见解独具魅力。然而正当他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大山选择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脱口秀。

而在此之前，他差点就彻底放弃在中国的事业了。

最坏也最好的中国

这是十月的一个周六下午，大山在上海热闹的拳击猫酒吧里与我见面。此时的他正坐在舒服的椅子上，很放松。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高，看起来也不像有50岁。我们都点了汉堡和店里精酿的淡啤酒。

在为千万电视观众表演以后的大山打算在脱口秀这条路上重新发掘自己。他选择在拳击猫家酒吧与我见面是因为随后他将在附近一个很小但很有情调的地方表演。

“这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大山自嘲道。“我知道大家会怎么想，‘这个老演员想要东山再起’ 这看起来有点可悲。但我真觉得如果我把这件事做成功了，人们才会真正记住我。”

大山转型做西方脱口秀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肯定很难理解。多年以来，他穿着各式各样的大褂在电视上说着连中国人自己都难懂的相声，并以此红遍大江南北。名气使大山出现在中国各大媒体和广告中，也让他做了教育项目和文化咨询。这样的成功让大山进入一个他自称为“文化大使的阶段” – 为东西方搭建桥梁。大山是上海2010年世界博览会加拿大的名片，加拿大前总理史蒂芬.哈伯也称他为加拿大在中国的友好大使。

现在，大山希望中国观众能理解他转型作西方脱口秀文化的代言人这一幽默。“这是我骨子里的文化，”他说。“也许我会失败。但谁知道呢。如果我做成了，这才是我将来留下的遗产。”

大山学习汉语的历史要追溯到1979年。在他的家乡渥太华的邦克街上，大山从和他一起在照相机店工作的中国难民那里开始学习中文。这个难民教了他一些词汇，他自己又买来书和磁带学习。第二年，他进了多伦多大学，父母曾劝阻他学习中文，说要学的话应该出国再学。就这样，他念了哲学。

“在第一堂课上我就睡着了，”他说。“在第一学期的第一堂课我就睡觉，这绝对不是一个好迹象。我就想，‘我不会告诉我父母的’ – 我直接就去把哲学专业注销了，重新选择了中文。”

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后，大山轻松进入了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交换生项目。但就在他来到北京不久，八九风波爆发了。

当中国处于革命爆发的边缘时，大山的同学们罢课到天安门示威游行，接下来这次事件变成了暴力对抗。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亲眼目睹了中国最好和最坏的两面，”他说。“那些美好的、令人振奋和充满光明的，以及那些丑陋的、黑暗的，全部都展现在人们眼前。它就一场震撼人心的演出。而随后那扇帘幕关上了。”

六四事件以后，许多外国人都离开了中国，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强应的制裁，大山处于一个危险而艰难的境地。他的事业才刚起步，他之前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中文上。但他决定要留下来继续在中央电视台，这个中国当时唯一的电视台上表演。

“那就是大山的原罪：当所有的人都离开了的时候，大山留下了，”大山说。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这同时也把我定格成为那个时代的观众的记忆。这是其他外国人不懂的。那些离开了的外国人被看作只是来中国享乐的。在中国人看来，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悲剧，而你留下了–这很重要。这个人没走，这个人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当我问起在做脱口秀时如果触及社会和政治批评，他是否比起做中国喜剧更有优势，大山很坦诚。

“中国人不在乎来自西方的批评，”他说。“因为这一直都有。”

他认为世界从2008年开始改变了。当中国用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它实力的时候，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这对于有些国家来说这次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秩序。对于他的脱口秀是否触及了政治敏感话题的问题，他补充道：“西方的脱口秀在一些人看来是很反动的，那在中国要怎么做呢？但我想说的是，正如杰瑞.宋飞的喜剧一样，它不是反动的，它是从真实生活中来的。”

捡起那些未完成的

大山现在一半时间在中国另一半在加拿大。他把五周左右的时间花在旅途上，然后回到他在安大略省纽马基特（多伦多北边的一个小镇）外的农场，这是他从90年代起就没改过的习惯。

就在我们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曾经几乎都要彻底离开中国了。

“五月的时候我快要放弃了，实话告诉你，”他温和的说。“就是放弃一切。”大山去苏州参加一场重要的表演的时候，当地政府–也或许是警察，没有人能知道–把表演取消了。观众已经到场了，大山还准备上台向观众表示道歉说表演临时被取消了。

“你知道吗，有人说现场已经有便衣警察了，他们就等着你上台，然后拍照、录像作为你非法表演的证据，你就等着坐牢吧，”大山说。

他当时不清楚会是那样的结局，因为在中国是否合法，即使对于西方生意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你可能一不小心就越线了，或者惹到了不该惹的人。但很快大山的另外一场演出也被取消了。就在此时他的妻子也被诊断出癌症。大山再也忍受不了了，他和他的北京妻子回到了他们在阿尔贡金公园附近的家，一整个夏天他们都待在那儿。

“直到九月底我才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回中国去，去把那些没有完成的事儿捡起来并且完成，”他说。

一切开始好转。他的妻子手术很成功，他在北京三场演出的票都全部售罄了。

我们一起去看了他的演出。场地比他想象中的要小。大山很受欢迎，他用一个自嘲自己年纪、取笑现场观众的年轻，同时还包括了常见的中国人问外国人的问题的玩笑赢得在场许多笑声。他的玩笑都很轻松搞、温和。而这些笑话都是由大山–这个一代中国观众看着他表演长大的明星–来讲述的，这是理解他笑话的最重要的部分。

他问现场观众有哪些是90后，许多人都笑了。 “我比你们都更早来到这个国家，”他呼喊道，从而引来了更多的笑声。

“我对你们这些年轻人很好奇，”他继续说。 “你们喜欢中国菜吗？会用筷子吗？”

大山个人简历

年龄： 50

出生地： 渥太华

教育背景：多伦多大学本科学位

家庭： 与甘霖结婚，育有两个孩子，均已在大学念书

任命： 因在中加关系中的积极作用被授予加拿大勋章，多伦多大学管理董事会成员

关于成为（中加）商业交往的桥梁： “我目前被夹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我的商业客户们通常来两种背景中的一种。他们要么是寻求国际化视野的中国公司，要么是寻求本地化的外国公司，因为我是一个夹在中间的人，我就是这座桥梁。”

关于喜剧表演： “我花了15年试图远离喜剧表演，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我不仅有点想念那种感觉，而且我过去做过的事中 – 教育的，外交的，商业的，不管什么事，最终只有喜剧表演被人们记住。这正是我所享受的。”

关于中国的脱口秀： “所有那些和我一起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我们都相信从现在起的这十年将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孩子是否说中文： “在家里我和霖基本上是说中文，但是我们对不这件事也不是很较真。我的两个孩子都有很好的语言基础，但是是否让他们进一步学习则取决于他们自己。我并没有跟随我父母的脚步，所以凭什么要求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