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负中国反腐大任的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日前誓言，“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给妄图外逃的腐败分子以震慑”。中国官媒也爆料，指当局已向美国开出上千名贪官名单，寻求美国协助，把他们捉拿归案。由于跨国追人、追赃难度甚高，王岐山的誓言可能流于震慑贪官的政治姿态，对愈加猖獗的贪官外逃趋势，恐难起到“绝杀”作用。

贪官外逃一直是中国反腐的棘手难题。尤其中共18大后，习近平与王岐山铁腕反腐，官场“官不聊生”，巨贪们在绝望下，只好走为上策。例如最新被查处的贪官、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竟搜出人民币上亿元现金(合1600万美元)，这些钱如果早就转移国外，魏鹏远和家人绝不会死守北京，束手就擒。捞饱就跑，或风吹草动就逃之夭夭，成为海外贪官两大类型。

中国海外贪官规模多大？依中国社科院报告，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人数在1万6000至1万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合1284亿美元)。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估算，外逃官员携带出境金额，保守估计1兆人民币(约1605亿美元)。“按照人均携带1亿元人民币估算，要在国外过上比国内更好的生活，必须有雄厚的‘黑金’做保障，不到这个数额级别，他们也不会选择出去”。

中国媒体估计，来美国的贪官约占外逃贪官的半数。以此判断，官方“环球网”披露“千余名贪官”，应仅为逃美贪官的很小部分，或者说，可能只是卷款金额巨大者。

中国社科院今年2月发布“法治蓝皮书”预期，“2014年，腐败公职人员外逃现象可能加剧，特别是前期已经有关系人和资金在境外的公职人员外逃风险增大”。究其原因，是持续反腐高压下，腐败贪官在中国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受贿不再容易隐蔽，所以存在资金需要转移迫切需求，原本不想出逃的官员，也可能学“前辈”们，想出逃海外。

而一旦外逃成功，要追捕就十分艰难。有研究指中国追缉一名逃到东南亚邻国的贪官要花10万美元，而追缉逃欧美的贪官成本甚至高达数百万美元。尤其不少贪官通常拥有多国护照，早已隐姓埋名，更难寻觅踪迹。

中国境外追缉外逃贪官的路径大致有四条，包括引渡、移民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引渡虽然最正规，却对美国等已发达国家很难奏效。中国只与36国签订引渡条约，都局限周边国家，与美、欧、澳等并未签约。美国虽是中国贪官“第一外逃地”，但中国捉拿逃美贪官却无功而返。非法移民遣返作为不具备引渡条件的替代方式，是缉捕外逃贪官的重要手段，但只限个案合作。过去十年间，美国遣返的中国贪官居然仅有寥寥的两例。

异地追诉由于国与国之间法律制度不同，更难达阵。而“劝返”手段对拖家带眷、不顾一切逃亡海外的贪官来说，几乎如缘木求鱼，成功可能性极低。

说到底，海外追缉外逃贪官缺乏“撒手锏”。美中司法部门自2007年就展开追缉贪官的司法合作，联邦调查局国际执行局局长汤姆斯曾公开宣示，中国任何嫌犯逃来美国，只要中国司法部门提出要求，美国也查证确实有犯罪行为，就会“来一个，查一个，遣返一个”。

美国态度看似坚决，却是话里有话，那就是任何案件，都得经美国“查证”，并非中方说了算。而美中之间司法制度和对人权保障制度的认知存在分歧，中国的刑讯、取证以至整个司法体系，很难取得美国法官信任，增加合作的困难，美国于是变成“贪官天堂”，要追缉谈何容易！

中国有舆论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愿把中国贪官遣返，是看中他们拥有大量财富，能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甚至指望培养贪官成“反中势力”。这种看法似流于偏颇。美国讲求法制和证据，中国欲成功让美国协助缉拿贪官，还得真正下定决心、提供证据，而不是怕“物伤其类”，只说不做。中国本身也须堵塞外汇漏洞、有效甄别企图外逃贪官，多管齐下，才是反贪的正途。